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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七十年代末根据瑞士科幻作家冯·丹尼肯(E．von D·niken)一本讲宇宙文明的小册子《众神之车》改编的电影《想往未来》传人中国，那时“文革”刚刚过，其内容让我激动了好久，我后来又找来该书仔细读了一遍。如今书中的内容泰半已忘却，印象仍然深刻的是欧洲人于十八世纪发现距智利二千多英里的太平洋中的复活节岛(Easter lsland)上有六百多个重五十多吨的巨石像，而岛上居民不过三千，没有任何资源可以利用，这些巨石像是怎样从岛的一端到另一端，岛上的原住民已不知晓，作者认为石像乃宇宙生命所制造。随后这个无稽的故事在大众传媒中流传渐广。
       复活节岛的巨石像究竟是不是地外文明所为，我并不关心，重提这个话题是因为最近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的一本史书中又读到了它。作者在全书的开篇就引证了新的研究成果指出复活节岛的巨石像是人力所为，它们从岛屿的一端运到另一端不过就是圆木运送，到1600年，岛上的树木全部砍伐殆尽，复活节岛的文明就戛然而止。这就是英国历史学家克莱夫·庞廷(Clive Ponting)在1991年出版的《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A Green History Of the World：TheEnvironment and the Collap8e Of GreatCivilization)第一章“复活节岛的教训”所讲的故事。庞廷本人是威尔士南部的斯旺西大学(University College，Swansea)的高级讲师，是知名的全球环境政治史的专家。该书由Sinclair-Stevenson Limited出版，曾名《绿色世界史：自然、污染、与社会的瓦解》，1993年企鹅出版社改成现在的副标题后又再印。当时伦敦的《观察家报》评论该书时说：“如果说在这样一个主题上，有一本书可以激励热心者，平息批评者，唤醒无知者，那么，这就是此书。” 一、人类历史的二次转变 看看庞廷的书名就知道这并不是一本传统意义上的历史书。在我们习惯的阅读经验中，中外“历史”的本意都是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由于人类行为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历史的宿命色彩和阅读的情趣，人们尽管以之“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太史公自序》)，但真正借镜历史教训的人却并不多。科学的胜利使实证主义大行其道，“历史”也自认为是一门社会科学而主动地变成了政治工具，寻找规律和历史进程的逻辑性成为“历史”的主要任务，这也使得现代的历史读本枯燥无比。学者们当然希望改变这种状态，像反对实证主义历史观的柯林武德(R．G．Collingwood)就把“历史”定义为思想史，尽管他本人希望跳出寻找历史普遍规律的圈子，·但并不否认历史只是研究人类的活动。庞廷的书打破了历史仅仅是人类的单边行为的模式，环境首次成为叙述的中心。我想，如果有什么“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研究，该书是可以厕身其中的。
       在当今的社会中，“绿色”绝对是一个政治正确的符号，但还没有人从绿色的角度来尝试写人类文明的历史。我们从庞廷的《绿色世界史》中却看到，人类文明的进程第一次没有成为史家称赞的对象，它只是环境史的陪衬，绿色才是该书的主角。作者自己不无谦虚地讲，其著作在学术上不敢称有原创性，但是在他所阅读过的大量史书中，并无一位作者有一个特别的“绿色”视角。作者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注意环境与人类文明的关系，经过二十多年对环保事业的支持之后，作者发现“那些‘绿色’命题已经不再仅仅是自然界的状态问题，也必须包括像对资源和能源的使用、贫富分配、人们如何对待他人、以及人们如何看待他们所继承下来的这个世界等等这类核心问题”(《前言》)。比如上面所说的复活节岛的文明衰落就是因为当地的部落在竞争中发展出了一套复杂的石雕“阿胡(ahu)祭”以消磨时光，结果导致了岛上的树木资源耗尽和生态灾难的连锁反应。他写作此书的基本目的并不是希望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只是希望在历史的语境中提醒人们注意，“历史”并不仅仅只能从人类的角度来观察。 庞廷认为人类历史的百分之九十九对环境没有发生什么影响，这个时代约有二百万年。真正对环境起作用的是人类历史上的二次大转变；农业转变和能源转变。一个发生在新石器时代末期，一个发生在十七世纪工业革命和科学开始的时期。
