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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新美利坚帝国》一书在坊间流传已有一段时间，而且上了不少媒介的排行榜，然而这些似乎都已不重要——我指的是，在围绕《新美利坚帝国》一书已引发不少不大不小的争论、人们对“帝国”一词各表情愫之后，一本书里究竟说了些什么，反而已无关宏旨了，而值得思考的是阅读者的不同反应。
       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是，有人认同和支持张西明先生的解说，对美国的“帝国化”极尽厌憎之能事，认为大多现世之恶缘于美国之因；有人则完全不能接受对美利坚民族的“帝国”定性，认为美国乃是人类“正义”之化身。这两种态度和立场的冲撞是显明的，一个罪恶累累的美国形象和一个惟善无恶的美国形象，同时出现在当下中国的话语场，而且对美国到底是“恶”还是“善”的追问并没有停息的迹象。这多多少少流露了我们看待“中国”之外的地缘空间时所具有的自然倾向。
       战争不因被中国公众贴上“正义”或者“不正义”的标签而停止住步伐，甚至也不因世界舆论的普遍性赞同或者反对而终结它的意志。这场域外之战，在其进行时虽然制造了一方百姓的心理恐惧和人员伤亡，但并没有如战争的反对者所说的那样发生大规模的屠杀；而在其完成时，一个“专制独裁的政权”，如“自由”“民主”的信仰者们所愿被推翻了，但其后的伊拉克又是一幅什么样的境况呢?“正义”战争言说者们所想象的“民主伊拉克”，还根本没有现出它的踪影，而悲观的观察家们甚至断言：伊拉克已经“越南化”。
       伊拉克战争“不幸”没有被我们所言中，这大概情有可原，反映了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度，谁能准确预言一件复杂事物的每一环节呢!然而似乎又情所难原——当初有人可是以绝对肯定的语气，申明非此不可，或者非彼难为的。当战争过程及其之后的情境，都背离了我们的意愿和设想时，把所有的误解都推给大宇宙的不确定性，也许是最为简单省事的办法，毕竟“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类的确也有很深的惰性，战争结束之后，围绕战争的争论也就都了无下文了，更少有人再关心战争期间的悖反言论，以及对于战争之近远结果的应对。然而，问题其实刚刚开始真正摆上桌面：我们对那场战争及战争发动者的许多认识，显然有很大出入，甚至是漏洞百出的。其中最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呢?
       最近曝光的一件事情，或许对此有些启迪：
       在十个月之前的伊拉克战争中，扮演了坚定的倒萨反恐形象的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经于二十年前作为美国政府的特使秘密前往巴格达，与目下美利坚民族的阶下囚、前伊拉克总统萨达姆握手言好，向其解释美国公开谴责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并不影响两国发展关系，相反，“美国愿意按照伊拉克确定的进程表继续与其改善双边关系，这种意愿并未(因谴责而)减弱”。时隔不久，美伊两国就全面恢复了外交关系。
       美国一家名叫“国家安全档案馆”的研究机构，不久前在其网站上公布的解密文件中所披露的这则消息，对于全球各地的人们，特别是中国公众，无疑是一次很好的了解什么是国际政治的机会。众所周知，去年3月美国发起伊拉克战争，其主要理由就是萨达姆政府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然而，还是这场战争的导演者，在二十年前却对与之打交道的同一个“独裁专制”政府声明：“化学武器是小事，两国关系是大事”。这一立场变化难道表明，二十年前的美利坚民族与二十年后的美利坚民族，在国家和民族的道德修养与战略思维上出现了变异，从前不讲究“文明”“人道”，而现在进化成了“文明”“人道”之邦?
