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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评论]略谈《胡适全集》第一卷所用的底本和第四卷的校勘问题
作者:朱 正

《博览群书》 2005年 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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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著作家出书,常常有一种以上的版本,给他编印全集的时候,应该采用哪一种版本为底本呢?按说,恐怕以采用他生前最后修订过的版本为好,因为这反映出作者最后的见解,反映出他所达到的最高水平。不过也不可一概而论,也有人主张以初版为底本最好。我以为不可拘泥,各个作者及其著作的情况千差万别,还得考虑到环境和条件给予作者的限制,既有后出版本优于先出版本的,也有相反的情况,总之是择善而从;选定一个比较起来最好的版本作底本,以之为基础,再与其他版本进行校勘,写出详细校记,以明各版之异同,从中可以看出作者见解变迁的过程。这恐怕才是一个较好的编辑方法。
       现在以《胡适全集》为例,它在选用底本和各版互校方面,都是有缺点的。先看第一卷。这一卷的内容是《胡适文存》一集,版本很多,《全集》选用了哪一本呢?本卷“整理说明”说:
       收入的这套《胡适文存》以亚东图书馆的1928年版为底本,并参考亚东图
       书馆的1923年版和台北远东、远流版校勘整理而成。这就令人诧异了。为什么不用1930年出版的第十三版为底本呢?1930年1月28日胡适写的《十三版自序》中说,“这一版的校勘胜过以前的本子”。为什么不用这一本而要用这以前的1928年版为底本,我想,整理者假如看到了这个第十三版,看到了这篇自序,当然就会采用它作底本了。很可能是并没有看到它,以致连这篇自序也没有收入本版《全集》之中。可见是在没有收集到足够多的版本之时,就着手编印《全集》了。
       影印本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保存了不少他书信的手迹。按说这些信件按照手稿排印就是了。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信件并不以手稿为底本,而另据不负责任的印本录入,以致出现了一些错漏,假如采用手稿为底本,就可以避免此弊了。
       再说第四卷的校勘。这卷的内容是《胡适文存》四集。书前“整理说明”中有这样一段:
       1953年12月台北远东图书公司将其改名为《胡适文存》四集,与《胡适文存》《胡适文存》二集和《胡适文存》三集一起合印出版。合印前,胡适对其中一些文章作了一些修改,改动最大的是《{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另外胡适还在一些文章中加了一些按语,这些按语有些是对自己以前一些观点的修正。
       这就是说,整理者是看到了台北远东版的,是看到了远东版上的按语,并且知道作者有些按语是对自己以前观点的修正。可是奇怪的是,这些修正,有的还是十分重要的修正,竟丝毫没有反映在经过整理的这一卷《全集》之中。读者从这一卷中看到的,只是作者修正之前的旧观点,根本不可能知道作者的观点已经有了改变。这样的整理,对于作者和读者,都不太负责了。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胡适文集》,其第五册包括《胡适文存》四集在内,却是据台北所出各种版本仔细校勘过的。现在且从其中摘出一点例。(所注数字,都是《全集》第四卷的页码。所称“远流本”指1986年台北远流出版公司出版的《胡适作品集》。“手校本”指1968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影印出版的胡适手校的《神会和尚遗集》)
       属于改正旧版错误的。例如《说儒》中的:
       “道家”一个名词不见于先秦古书中,在《史记》的《陈平世家》,《封禅书》,
       《太史公自序》里,我们第一次见着“道家”一个名词。(73)“远流本”已将《封禅书》改正为《魏其武安侯列传》。
       又如《荷泽大师神会传》中有“弋阳在今江西弋阳”一句(299),“远流本”已将它改为“唐弋阳郡在今河南潢川县。”
       又如《{醒世姻缘传)考证》中有一处引语说:“母生于崇祯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申时。”(416)“远流本”此处有按语:“适按:崇祯那有十八年?”