       有关农业的转变，以往的考古学的证据倾向于认为是偶然栽培植物的优势提供了更多的食物以使农业蔓延开来。但是后来的研究却发现，野生粮食的营养远远高于驯化的品种，且在产量上也毫不逊色。例如，以色列的野生二粒小麦一英亩产量有2500到4000磅，已等于中世纪英国的小麦产量。墨西哥野生玉米只要3．5个小时的采集就足够一个人吃10天(44页)。有学者认为，农业革命的发生使得人类不必花费大量时间觅食，有了更丰富的营养(R．J．Braidwood，“农业革命”《农业考古}1993年1期)。但是从非洲布须曼族(Bushmen)的昆人(Kung)那里的调查发现，昆人有84种植物、54种动物可以食用，与现代人的食谱相比，种类、热量、蛋白质全部超过，而满足生存需要的工作时间一周只有2．5天(24页)。在作者看来，与采集和狩猎相比，农业决不是一种容易的选择，它的惟一优势是在小面积土地上提供更多的回报。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变呢?作者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冰河后期的气候变迁带来的植被变化、二是在10000年左右世界人口突破了400万，这是当时人类社会维持采集、狩猎生态系统的底线。庞廷认为这个变化不能称为“农业革命”，它不是人类为了定居有意采取的方式，而是漫长而无目的的积累所致。
       农业的出现使人类社会走上了文明发展的不归路。农业转变在人类文明上的意义是引入了食物私有的观念，剩余的粮食可以供养神职、官吏等非农业人口，历史成为“剩余的粮食产出的获得与分配，似及用它来干什么的历史”(61页)。不过在庞廷眼中，这场转变却是人类对环境施加影响的开始：植物的多样性和永久性植被被单一庄稼取代；土地营养循环被人工施肥扰乱；土地涵水结构被灌溉损坏。书中举证了苏美尔和埃及等许多文明的例子。例如：公元前3500年，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小麦、大麦产量相当；到前2500年小麦产量只有粮食产量的15％，前1700年已经没有小麦产量了。原因在于小麦只能承受土壤含盐0．5％，大麦却可以在二倍于前者的土壤中生产。灌溉盐碱化导致粮食的减产使苏美尔文明最终崩溃。尼罗河的定期泛滥是埃及农业的屏障，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为了大规模出口棉花到欧洲，在当地建立了第十个人工灌溉系统，仅仅四十年；农：田就彻底盐碱化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为防洪涝又修建于阿斯旺高坝(坝高110米)，人类这种看似科学理性的行为其最终结果是使尼罗河附近失去淤泥的农田只能使用昂贵的化肥维持产量，把埃及农业真正的基础彻底毁灭了。
       比起农业的转变而盲，十七世纪后期开始的第二次转变一能源转变才涉及到这本“绿色历史”的核心。在农业社会中；所有使用的主要能源如人力、畜力、水力、风力乃至木材都可以再生，因此农业的转变在生态环境上看仍然是具有可逆性的；环境尽管有所破坏，但是发生影响，的时间则是漫长的，加之世界各地文明都有“天人合一”之类的意识形态，以征服自然为目的的人类行为多少受到了抑制，农业与环境损坏的关系也不那么明显。十七世纪工业的出现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微弱平衡，它首先造成了传统木材燃料的紧缺，其次是开始使用的不具可逆性的矿物燃料(煤炭)，使人类行为与环境破坏的因果关系一下子就清楚了。比如在美国，十九世纪的每座鼓风熔炉毁掉250英亩森林，俄国阿尔汉格尔(Archangel)附近的一家年出口1000‘吨的钾碱厂，每生产一吨钾碱消耗1000吨木材(305页)。在英国，工业化迫使煤炭这类不能再生的能源成为支柱，从1800年到1850年，其煤炭产量由1000万吨增至5000万吨，1900年达到2．25亿吨，伦敦也成为第一个遭受大气污染的城市，而这一年世界煤炭的消费等于毁掉了3个英国面积大小的森林，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用木材支持工业化生产(310页)；到二十世纪，石油、核能依次登场以维持人类现代化的消费水平，但是它们和煤炭一样都有致命的弱点：不可再生性和污染性，同时它也造成了环境损害的不可逆性。
       能源是工业化的血脉。根据·1987年世界环发组织布伦特兰，(G．H,Bmndfland》委员会报告中的数据，全球性变暖、城市工业大气污染和环境酸化这三种大气污染皆拜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的能源所赐；而核能的危害在切尔诺贝利的核灾难中更是令人触目惊心，它在数百万年后仍有核辐射危害的核废料问题。如果按照，1980~1995年能源消费水平4．1％的年增长率，就能造成2020年的地球显著变暖，(我们共同的来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15~59页)。如果说气候变暖还只是慢慢影响人类的话，能源燃烧造成的环境酸化就确实发生在我们周围；矿物燃料的燃烧和硫化铁矿的冶炼是酸雨之成分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的主要来源。庞廷在书中提供了一组数字，1860年世界二氧化硫约1咖万吨，1910年5000万吨，1970年达到1．5亿吨，其中大半是24个西方工业国家排放的。之后，二氧化硫排放继续增加，但主要的排放国家变为苏联、东欧和中国。其结果是河流、湖泊的生物逐渐灭绝。以世界环保做得比较好的北欧为例，有2000多个湖泊被严重酸化，所有湖泊的1／4不再有任何生物(390页)。
