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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仅在阅读历史，更通过历史去反思。”六七十年代，法国的左派和极左派一直不停地考察拉丁美洲的战斗情况以维持他们的革命梦想。
       步枪打下来的社会主义
       1959年1月，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大胡子军在马埃斯特拉山区与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顽强斗争了两年之后胜利抵达哈瓦那，这个结局对于《巴黎竞赛报》来说无疑是漂亮而上镜的。然而，古巴岛并没有引起法国政治阶层的多大兴趣。由于一开始就呈现出改良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色彩，古巴革命就像是一场具有民主中央集权性质的左倾民族独立运动。
       让一保罗·萨特和西蒙娜·波伏娃是第一批被邀请到古巴观看新制度是如何给社会深层进行洗礼的重要的法国知识分子。1960年2月至3月，他们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在一个基本都是农民的岛上发掘在他们看来是由民众真正自发的热情造成的、可作为榜样的直接民主。年轻人身着橄榄绿军服，时刻待命，有些部长还不满三十岁。一场土地改革开始了，它将质疑美国对占古巴本土财富创收第一位的食糖的操纵，革命即将来临。同时，55岁的萨特也被他们的魅力征服了：“恕我大胆，我得说我遇见了我的接班人。”他把古巴蔗糖种植园主比作在阿尔及利亚的移殖民，他在《法兰西观察者报》和《法兰西晚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把这阵“蔗糖风暴”描写成田园诗般的景象，这一描述激起整整一代人的幻想、并燃起他们直接奔赴该地亲眼欣赏美景的愿望。
       实际上，直到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反卡斯特罗远征军侵占古巴岛的企图被彻底粉碎的猪湾战役的前一天，即1961年4月16日，卡斯特罗才宣布了古巴的这场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但是古巴模式已经具有标志性，因为，它首次表明革命在没有共产主义者或反共产主义者的情况下也可以取得胜利。
       古巴。一种革命梦想
       从此，在对哈瓦那充满好奇与同情的友好的外籍军团中，充斥了来自法国的杂七杂八的知识分子、艺术家、作家、经济学家和电影工作者。那时，人们还不把他们叫做左派分子，虽然他们也同样非常前卫。他们人数不多，但每个人都充满传奇色彩，总是引得别人议论纷纷。
       弗朗索瓦·马斯佩罗三十年后说：“今天，也许人们很难理解古巴革命对这一小撮欧洲活动分子来说代表着什么，但这却是那时影响极为广泛的思潮发源点。”
       从1961年起，对于某些人来说——特别是对于想要逃离平庸、灰色生活的年轻人来说，“去古巴游历”的时代开始了。他们同马斯佩罗一样，希望找寻“一个别样的社会，一个没有权力、名望、财富法则的社会”。例如美术系大学生、巴黎郊区未来的建筑设计师罗兰·卡斯特罗；感到欢娱的画家希内；永恒的反抗者阿尔芒·加蒂；还有不少将来转向托洛茨基主义的大学生们。另外还有一个师范大学的年轻学生雷吉斯·德布雷，当反卡斯特罗军队的入侵威胁到古巴岛的时候，他与朋友医科学生贝尔纳·库奇内自发地到古巴驻巴黎大使馆提供国际援助。不懂任何西班牙文的德布雷还用3个月的时间对马埃斯特拉山区的农民进行扫盲，并努力学习在吊床上睡觉。
       还有，也许是更有用的，一小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农艺技术员也被古巴的革命和土地改革吸引而来。勒内·杜蒙是第一个提醒卡斯特罗要反对凭意志行事的即兴演讲，抵制农业合作中的财务混乱的人。尽管收效甚微，但是夏尔·贝特兰教授仍尝试向切·格瓦拉解释不可回避的价格与信贷的原理。他的学生，古特曼和伊兹·约瑟阿则花了好几年时间在田里帮助古巴人种植他们的农作物。
       最后还有炽热的阿妮娅·弗朗哥。她在电影工作者若里斯·伊凡的鼓励下开始给在“加勒比珍珠”拍摄的多部电影撰写影评。与古巴人同吃同住生活了一年之后，她带回国一本最生动的纪实文学作品，在书中，古巴节日被描绘得有声有色。这部由声色犬马、肉桂香气、恰恰舞乐和欢声笑语交织而成的作品始终伴随着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社会主义式的征服。混血女人们一边扭腰摆臀，一边高唱“冠军菲德尔，你吞下了鲨鱼”。以此来庆祝革命军在海滩上战胜了山姆大叔所遥控指挥的雇佣军。
       然而在法国，根据“特别权力”，杂志《游击队员》报道古巴的专刊于1961年被停刊。同时，克里斯·马尔盖的电影《古巴，好样的》被审查处禁止上映。
       1962年在古巴发生的“导弹危机”中，赫鲁晓夫无视卡斯特罗的意见便直接向肯尼迪让步，同意拆除安装在古巴岛上的核导弹。由于美国的经济封锁，古巴与东欧国家签订出售蔗糖换取石油的协议。这些事件都表明古巴对莫斯科的依赖日益增加。
       切，切，切……
       1965年，切·格瓦拉出发前往“世界的另外一些地方”继续战斗。在他神秘消失之前，这位古巴革命的二号人物还请菲德尔注意萨特主编的《现代》杂志上一篇题为《卡斯特罗主义，拉丁美洲的长征》的文章。文中，作者中肯地分析了基地战略的前景，认为该战斗的核心便是在大陆的崇山峻岭中安置革命“家庭”。菲德尔对这篇文章十分欣赏。他邀请年仅25岁、刚通过教师资格会考的作者雷吉斯·德布雷到哈瓦那来。菲德尔像对儿子那样对待他，并让霄吉斯成为他的传令官。
       根据这段经历。德布雷在1967年写出一本文字辛辣的百页著作《革命的革命?》。该书首先在古巴印了二十万册，然后马斯佩罗出版社又把这本燃起整整一代人的激情的书当作游击队之歌付诸出版。德布雷陪伴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森林建立的基地生活了五周，写完这本书后他就被政府军捕获了。德布雷被投入了监狱。审判轰动一时，戴高乐亲自请求当局宽恕德布雷。尽管作为被告德布雷为自己进行了精彩的辩护，他还是被判处了30年监禁。真是荣耀啊!
       在此期间，格瓦拉也被捕了，1967年10月9日他被玻利维亚的敢死队员冷酷地杀害。格瓦拉变成一个传奇，一个第三世界革命基督受难的神话。
       此时，当皮埃尔·戈德曼(法国军队的逃兵，他自己还以此为荣)在哈瓦那悲恸得难以自持的人群中听到卡斯特罗宣布“英雄游击队员”的死讯时，吓得呆住了。巴黎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流着泪水唱起了烈士之歌。很快，切·格瓦拉的头像被绘成招贴画印在了T恤衫上，对于追求个性的所有年轻人来说，这就是圣像。这位头戴镶有金星贝雷帽的大天使用他那神秘的目光照亮了索邦大学、澳德翁剧院，以及整个1968年的五月风暴。他成为战斗的口号，学生们在游行中也高声呼喊着“切，切，切!”
       1968年8月初，塞尔日·瑞利和阿兰·盖斯马尔来到古巴向古巴人民解释1968年五月风暴的意义。古巴人几乎没什么时间，也没什么兴趣听他们的讲解。8月23日，菲德尔赞成苏联出兵侵略捷克一事对他们来说犹如当头泼下的一盆冷水，即便是法国共产党也不敢赞成这种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