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引起我的兴趣，纯出于偶然的因素。那是在十年大动乱当中，我和所在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同事，从北京被下放到设在安徽凤阳的“干校”，去接受“再教育”。那儿正好是朱元璋的故乡和曾被他定为明中都的地方，这使我能有机会探寻明中都遗址和同朱元璋有关的历史遗迹，走访当地一些须发斑白的老乡。经过六百多年历史的风剥雨蚀，明中都的遗址只残存一堵破败的城垣和一座鼓楼的台基，同朱元璋有关的历史遗迹也只剩下龙兴寺、明皇陵等为数不多的东西。不过，在当地老乡中，还是流传着许多朱元璋的神奇故事，显示他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和分量。听着当地老乡的诉说，面对颓败的废墟、荒冢、破庙，我深深陷入了沉思：这个没有多少文化的贫苦农民出身的小行童，何以会成为威震四方的农民起义领袖?渡江之后，他为什么能在“地狭粮少”、“孤军独守”的困难条件下越战越强，逐一扫灭群雄，推翻元朝统治?他为什么要选择无论是从经济、地理、军事还是政治的角度讲都不具备建都条件的凤阳作为中都，而在中都营建工程“工将完成”之时，却又弃而不用?他在称帝之前那么善于网罗、招揽人才，而在称帝之后又为什么要那么残暴地屠戮功臣，把当年跟随他南征北伐的淮西将臣几乎杀个精光?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他为什么能毫不留情地惩治贪官污吏，械杀不法豪强?他为什么要把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对中国历史的发展究竟产生怎样的作用和影响?他究竟采取什么措施，来恢复和发展惨遭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他的是非功过交织于一身，究竟应当怎样进行评价?等等。这使我不禁涌起对朱元璋进行一番研究的念头，我对朱元璋的兴趣就是这样产生的。
在“干校”呆了三年后，我被分配到南疆的广西大学中文系教书，尔后几经周折，又调回北京，在中央民族学院(后改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任教。不久，“四人帮”垮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知识分子重新获得从事学术研究的权利，我选择明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要研究明史，首先就得对朱元璋其人其事有个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因为朱元璋是明帝国的创建者，明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是由他亲手擘画和奠定的，他一生的活动对明朝的历史有着重大的影响。而过去存在于脑海里的一系列同朱元璋有关的问题，更激起我对这个历史人物的强烈兴趣。于是，我仔细阅读史学前辈吴晗先生的《
朱元璋传》，并认真查阅了有关朱元璋的各种学术论著。这样，有些问题清楚了，有些问题依然若明若暗，有些问题仍是百思不得其解，有些问题又尚无人涉足，没有现成答案。因此，我决定自己尝试着来解开这些历史的谜团。此后在教学之余，就把主要精力用于朱元璋研究，一发而不可收。经过几多寒暑，翻检史籍，搜集资料，寻幽探微，去伪存真，基本弄清朱元璋各个时期的主要活动，对他一生的功过是非也逐步形成自己的一些看法，先后发表一组论文，辑成《朱元璋研究》的集子交付出版。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开始撰写这部朱元璋的大型传记。
朱元璋一生的经历曲折复杂，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八个阶段。第一个时期是青少年时期(1328～1351)，包括两个阶段：从天历元年到至正三年(1328～1343)，在农村随父母过着贫困的生活；从至正四年到十一年(1344～1351)，入於皇寺为僧，其间曾到淮西流浪了三年多。第二个时期是参加元末农民大起义时期(1352～1367)，包括三个阶段：从至正十二年到龙凤元年(1352—1355)，参加郭子兴起义队伍，由一名普通士卒成长为统率全军的将领；从龙凤二年到十二年(1356～1366)，渡江营建江南根据地，进而击灭陈友谅，逐步走上封建化的道路；从龙风十二年到吴元年(1366～1367)，击灭张士诚，进而开展南征北伐，完成封建化过程，转化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第三个时期是创建明王朝时期(1368～1398)，包括三个阶段：从洪武元年到八年(1368～1375)，推翻元朝统治，奠定明朝开国规模；从洪武九年到二十二年(1376～1389)，加强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统治，基本完成全国的统一大业；从洪武二十三年到三十一年(1390～1398)，诛戮功臣，进一步巩固帝业。这部传记，基本上依据朱元璋一生经历的几个时期，按照年代的顺序来写，以便于读者了解其思想发展的脉络和一生活动的轨迹。不过，考虑到朱元璋在洪武建国后的许多重大活动是交叉进行的，而且有些活动又往往跨越几个阶段，因此明朝创建时期的这部分内容，则按政治(包括内政外交)、军事、经济等几个方面来划分章节，各个章节再按年代的顺序来写，这样可使头绪更加集中，或许更便于读者的阅读和掌握。