       补充旧版所说的,就更多了。《说儒》:
       据《檀弓》,司徒敬子是卫国大夫。孔子在卫国,还为人相丧礼,我们可以推
       想他在鲁国也常有为人家相丧礼的事。(31)“远流本”此处有按语:“适按,伪书《家语》也采孔子相司徒敬子之丧的故事。”
       同一篇里“……我们真不能不感觉到‘君子儒’与‘小人儒’的区别是很微细的了!”(38)紧接在这下面,“远流本”增补了这样一小段:
        《先进篇》“赤尔何如”一段,赤所谓“端章甫,愿为小相焉”,也是“相礼”之一例。《乡党篇》有“君君使摈”一章,也是“相礼”之一例。适之——(1953.10.7)同一篇里:
       ……鲁国的统治阶级那时已注意到孔子的声望,并且注意到他的家世;说
       他是“圣人之后”,并且说他是“圣人之后”的“达者”。(44)“远流版”此处有按语:
       适按,《论语》十二,“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此可以解释“达者”“达人”的普通意象。同一篇里说到:
       所以我们读孔门的礼书,总觉得这一班知礼的圣贤很像基督教《福音书》里耶稣所攻击的犹太“文士”(Seribes)和“法利赛人”(Phari sees)。(87)“远流本”此处补有:
       天主教新译的《福音》皆译作“经师”和“法利赛人”。“经师”之名远胜于“文士”。适之。
       在《校勘学方法论》一文中,“十三世纪之初,周必大校刻《文苑英华》一千卷。,’(153)一句之后,“远流本”有按语:“适按,周必大死在1204。”
       同一篇里:
       王念孙《读淮南内篇》的第二十二卷,是他的自序,“推其致误之由”,列举普
       通误例四十四条……(159)在“远流本”里,增补了些文字,成为这样:
       王念孙《读淮南内篇》的第二十二卷,是他的自序[作于嘉庆二十年乙亥
       (1815)),“推其致误之由,则传写讹脱者半,凭意妄改者亦半也。”列举普通误例
       四十四条,……
       《陶弘景的(真诰)考》一文中说:“顾玄平即是顾欢,……是一个有大名的道士”(168)。“远流本”在“是一个有大名的道士”句前有按语:“适按:永明元年,世祖征顾欢为太学博士,不就。485为永明三年,或稍早。他死在永明前期,则无可疑。他墓上木连理,地方官图表上,世祖尚存。”
       同一篇中,“陶弘景与顾欢先后同时”(173)一句之后,“远流本”有按语:“适按,顾欢死在齐世祖(武帝)永明中,约在485,即永明三年。”
       《楞伽宗考》一文中有一段《续僧传》的引文,其中说:“行人者,四行,万行同摄’,(217)。“远流本”此处有按语:“适按,‘四行’皆是头陀行。此一点,我当初还不曾了解。”在这一大段引文之末,有“……为除妄想,修行六度,而无所行,是为称法行。”(218)“远流本”此处有批语:
       《师资记》说不误。“六度”之中,禅定一度包括“头陀”行。道世在六六八作
       《法苑珠林》,其述禅定,特别详述头陀行。可见在七世纪时,“禅”的定义实包头陀,似是楞伽宗造成的风气?适之——1952.7.31
       同一篇里:
       ……在达摩的晚年,达摩已很老了,慧可只有四十岁,所以上文说“年虽在
       后,而锐志高远”,本不误。《楞伽师资记》误作“年十四”,《历代法宝记》(敦煌出土,有巴黎、伦敦两本,现收入《大正大藏经》第五十一卷)作“时年四十”,可证
       《续僧传》不误。(220)“远流本”此处有按语:“适按,后来神会见慧能,也是‘年四十’,传讹‘年十四’!”
