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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完《侯宝林评传》心头顿觉畅然，我怕辜负先生嘱托的心结也似乎平复了许多。但样书拿到却又立即沉重起来：此书所论究竟于世何补？半年辛苦又是因何所为？这只是艺术兴衰的历史使然，非人力所能及也。
       照我看来，相声这一形式在今天并未失其生命力，而只是缺乏上一世纪群星灿烂如侯宝林们那样的一批大师级人物。他们当时或许与今天名家遇到过同样问题，只是进取方式并不尽同。诸如，他们对“身被枷锁与心灵自由”这一艺术创作根本问题化解的方式便与今天判然有别。侯宝林们生存在中国历史最为黑暗的时期，除去没有言论自由等人权外，连温饱和生存的权利都没有。但他们却偏要“戴着枷锁跳舞”。“无自由勿宁死”，他们不仅在罅隙中生存，更要在思想自由中超越，平民意识便是由此产生的。于是导致了相声“一要面对生活，二要表达情感，三要塑造人物”这一新兴文学意识的萌生。从而形成了站立前人肩膀、拉开各自距离、形成独立个性的诸多风格流派。
       创作自由和心性灵动不是因宽松氛围而是由社会挤压而刺激迸发的。化逆境为顺情恰是讽刺艺术的生命。当代相声避艺趋技疏远讽刺并不完全是因为社会环境挤压，而恰恰是由于主体意识淡化，或竟是因生存过于轻松、娱乐升平的结果。联系现实有那么多需要我们内省和反思的民族劣根性，自缚的灵魂难道不需要超越和解放吗？
       “喜剧感觉和悲剧情怀”也是侯宝林等先贤们从未剥离过的生活和艺术观。而现今的相声家们革除与“笑”无关的一切衬带却几乎成为共识了。“包袱”乃是出发和落脚点，仅考虑有没有“哏”，有没有可以“就”着吃的“格式”或套路。于是，题材越发狭窄，手段越发贫乏，目的也越发模糊；笑神经因为笑而笑的强烈刺激反而令人麻木了。只为“包袱”连过程也甚至取消，哪里还有生活和性格可言？照我看来，相声乃至一切喜剧艺术，不仅带给我们轻松，还要带给我们严肃；不仅有可笑的“包袱”还要有严肃的思索；乃至连带着人类终极关怀的生命苦涩意味。剥离了悲剧情怀，生活不仅是轻飘的，生命也成为麻木和毫无意义的了。作为一个人与生俱来至少有三种“情结”或“心性”需要昭示：一是敬畏之心，二是感激之心，三只恻隐之心。敬畏心使我们产生信仰，感激心令我们讲求伦理，恻隐心培养我们道德。没了这三心人便不足以为人，世界也不成世界。“喜剧背后是悲剧”这一命题便由此产生。侯宝林他们这一辈虽然并非理性自觉，但却因为忠于生活也忠于自己的性情，于是有那么多历史的画卷和人物的画廊留给我们，相声也因此具有了通俗生动的人文价值。
       “时间经验和空间意识”的关系更是一切文化和学问的依凭。侯宝林的高明之处，就是他一生都用或朦胧或自觉的空间意识去提高、提纯他丰富的时间经验，并用他直接或间接感悟的时间经验去形象生动地丰富他的空间意识，使它们不仅互动并且契合起来。于是，既有历史感又有时代感，存旧而立新，形象的具体性和意识的概括性在他的许多作品里得到完满地统一。它们不仅具有喜剧审美价值，同时产生文化认识价值。侯宝林虽然不是学者，但他有学者的眼光和取法乎上的整和、调试能力。以他的《醉酒》为例，那源自东欧精神病院病人在地上划道儿比赛看谁能从下面钻过去的笑话，经他一改，把地上的一横白道儿变成嘲笑醉汉一竖的手电筒光束，不仅意义丰富拓展了，也同时具有了东方文化内涵和韵味。现在确有许多名家，他们藐视或漠视理性意识的重要，不止一次一时地讪说：别看你《概论》《史论》出了多少本，写一个段子咱瞧瞧！悲夫，这不仅是理性和意识的悲哀，也是他们的先贤侯宝林们无由含笑九泉的悲哀！
       这多话早就说过，《评传》里似也絮烦多次。是为“赘语”，唯望赐教。
       （《侯宝林评传》，薛宝琨著，中国社会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７月版，２８．０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