       事情当然不这么简单。一个“不道德”的国家民族，不可能摇身一变，转眼间就“道德”起来，至少这不合人类文明进化的逻辑。因此，把二十年前拉姆斯菲尔德的访伊，及当时美国政府对萨达姆政府使用化学武器的态度，诠释为美利坚民族在道德上低下，并不恰当。在二十年后，同样还是美利坚民族，却又演绎起了“民主”“自由”“人道”守护神的戏剧。
       那么，贯穿两个不同时代的“不道德”或“道德”的线索在哪里呢?伦理主义的视角无法为我们提供前后一贯的解释路径。在“民主”“自由”“人道”的说法之外，实际上，我们应该看到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全球战略和战略运筹背后的战略传统。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战略思维，不是说改变就可以改变的，在言辞、行为表面上的变化背后，可能渗透着具有连续性或者没有多少更改的国家战略追求。事实也正如此，在伊拉克的化学武器问题上，无论是采用赞成、反对还是其他态度，相应于美国的战略需求，都有着一贯而相圆洽的逻辑关联，渗透其中的都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从这个方面来说，1980年代的美利坚，与二十一世纪初的美利坚，“道”未变，只不过实现“道”的方式有所调整罢了。
       有关拉姆斯菲尔德和美国政府的这则消息所提醒中国公众的，是要培养起技术视角，学会从各个国家的自身利益、战略思维及世界政治历史与现状的进路来理解国际政治。由于并不存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世界性权力结构，国际政治基本是非道德化的，将对国际事务的判断简化为道德判断，实不相宜。
       世界政治自有世界政治的逻辑，技术性的战略安排，并不以道德上的考虑为其核心，它首先要询问的是事物处理的效益。因此，中国公众对伊拉克战争及美利坚国度的观察、判断中的问题，并不出在对战争和“帝国”的赞同还是反对，而是在对国际政治的理解方式上。一个事务化的世界是受多重变量而不是只受道德这一种变量来支配的，从技术的角度看，世界之复杂，远不能被一个绝对化的概念体系所能概括。
       以技术眼光代替道德判断，这样的提法恐怕难以在一个盛产道德理想主义的国度立足。直至今日我们仍然感觉到，这个日益复杂的世界还在被简单化逻辑所支配。已成旧事的伊拉克战争，依然值得我们去回想，曾经被认为只有恶而无善的残酷的“最后的政治”，一度曾被新的词语所包装：是行“善”前的“必要的恶”，是为了“人道”，为了推广“民主自由”。甚至那些战争的反对者也使用同样的思维，说战争之所以要受谴责，只是因为它反动了“人道”。更加吊诡的是，那些法国大革命的当代批评者们，一时间却成了新“雅各宾派”的拥护者；那些起劲非难卢梭给晚近世界带来了恐怖的人，也一改前“非”，赞成按照《社会契约论》，让一个“文明国家”来“代表”伊拉克人民行使他们的“公意”，即主权。我们从中不难感受到韦伯所说的“意念之火”，康德所说的伦理主义。在这“意念之火”和伦理主义的身侧，我们又依稀感受到了傲慢——美利坚民族传统的白人种族与文化的优越感，和那些以美国式话语系统发言的东方学生们，在知识上的自封尊贵。这种动辄要“代表”某些人的想法和做法的背后，潜藏着对其他种族、文化的不尊重。包含着多重现实与可能的危机事态与战争，其内在的复杂性就被这种语焉不详又富于煽动的人文化的说辞所严重遮蔽。
       为什么思想地图以如此的方式打开?过多地责难一个年轻、伟大而又缺乏希腊精神的国度，用着肤浅的黑白分明、一分为二的摩尼教式思维打量这个复杂的现实世界是无意义的。需要深入反省的还是我们自身。为什么那些本来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们，会在那时轻易拜倒在自设的框架下，放弃了自主观察这个世界的天职?我们的批判精神是如何丧失的?我们探讨已久的建构主义与经验主义、激进主义与渐进主义、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学理，什么时候、为什么被统统弃之一旁?