       同一篇里有一段引文,其中说:“故迷悟一途,愚智非别。无名作名,则是非生矣”(221)。“远流本”此处有按语:“适按,此是无名,假名之说。”
       同一篇说到“道宣撰《续僧传》”(229),“远流本”此处有按语:
       按《唐书·经籍志》有道宣的《续高僧传》二十卷[注:起梁初,终贞观十九
       年),《后集续高僧传》十卷。又另有道宗《续高僧传》三十二卷。疑是道宣之讹。适
       按,此最足证明道宣原书本分两期写成,原分二集。后人合为一集,故其分合编
       制多可议之点。适之——三十二,二,十八。
       同一篇里写到弘忍的卒年,引证了玄赜的资料之后,说:“玄赜自称当日在弘忍门下,他的记载应该可信。”(245)“远流本”此处有按语:“《唐书》一九一《神秀传》也说弘忍死在咸亨五年,与削币资记》同。”
       同一篇里说,“玄赜所记弘忍传,有一点最可注意,就是弘忍临死时说他的弟子之中有十人可传他教法”(245),“远流本”此处有按语:
       《宋僧传》八,《金陵法持传》,“时黄梅(弘忍)谢缘去世,谓弟子玄赜曰,后传
       吾法者,可有十人,金陵法持,即其一也。”此人不在玄赜所记十人之内。但法持
       是牛头一系的巨子,本传记他上承惠方,下传智威,与李华所记牛头世系相合。
       大概楞伽宗本是修头陀行的,牛头与双峰本都是头陀苦行,其地域又相近,故其
       同出一源很不足奇怪。法持[死在长安二年,七O二]遗嘱“令露骸松下,饲诸禽
       兽”,可见其宗门风气。
        同一篇里说到“严挺之作《大证禅师(义福)碑》”(252),“远流本”在“大证”之后,有按语:“适按,《唐书》一九一作‘大智’?”
       本版《胡适全集》的这一篇完了之后,是半页白纸。(256)“远流本”这里却增补了这样两段:
       参看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页二六四”二七一。
       他说达摩、慧可以至法冲的“南天竺一乘宗”的“玄旨”乃“大乘空宗”,故道
       宣说,“磨法虚宗”。他说,《楞伽经》“所明在无相之虚宗。为百八句即明无相”,虽
       亦为法相有宗之典籍[中已有八识义],但其说法,处处着眼在破除妄想,显示实
       相(页二六五)。他有一长段专讨论我说的“神会把《金刚经》来替代了《楞伽经》
       的说法(页二七O—二七一)。
       适之
       《荷泽大师神会传》谈到神会的卒年,“《宋僧传》说神会死于上元元年(760),年九十三岁。”(267)“远流本”此处有按语:
       我近来颇主张神会死在肃宗废除年号的“元年”(762),《宋僧传》说他死在
       “建武月十三日”,最可作我此说的有力证据。(看我跋《宋僧传》的神会传)适
       之——1958.8.8
       同一篇里说到“慧能死时,神会年已四十六岁”(268),“远流本”在“神会”之后添加了“[生于总章元年(668))”一句。
       同一篇里有一处从宗密的《禅门师资承袭图》里转引《祖宗传记》里的一段引文(268),“手校本”中,这段引文之上有批语:
       《祖宗传论》似即是韦处厚说的《坛经传宗》(下75)之“传宗”。亦即是独孤沛
       所说的《师资血脉传》。
       适之
       同一篇里说及神会到南阳讨债的事:
       又记神会“问人口债”到南阳,见侍御史王维,王维称“南阳郡有好大德,有
       佛法甚不可思议。”这都可见神会曾在南阳;因为他久住南阳,故有债可讨。
       (271)“手校本”将这一段改为:
       又记神会在南阳见侍御史王维,王维称“南阳郡有好大德,有佛法甚不可思
       议。删去了有关讨债的内容。
       同一篇里有一段李邕作《嵩岳寺碑》中的引文:
       达摩菩萨传法于可,可付于璨,璨受于信,信恣于忍,忍钟于今和尚寂。(《全
       唐文》二六三)(273)“手校本”添了四个字,改为
       达摩菩萨传法于可,可付予璨,璨受于信,信恣于忍,忍遗于秀,秀钟于今和
       尚寂。(《全唐文》二六三)并注明加字的依据:“据《文苑英华》八五八补。此处脱了四字,故无神秀,当校之。”
       同一篇里有一段李华作天台宗《左溪大师碑》中的引文(281),“手校本”在这上面有一段批语:
       李华尚有①《大德云禅师碑》,②《中岳越禅师记》,当参考。独孤及《昆陵集》
       九有《镜智禅师(璨)碑铭》,其铭有云“二十八世迭付微言”,自注云“自摩诃迦叶
       以佛所付心法递相传至师子比丘,凡二十五世,自达摩大师至[璨)禅师,凡三
       世,共二十八世”。此说与李华说又不同。独孤作碑似在大历七年(792),或稍后。
       同一篇里有一处《宋僧传》中的引文,讲的是度僧以筹军饷的事(300),本版《全集》用作底本的“亚东版”有“僧税缗”一句,漏落一字,《全集》编者补一“百”字,并注明是编者所补。其实“手校本”此处正作“僧税百缗”。在这段引文之上,“手校本”并有批语:“此法起于杨国忠,看《唐书》48《食货志》。”紧接着又有一段《佛祖历代通载》中的引语,“记此制稍详”(300),“手校本”在其上又有批语:
       参《唐书》(113)《裴冕传》又⑩《肃宗纪》记度僧尼在元年十月。又《新唐书》(51)《食货志》明说“度道士僧尼不可胜计。纳钱百千,赐明经出身”。但皆不如《历代通载》之详。同一篇谈到神会“他这一番功绩,自然使朝廷感激赏识”(301),接着引证《宋僧传》中肃宗皇帝为他在荷泽寺中造禅宇的记载。“手校本”在引文之上有批语:“也许‘靠拢了’!”