       把农业的转变和能源的转变当作人类历史上重大事件不是新观点。人类学中文化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莱斯利·怀特(Leslie A．White)就曾指出，文化是一种利用能源的机制，农业革命和燃料革命就是历史进化的二个关键，只要太阳可以为地球提供燃料，文化就将继续推进、(《文化的科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347~75页)。庞廷的观点与怀特截然相反，他说：“工业化世界仍依赖于不可再生的资源，这显然是固守着几千年来对待木材的习惯和期待，将后来的矿物燃料也看作似乎不可耗竭”(320页)。在他看来，人类历史的两次转变或者说进步都没有计算环境损耗的因素，第尸次转变的后果见诸于复活节岛文明的衰落。第二次尚在发生当中，结果如何他虽然没有讲，可是读者心里都很清楚，庞廷本人实在是不喜欢怀特等人乐观的文明进步观。
       二、人类韵发展是理性的吗?
       在当今的历史著作当中，像庞廷这样不谈政治、军事、生活史等等而以生态破坏为中心的历史著作是非常少见的。不知是不是受到柯林武德的影响，庞廷在书中专门讲到了环境的思想史(笫八章)，除了质疑人类历史的进步神话之外，他严厉批判了“欧洲人看待自己周围的那种(即人类是世界的主宰)思想方式”(180页)，他从思想史的角度重新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使全书的绿色主题得以深化。在我看来，这是该书的最大的一个特点。
       在西方的历史上，有两个令我们神往的时代。这就是雅典时代和文艺复兴时代，所有的教科书都称它们是摆脱愚昧走向文明、张扬理性旗帜和以人为本的时代。雅典
       时代的意义在于确立人类的崇高，人甚至有了与神平等的地位。色诺芬(Xenophon，前430~前354 BC)借苏格拉底的口说到，众神是为人的利益安排一切，人比其他动物更高贵，(《回忆苏格拉底》商务印书馆1986年，28~30页)。亚里士多德甚至说一切生物为人而生，乃至于对它进行战争也是自然正当的行为(《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25页)。这种思想在西方哲学中一直被认为是科学和理性的来源。当然还有《圣经·创世记》中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人类让其征服地球的观点与之配合，共同形成了日后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西方主流思想。文艺复兴时代包括随后的宗教改革的各种进步思潮所强调的都是人类中心论。
        在农业文明时期，这种理性认识至多停留在思想层面没有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多少作用。在十七世纪工业革命开始以后，这种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表现为理性主义的进步史观，在它的麾下聚集了许多令人仰止的思想大师，他们的思想唤醒了人类自身的主人意识，却在征服自然、“人定胜天”的口号下消解了人们对破坏环境的负罪感，其负面作用至今仍然在继续。被庞廷批判的思想家首当其冲的就是培根和笛卡尔。培根是西方第一个具有科学气质的哲学家(罗素语)，他的《新工具》是名副其实的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宣言。而笛卡尔则是西方近代哲学的始祖，笛卡尔的二元论逻辑和机械主义强化了人类的主人意识。他们二人的共同点都是强调人类的理性与科学是支配世界的工具。庞廷认为笛卡尔的影响更大一点，主要是他的“碎片式的世界观——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体系的单个部分上，而不是有机整体；集中在研究那些构成要素是怎样分别地起作用，而不是它们如何通过竞争和合作来相互作用”(165页)。可以认为，在人类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笛卡尔的哲学是人类忽视事物整体性的思想根源，它直接影响到了更激进的“改变世界的唯物主义哲学”出现。笛卡尔把客体与主观完全剥离的方法在今天西方的思想界已广受批评，庞廷能够从“绿色”的角度来反思，还是比较新颖的。