       或许，对那场战争的感悟可以是这样的：在无比复杂的事态面前，做一个简单的反战和平主义者没有什么意义。战争确如那些声称“战争有理”的人们所说，有一些战争是可以被允许的，这个复杂的世界不可能完全避免战争。但在一个经历了无数次战争博弈、已经形成了某些被共同认可的文明规则的现代世界，国际政治学说及其实践，业已否决了一些战争的合法性，如“先发制人”式的战争。反对“先发制人”战争的理由很简单，在一个基本仍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政治生态系统中，没有国家感觉到完全安全。那么，按照“先发制人”的逻辑，是不是任何国家都可以以“不安全”为由来“先发制人”，发动战争呢?如果“先发制人”能够平等化，那么，十几年前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悍然入侵科威特，也并没有多少“不道德”。从纯技术的角度看，科威特的石油钻探及石油政策危害了伊拉克国家的经济安全，并非就是一个杜撰。
       甚至也可以认为，一味非难美利坚民族的对外强制性冲动同样没有意义。简单的自由、民主、人权高调多数时候解决不了这个充满随机与可能性的世界的复杂问题。“恶是历史前进的动力”，确有一些“不完美”的强制，存在着它们的合法性。对伊拉克这个曾经生产和使用过化学武器、并侵略过他人家园的国家，是否需要采取某些遏制性的手段来防止它故态复萌呢，答案不言自明。可是，正如不能因为某人犯了罪就可以对他随意惩罚一样，惩罚同样有其限度，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举措才有着法理上的正当性，也只有这样才更有利于世界的相对和谐。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不得不养成足够的耐心，在逐步改良中培养并获得更多的和平与安宁。对萨达姆政权采取威慑与遏制的既往方针、并在确信伊拉克国家基本消除威胁他国的意图与能力之后，解除对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制裁，逐渐将它引向“正常国家”行列，也许是最合国际安全的一个办法。在把伊拉克引向“正常国家”这件事上，所需要的更多应该是技术上的考量，否则极可能事与愿违。
       中国式习惯性“正义”判断，暴露的乃是中国公众在放眼中国之外的地缘空间时，存在的知识与理念局限。事实上，在国际政治动力场中，所谓“绝对正义”或者“绝对不正义”，根本就无法构成一个真命题。世界现有冲突与矛盾，大都有其历史因缘，在“善”与“恶”的简单框架内，是找不出问题的合理答案的。近半世纪以来一直绵延不已的巴以冲突，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绝好例证。以色列的无度武力引人诟病，巴勒斯坦的“人肉炸弹”让人皱眉，人们指责以色列走上了军国主义，也有人痛斥巴勒斯坦是恐怖主义家园。这两个民族的两种过度反应，从道德的视角看都无道理而言，可是，如果深入到这两个民族各自的生存经历，从历史、技术的进路来看，一个曾经惨遭屠杀、差点被灭种的民族，在劫后重生时还常有着生死恐惧、并因此而极端性地捍卫自身的生存，是可以理解的。而一个原本有着自身生存空间、安享自由的民族走上“恐怖主义”，也不能就把过错归结于他们自身，如果没有欧洲人历史上对犹太人的迫害和杀戮，犹太人又怎么会义无反顾踏上“返乡”之路，占领已属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并激起后者的强烈反抗呢!在巴以双方的血泊中，有着欧洲人的一份罪过。那么，解决他们之间的争斗，当事者克制无疑必要，而欧洲及世界其他力量从中斡旋调解的责任也不可推卸。
       伸张世界政治的自洽性逻辑并不意味着是在“反道德”。然而，在政治的层面上，道德判断的效用是有限的。国际政治有国际政治的展开逻辑，道德有道德存身的原则。在人类生活的这两种逻辑之间，我们需要区分其适用范围。从世界政治的“内在理路”看，美国攻打伊拉克，并不存在严格的“合理”或“不合理”道德分际；而从道德的理路论，伊拉克战争“文明”“人道”与否，也难以清楚辨别。在部分中国公众一定认为伊拉克战争是实践或违反了“人道主义”的时候，他们是以道德性逻辑取代了国际政治逻辑。
       对延续至今的伊拉克事态，和越来越清晰的美利坚“帝国”倾向，支持、反对或者持中立态度，哪一个国家和人民都有权根据自身的利益来作出权衡、评说，根据自身的立场选择姿态。但是，态度的取舍究竟是以什么样的逻辑作为预设，却事关各个国家民族的政治成熟程度。当某一地区的公众和精英，普遍性地习惯于对国际事务进行道德判断或跟随于某些政治实体的道德宣扬的时候，不仅不利于建立合理的国际政治观，而且，从技术性的历史主义进路看，还会违背事物发展的本有逻辑，从长远来看，妨碍法理道德原则的真正确立。今天中国公众对待诸多国际问题或者“外国的月亮肯定比中国圆”式的道德美化，或者一有风吹草动就网络民族主义极端化话语无休无止，都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
       一个半世纪前，魏源编译《海国图志》，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自那以来一百余年过去，成熟稳健的世界观念还没有完全化为这个东方国度精神状态的一部分。这既需要我们以足够的心智予以反思，也要以宽容的心态来对待这种幼稚，在乎和而非情绪化的讨论中对它作出驳难、提醒。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这种幼稚，会影响到我们将以什么样的方式看待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