本书在写作中力争兼顾科学性和趣味性、学术性和可读性。书中不仅注意写朱元璋本人富有传奇色彩的曲折经历以及时代、阶级的影响所形成的鲜明个性，揭示隐藏在他行动背后的动机，使人物形象丰满而富于立体感，而且围绕朱元璋的活动，又以适当的篇幅叙述元末明初雷霆激荡的政治风云，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以及整个社会由乱至治、经济由凋敝残破到复苏繁荣的历史进程，写出朱元璋的决策对此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从而使读者能以小见大，由朱元璋的一生窥见当时的社会风貌。书中所有历史事实的叙述，都建立在经过审查考订确凿可靠的史料基础上，尽量做到言之有据，不凭空臆测、虚构或杜撰，使结论符合于客观实际。而文字的表述，则尽量做到生动形象，活泼流畅，通俗易懂，使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人都能看懂。但这些设想究竟实现了多少，就只能由读者判断了。
这部朱元璋大型传记从1985年秋天开始动笔，中间时断时续，到1987年秋天写成第一稿。1991年，又用四个月的时间做了一次较大的修改加工，写出第二稿，于1993年6月正式出版，书名叫作《洪武皇帝大传》。当时，中国明史学会前后两任的副会长、安徽师范大学校长张海鹏教授和南开大学南炳文教授，以及上海师范大学吴仁安教授、吉林大学梁希哲教授，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上海技术师范学院学报》《史学集刊》发表书评，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拙著与原有的同类著作相比，“不仅挖掘了许多新的史料，订正了不少史籍记载的错误，而且大大拓宽了研究的领域，加深了论述的深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大传》在行文方面很注意生动形象，通俗易懂，有些章节读起来娓娓动听，婉如在讲故事一样。这样，不但没有降低《大传》的学术价值，反而增强了可读性，达到雅俗共赏的客观效果”，“是继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先生的大作《
朱元璋传》之后又一部有影响的朱元璋传记”。书也很快销售一空，出版社曾多次加印。后来，台湾师范大学朱鸿教授在《汉学研究通讯》第20卷第1期(2001年1月)发表的《近十年来(1989～2000年)有关朱元璋研究之介绍》的综述文章中，将拙著与后出的几部朱元璋传记进行比较后，也认为“以陈著的学术成就最高，论者谓其超越吴晗之作，绝非溢美之词”。所有这一切，都使我深感欣慰，备受鼓舞，觉得自己在朱元璋研究上所花的大量心血并没有白费。
但是，正如三国时代魏人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所言：“世人著述，不能无病。”拙著自然也不例外。书中不仅存在一些校核上的失误，有些史实的叙述也不够准确，特别是由于本书的研究基础是奠立于“文革”刚刚结束不久之时，思想还，未完全解放，对某些历史问题的认识，对朱元璋的评价，还没有完全摆脱“左”的影响。后来，随着史料搜集的不断丰富，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便萌生了增订重版的想法，并开始动手改写了某些章节。但因杂事繁忙，加上写作任务相当繁重，就把增订工作停了下来。2001年，贵州人民出版社的王才禹副编审来访，热情地提出为我出版增订本，这才决心放下其他工作，集中全力进行本书的修改与增补，先后写出了增订一稿和二稿。
这次增订，除了修正初版中的一些讹误，还根据自己新的研究心得，吸收学术界同仁新的研究成果，对某些章节作了较大的修改补充，篇幅也由原先的五十万字扩增到近七十万字，力求使史实的叙述更加全面、完整、准确，对朱元璋的评价更加科学、客观、公正。因与原著有较大的区别，故更名为《洪武大帝朱元璋传》。仔细算来，从1985年秋开笔至今，前后用去二十年时间，如果从着手搜集资料，进行朱元璋研究之时算起，则整整花费了近三十年功夫。尽管如此，由于自己才疏学浅，谬误之处定然不少，热切期望广大读者和史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教。
需要说明的是，初版梓行后，有些熟悉的朋友和读者问起，书中何以未写朱元璋的“文字狱”?关于这个问题，拙文《再论朱元璋的功绩和历史地位》实际上已经作过回答。文中指出：“至于朱元璋大搞文字狱之说，海内外学者早已指出，其论据皆出自明中后期野史稗乘所载之佚闻，但这些佚闻却未见诸官修史籍，且彼此互相抵牾，漏洞百出，实不足信。退一步说，即使明中后期野史稗乘所载佚闻全部属实，它们的性质与触犯封建避讳的案件相似，也不属于文字狱的范畴。所谓文字狱，是用以治思想罪的，应指因文字著述含有触犯统治者利益的政治思想内容而遭受迫害的文字狱案。明中后期野史稗乘所载的那些佚闻并不具有这种特征，称为文字狱显然是过于勉强的。”(《洪武六百年祭》第45～46页，南方出版社2001年版)在没有新的资料发现之前，我仍然坚持这个观点。
(《洪武大帝朱元璋传》上下卷，陈梧桐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版，5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