       同一篇谈到神会的卒年:“但又说‘俗寿七十五’,便又与《圭传》相同了。”(302)“手校本”此处有按语:“适按:我今考定神会死在‘元年’的‘建午月十三日’,即762年,他生在咸亨元年(670)。适之——一九五八,八,四”
       同一篇里说到《坛经·坐禅晶》中“看心”、“看净”都误作“著心”、“著净”。(307)“远流本”此处有按语:“适按,‘著”看’二字,似宜细酌,当再校之。”
       《{坛经)考之一》一文中,“远流本”有三条作者按,不引了。只说这篇之末(325)“远流本”还有三百多字的增补:
       《曹溪大师别传》作者似是《别传》中的“上足弟子行滔”的弟子惠象。
       《别传》尾有“上元二年广州节度韦利见奏僧行滔及传袈裟入内。孝感皇帝依奏。”孝感皇帝即肃宗。上元二年为七六一。下文又说:
       乾元二年(759)正月一日滔和上有表辞老疾,遣上足僧惠象送传法袈裟入内。……四月八日后对。滔和上正月十七日身亡,春秋八十九。此处误置“上元”于乾元之前。
       下文又有乾元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敕书。乾元三年(760)闰四月已改上元了。下文又有“宝应元皇帝送传法袈裟归曹溪敕书,‘永泰元年(765)五月七日永泰元年(765)去建中二年(781),只有十六年了。故我疑心“七十年后”的悬记,正是惠象自己的悬记。此《别传》也是他伪作的
       适之 1961.1.8夜
       《(坛经)考之二》,谈日本京都堀川兴圣寺藏北宋惠昕本《坛经》影印本,“此可证此本尚未经契嵩的改窜。”(334)“远流本”此处有按语:
       廿八祖的改定,已见于《景德传灯录》。我当时主张今本《传灯录》的廿八祖次第与名字,可能都是后人用契嵩来追改道原?《传灯录》无北宋传本,故此问题不易有定论?山西赵城出现的“金藏”《宝林传》的二十八祖已与《传灯录》相同了。很可能的,晚唐时代已有人改订二十八祖了。适之——四九,二,五夜
       《(醒世姻缘传)考证》一文中列举了蒲松龄的著作目录,在《富贵神仙曲》(418)之后,“远流本”上有胡适的“后记”:
       我读了世界书局印出的《聊斋全集》,是路大荒编校的,其中收了《磨难曲》(二五三—四三一),又收了《富贵神仙》(五O九—六OO)。这是路君的疏忽,他不知道《富贵神仙》是初稿,《磨难曲》是后来放大改作的定本。碑阴说《富贵神仙曲》,后变《磨难曲》,我的解说大致不错,但我没有知道“后变”二字不但是题名的改换,实有内容的大改动。《富贵神仙》只有九十二页,《磨难曲》则扩大到一七九页,增加了一倍的篇幅。内容也大有进步,最精彩的是篇首《百姓流亡》《贪官比较》两篇,古今无此大文字!