       在社会史、进化论和经济学等方面，孔多塞、达尔文、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等把人类理性理想化的思想家都受到庞廷的批评。孔多塞说：“人类的完美性实际上乃是无限的；而且这种完美性的进步，今后是不以任何想要扼杀它的力量为转移的；除了自然界把我们投入在其中的这个地球的寿命而外，就没有别的限度”(《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三联书店1998年，2页)。在庞廷看来，这种乐观简直有些好笑，不要说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仍然远远无知，他如果知道发表此书的次年将死于法国大革命的恐怖之中，恐怕就不会对人类的理性有如此的乐观。达尔文的进化论则为人类不顾一切的进步解开了最后一根神学上的道德绳索，一切对自然的破坏和掠夺都变得有根有据。随着工业化的来临，进步史观也好，进化论也好，都具体到解释世界经济的发展上面了。但是所有的古典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问题时都存在一个重大的缺陷，“它们全都忽略了资源损耗问题，而仅仅是处理不同的竞争方之间的资源分配这个第二位问题”(175页)。在我们非常熟悉的政治经济学里面，“价值”里面根本就没有计算过环境资源的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它的核心是认为经济是可以无限增长的，问题只是生产关系的制约，所以调整生产关系“是生产本身实际上无限增长性的惟一先决条件”(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三)人民出版社1975年，440页)。庞廷认为，从十七世纪以来的欧洲各种自诩为科学、理性的世界观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人类置于高于“自然世界”，可以不受惩罚地开发自然的位置上(t79页)。我认为这个批评很恰当。不过到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之后，以人的不断增长的需求为中心的西方经济学就不断被批评，只是目前在发展中国家还难以看到。
       庞廷在叙述人类的二次转变之中对西方经济发展和理性主义的批评又举证了大量的事实。作者描述了欧洲在人口增长的压力下，采用了海外殖民扩张、掠夺第三世界资源的解决办法。在殖民地经济的补充之下，欧洲完成了工业化却造成了第三世界的生态环境灾难(第七章-第十章)。作者特别指出，近代以来，尤其是在亚当·斯密等自由经济学派思想的影响下，世界市场分工和劳动的专门化导致了第三世界原有的多样性生态环境恶化，例如瑙鲁和大洋岛因磷酸盐开采过度陷于毁灭的境地(250页)。另外，他在农业发展和能源消耗问题上引用人类学的材料进行的讨论也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在一般的历史书中，一般在谈生产进步时人们的眼中只有产量的增长和技术的更新，从来不计算环境和能量的损耗。庞廷却利用了丰富的人类学材料重新讨论进步的标准和意义，他指出，从能量的损耗来看，最早期的采集生产的效率最高，对环境的破坏最少但单位面积能养活的人也最少。农业出现到今天形成了以西方的耗能(现代化)农业和东方传统农业的二大类型。从产量技术上看，西方绝对先进，但是从能源使用的效率上看，情况恰恰相反。庞廷给了一组数字，1952年后的20年中，前者投入增加了70％，产量只增加30％，产出和耗能的比率是2倍，而中国和东南亚的水稻农业能源使用效率最高，是50倍(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数据包括了费孝通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云南禄村的研究材料)，原始农业也有20倍(318页)。这里我还可以补充一点，人类学在计算农业成本有一个“绝对成本”的概念，即高产量需要高投入维持。刀耕火种农业每家的年工作量约1000小时，集约农业则为5000小时。学者们认为，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人类最终会选择绝对成本低而不是产量高的取食方法(L，哈迪斯蒂：《生态人类学》文物出版社2002年，52页)。问题是人口的快速增长迫使人类采用以大劳动量的集约农业和新作物的方法，而不是采用传统的杀婴、战争等控制人口的办法。它可以解决暂时的问题，但是牺牲的环境和作物的多样性，其灾难也是人们所预料不到的。
       例如欧洲在1430年到1850年出现影响粮食生产的小冰川期，但人口却在1600年接近9000万，大饥荒随之而来。仅爱尔兰的人口就从1500年的80万增长为850万，翻了10倍。人们解决饥荒的办法是非常理性地从美洲引进马铃薯大规模的种植。马铃薯产量高、营养丰富、生产费用低廉，在十九世纪初，马铃薯的产量占到了当地粮食产量的40％。可没有想到1845年6月马铃薯枯萎病从美国传来，整个欧洲都被波及。爱尔兰3年之内死亡100万人口，另有300万移民美国(112~121页)。今天在亚洲的国家，为了供养庞大的人口仍然以大规模种植水稻、小麦等单一农作物为主，并用农药、化肥维持产量，从爱尔兰的历史来看，谁能相信人类的理性能够保证同样的事件不会重演呢?
