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傅浩先生发表在《中华读书报》的文章《孔子无友》，以我对孔子的敬仰（尽管我更敬仰庄子）和粗浅了解，一见标题便觉不能同意，因为“说有易，说无难”。细读之下，果然论点与论据之间跳跃太大，构不成因果关系；论证则过于粗疏，没有丝毫说服力。
傅文洋洋洒洒，广征博引，其意为孔子当时，没有一人能够在“总体素质”上与孔子旗鼓相当，因此孔子可以有弟子，但不会有朋友，孔子“不愧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千古一人”。这一论断之大胆，与“世无孔子，万古如长夜”的旧儒狂言仅有五十步之遥。傅先生自己也知道，在论证“孔子无友”之前，当先论证“孔子无师”，否则有高于孔子者，也有低于孔子者，偏偏独缺可以平起平坐的中间一环，天地间宁有是理？于是傅先生先试着来否认任何人有资格做孔子的老师，作为进一步论证孔子无友的铺垫。殊不知即便能证明“孔子无师”，还是无法证明“孔子无友”，正如钱锺书先生虽曾说过“清华大学无人有资格做钱某的导师”，但这不能证明钱锺书不要朋友或没有朋友。
坚信“孔子无师”，是旧儒生自高门户的老题目；宣称“孔子无友”，可谓傅先生独辟蹊径的新功课。传统儒生无视韩愈名文《师说》中言之凿凿的“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宏、师襄、老聃”倒也罢了，因为即便孔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乡党》，以下引文皆出《
论语》，仅标篇名），但谁见过孔子拜师来？然而儒生们无视孔子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非要认定孔子是无师自通的“生而知之者”；更无视孔子说过“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述而》）偏要宣称孔子是“圣人”，就显得对祖师阳奉阴违，过于不敬。世之学者必有师，孔子之好学，有其诸多夫子自道在（《
论语》中俯拾皆是，恕不尽举）：“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孔子之所以最喜欢颜回，也是因为其好学。“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雍也》）我之极反感儒家而独敬孔子，正因为孔子是一个极其谦逊好学且拒绝自我神圣的人。儒生素喜神化孔子，而孔子本人从其生时就拒绝被神化。傅先生是否儒家我不知道，但他从于理不通的“孔子无友”的角度来神化孔子，依然落入了传统窠臼，了无新意。
不过傅先生毕竟不敢无视孔子名言“三人行必有我师”，所以他的“孔子无师”论做到一半有点做不下去，自己也觉得难以自圆其说，读到这里，我猜想傅先生大概会知难而退，这篇草稿只能丢进字纸篓或从电脑里删去了，没想到傅先生居然笔锋一转就敲响了得胜鼓，原来孔子虽然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却“从未说过必有我友”。傅先生的逻辑相当于，某公自传中虽曾提及祖父和儿子，但从未提及父亲（这是完全可能的），所以某公没有父亲。孔子确实没有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友”，但“友道”却不同于“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
论语》首篇开宗明义的两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述而》）难道傅先生也没看见？我对这两句话的庸常理解是：孔子的最大特点，一为好学，故必有师；二为好友，故必多友。旧儒生爱把好学的孔子说成“不学”，理由是“生而知之”；傅先生却把好友的孔子说成“无友”，理由是“空前绝后”，真是为儒学新发展做出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贡献。我想傅先生当不至于强辩道：孔子只说过“有朋自远方来”，却从未说过“有友自远方来”吧？
《
论语》一书中，单独提及“友”字19次，单独提及“朋”字１次，“朋友”连称8次，举其要者如下。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公冶长》）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颜渊》）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卫灵公》）
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季氏》）
子曰：“乐多贤友。”（《季氏》）
无法想象一个如此深刻全面地阐释过友道的人，居然会从来没有朋友——这其实依然是“生而知之”之滥调的新翻版——如果世上竟有此事，那么论仁最多的孔子必不仁，论义最多的孟子必不义，论理最多的朱子必不讲理，论良心最多的阳明必没良心。更何况除了“有朋自远方来”一句，《
论语》中还讲到了孔子对友道的具体实践：
朋友死，无所归，曰：“於我殡。”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乡党》）
孔子的朋友死了，若没有人收敛，他就说：“丧事由我来料理。”朋友有所馈赠，除了祭肉，即便是车马那样的重礼，孔子也不拜谢。孔子重友情和潇洒之态，如在眼前。傅先生当不会说，这样的朋友也只能算是泛泛之交吧。至于这些朋友姓甚名谁，史无具文，自可阙疑，但无法否认孔子有诸多的朋友。事实上，孔子除了常常称颂往世之贤者如周公、伯夷、管仲、季札等人，对同时之贤者如左丘明、柳下惠、子产、晏婴等人也不吝赞辞——后者均可视为孔子之友，但《