       这个蒲松龄著作目录中还列有“东郭外传件(朴社铅印本)”(419)一种。“远流本”此处有批语:“路大荒说,《东郭传》是千乘遗民邱澂翠(二斋)作的。胡适后记。1951.3.19”。
       《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中说:“此可见此本正是当日缺六十七回之一个本子。六十四回亦缺。”(421)“远流本”此处有按语:
       适按,六十四,六十七两回写尤二姐与贾琏,与凤姐的辣手,故是作者用心之作,写成最后,似是因此。(六十四回写黛玉作“五美珍”,后写贾琏送“九龙珮”给尤二姐。六十七回上半回似是杂凑,下半写凤姐知道尤二姐的事,是很重要的半回。)
       以上所举的这些增补,都很重要,如果一个《胡适全集》的读者没有看到这些材料,会很觉遗憾的。比这些增补更重要的,还有胡适纠正自己在旧本中的误说的那些按语,这些是更应该印人《全集》中的,可是本版《全集》中都没有。
       例如《〈四十二章经〉考》中有一段引自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讲义》的引文(193),“远流本”此处有按语:“适按,汤君后来定本,已大改动。他不信竺法兰之说,以为此系后起之说。”
       在《荷泽大师神会传》中引《历代法宝记》,说慧能死后,“太常寺丞韦据造碑文,至开元七年,被人磨改,别造碑文。近代报修,侍郎宋鼎撰碑文。”(275)“亚东本”在这几句引文之后,胡适说的是“这也是虚造故实,全不可信。”本版《全集》也就是这样印的。殊不知道这是他没有去查阅赵明诚《金石录》之前所作的断语。后来他看到了《金石录》,就纠正了旧说。“手校本”删去了“这也是虚造故实,全不可信。”这两句,改为:
       宋鼎撰碑,也是神会争法统时期的事。《宋僧传》的《慧能传》记“会于洛阳荷泽寺崇树能之影堂,兵部侍郎宋鼎为碑焉”。赵明诚《金石录》七,第一千二百九十八件是“唐曹溪能大师碑”,注云“宋泉(鼎)撰,史维则八分书,天宝十一载二月”。(碑在邢州)《集古录》目作天宝七载。“远流本”此处还有按语:“适按,宋鼎撰碑文,也是神会居洛阳荷泽寺时的事,见《宋僧传》。”
       “手校本”在这前后颇有增删,不能一一备举。总之是胡适纠正旧奉误说不少,《全集》却没有将他这些见解上的进步和成熟反应出来。
       这一篇里谈到《坛经》的文字,说“《神会语录》里没有这样有力动人的说法,也许真是慧能在时的记载。”(312)“远流本”此处有按语:“我错了!那时没有得见《南阳和上》的《坛语》。适之——1958.8.8。”
       以上只是见于《胡适全集》第四卷中的一些例子。真不知道其他各卷中是不是也有类似情况。希望在下一次付印之前,能作一次认真的校勘才好。
       《胡适全集》中的重复补遗
       《〈胡适全集〉中的重复》在《博览群书》今年第4期刊出之后,我又发现以下一些重复的书信。见于《胡适文存》四集的还有:
       致顾颉刚(第4卷第619页,第24卷第31页)
       见于日记的还有:
       致许世英(第30卷第194页,第23卷第458页)
       致金钢钻报社(第31卷第321页,第24卷第1页)
       致张轶欧(第31卷第321—322页,第24卷第2页)
       致黄忏华(第31卷第584页,第24卷第3页。按:此信作于1930年,误编入1929年。
       致高梦旦(第31卷第587页,第24卷第30页)
       致杨杏佛(第31卷第640页,第24卷第44页)
       致《教育杂志》编者(第31卷第685页,第24卷第50页)
       致《时事新报》记者(第31卷第734页,第24卷第53页)
       致某报记者(第31卷第777页,第24卷第56页)
       致赵少侯(第31卷第780页,第24卷第57页)
       致蔡元培(第31卷第787页,第24卷第58页)
       致蔡元培(第31卷第805页,第24卷第61页)
       致胡汉民(第31卷第813页,第24卷第64页)
       致陈布雷(第32卷第22页,第24卷第74页)
       致陈布雷(第32卷第30页,第24卷第77页)
       致蒋梦麟(第32卷第86页,第24卷第80页)
       致罗隆基(第32卷第507页,第24卷第244页)
       致张季鸾(第32卷第512页,第24卷第264页)
       致胡建中(第34卷第597页,第26卷第356页)
       致雷震(第34卷第602页,第26卷368页)
       致中央日报编辑(第34卷第615页,第26卷第387页)
       致夏涛声(第34卷第784页,第26卷第774页)
       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第34卷第260页,第19卷第5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