       三、在历史的线性发展和环境的可逆性中选择 从《绿色世界史》的整个基调来看，它是从生态学的角度讲文明的发展是环境破坏的直接原因。作者从能量消耗的角度看问题，认为早期社会采集生产的效率最高，对环境的破坏最少但单位面积养活的人也最少，因此他也特别强调第二次转变对环境的破坏作用，从1850年以后出现以农业机械化、化肥、农药为代表的高能农业促进了工业化和人口的激增，大城市随之兴起(第14章)，工业国家的繁荣是与阶级分化、南北对立、城乡对立、就业矛盾以及大规模的全球性污染联系在一起的(第15章、16章)。这种破坏环境的趋势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什么有效的遏止办法。书中列举的大量事实迫使读者思考，人类自身的定位和文明的发展方向究竟是什么?人类的发展是不是理性，人类是不是自然的主人，以及发展是不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庞廷在书中并没有给出答案，但是从他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批评看，他欣赏的是舒马赫(E．F．Schumaeher)、亨德森(H．Hender-son)等非主流经济学家们以适度生存而不是物质享受为目的的“佛教经济学”(179页)。舒马赫是个要求人类克制私利和采取斤斤计较的生活态度的学者，认为人类不能因科技而忘乎所以(《小是美好的》商务印书馆1985年，209页)。在主张科技强国，似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当今时代，这显然不合时宜。
       庞廷虽然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对人类盲目现代化倾向的批判还是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最近我在三峡工作，手边带的书就是这本《绿色世界史》。这项史无前例的工程的确是显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欲望和能力，但我也陷入了庞廷的语境之中而十分的惶恐。我总在想，就没有别的解决办法了吗?从长江洪涝的原因来看，它是人口增长，人与水争地的结果，明清时期传统的解决办法是瓦解围垸，疏通河道。乾隆十三年(1748)，湖北巡抚彭树癸上疏指出，扛汉平原“四周围堤以成垸，在小民计图谋生，惟恐不广。而不知人与水争地为利，水必与人争地为殃，川壅而溃盖有自矣”(《清高宗实录》卷328)。是年，朝廷严令禁止建垸。而现在解决问题的思路则是工业化的筑堤修坝方法，这是理性的吗?那么在人类历史的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我们究竟如何选择呢?这个两难的问题庞廷没有回答，我自己也没有能力来回答。 庞廷这本《绿色世界史》的优点是把历史的主线改成了环境，使读者认识到人类历史的所谓理性从环境的角度看其实是人类的自负和无知。但是，我认为缺点也可能在这里，作者对历史的绿色批判究竟是主张环境的不变还是人类历史的停滞，并不清楚。所以读者会在“发展的现实”与“理想的环境”之间就陷入了困境。另外，作者在批评西方理性主义的时候还缺少了哲学上的深层思考，东方哲学强调“天人合一”和事物的关联性，作者似乎就不在意，仅有一处提到了庄子(168页)。而西方思想界自二十世纪以来的“后现代转向”(PostmodemTurn)这一“告别理性”的重大事件和海德格尔、怀特海、福柯、德里达、哈贝马斯等众多的反思理性主义传统的思想家没有一字提到，使全书的理论深度受到影响，令人感到很遗憾。当然，这并不影响该书为“历史”树立起了环境可逆性之绿色标尺的重大意义，正确与否姑且不论，它至少给读者在判断人类文明进步时，除了“发展”的标准之外，有了多样性的选择。
        (《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英]克莱夫·庞廷著，王毅、张学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饭，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