论语》中未提及的孔子之友无疑更多。后世儒生喜寻“孔、颜乐处”，其实“多贤友”，正是孔、颜之人生大乐，故虽处乱世且遭际困顿，“人不堪其忧”，颜回能“不改其乐”（《雍也》），孔子则“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孔子之可爱，正在于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凡人，而不是生而知之的圣人。孔子有优点，有缺点，有个性，富于幽默，具真性情，决非假道学，从不假正经。孔子尤其“乐道人之善”（季氏），极喜交友——后世假道学则反是，无幽默，乏性情，假正经，最喜道人之恶，决不道人之善。傅先生之爱孔子，我颇抱同感，但傅先生此文陷孔子于举世无友之绝境，爱之实同于恨之。
不过，虽然“孔子无友”的结论下得过于轻率，但傅先生对“无友不如己者”一语的困惑却是真实的。他引了杨树达先生的话“至不如我者以我为胜彼而求与我为交，则义不得拒也”来助阵。意思是说，如果有不如我的人按照孔子倡导的“无友不如己者”择友原则，认为我胜过他而值得成为他的朋友，那么我按照“己欲立则立人”（《雍也》，子贡语）的道义原则，不该拒绝做他的朋友，否则假如胜于我者也拒绝做我的朋友，这一原则岂非无法实行的空论？然而一旦接受不如己者为友，又违背了“无友不如己者”的原则。粗一看，“无友不如己者”的择友原则与“己欲立则立人”的道德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正面表述）似乎颇为冲突，难以相容。
其实这一困惑并非自杨树达始，也非自傅先生始。但这一困惑植根于对道德原则的普遍主义式理解。普遍主义的思路是，如果要提倡什么，就说“如果世界上每个人都如此（比如每天节约一滴水），那么好处如何之大”；如果要反对什么，又说“如果世界上每个人都如此（比如随地吐痰），那么害处如何之大”。然而事实上人各不同一如其面，世界上不存在每个人都如此或每个人都不如此的普遍主义假设，这种唯理主义的“雄辩”根本没有任何说服力。作为唯理主义的一种思维偏执和道德幻想，普遍主义早已受到了主张经验主义、相对主义、多元主义的有识之士的抛弃。
世界是经验的，文化是多元的，原则是相对的——“无友不如己者”这一择友原则也是相对的。其相对之处就在于，它仅仅是一部分好学向善之士（即孔子心目中的君子）愿意实行的主动的择友原则，而不可能人人都采信这一主动择友原则。“无友不如己者”的真实内涵是：要把自己的朋友当成老师，善于从朋友身上发现自身不具备的长处，即所谓“乐道人之善”。每个人（首先是你的亲友邻人）都有长处，只等你来发现它以自我惕励，使向善之心不死不休。你自己也一定有长处，你自己的长处很可能自己不知道，也需要你的朋友亲属邻人来发现，以便善根永固，相互鞭策、切磋、交流。所以两个朋友完全可能真诚地以为自己“不如”对方。杨树达先生的不可拒绝不如己者之择己为友的主张也非常正确，但这不是主动的择友，而是被动的接受友谊，鼓励不如己者的好学向善之心。
总括起来就是，交友之正道应取向上一路，对于胜己之平辈，应主动亲近致敬，择其为友，以谦退之故，不妨抬高一级，视之为师。对于不如己之平辈，也不妨被动接受其为友，但必须以对方按“无友不如己”之原则主动择己为友为前提，语云“有往学，无往教。”即明此义。有此前提，则不如己者必有向善好学之心，即有诚意；不如己者既有诚意，自己就不应以弟子或下愚视之，同样应谦退地抬高一级，视之为平等之友。主动友于胜己者，是为求道，固利于己，但不仅为其利于己；被动友于不如己者，是为弘道，固不利于己，然而利于道。求道与弘道，为学者固有之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学者自当恭行君子之正道。
儒家后学的最大弊端，就在于神化孔子，为了把一个有优点有缺点的高尚之士塑造成一个不近人情、毫无人性的怪物，他们往往不惜把孔子瑕不掩瑜的人性弱点或时代局限也说得概可师表，如“子见南子”；更不惜违背历史真实和汉语常识，对孔子语义妄做解释，如“无友不如己者”，结果无不是越描越黑，使孔子更加蒙羞。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数年前有文坛宿儒突发怪论，把早已铁板钉钉的孔子愚民名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重新断句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释义为：“如果人民认可某项政策，那就无须多费唇舌，让他们照着做就是；只有当人民不认可某项政策时，才需要对他们多做解释宣传工作，使他们知道为什么要实行这项政策。”这一刻意为孔子整容，使之稍稍符合当代民主潮流的做法，既违反孔子思想的基本立场，又使这句名言成为不值得弟子郑重记入《
论语》的废话，徒然招人非笑。这一歪解倒是歪打正着地透露了一个习焉而不察的政治秘密：某些政策之所以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地弄得我们耳根不得清静，原来是因为“人民不认可”。
儒学固已破产，儒学更救不了中国；孔子虽有可敬之处，但早就是已陈之刍狗。今之学者，无须为儒家遮羞掩盖，更不必为孔子重塑金身。到古典中国去寻找精神资源若技穷如此，诚可谓入宝山而空回。孔子之价值决不在于其空前绝后，儒学之新生决不在于自饰其非，而在于如子贡所言：“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张》）中国人只有用普适文明的新眼光深刻检讨孔子的思想功过和儒家的历史成败，才能应旧邦之新命，开中华之新学。旧儒家之新表演，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