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的生平著作，有《文木山房诗文集》和谈《
诗经》的《诗说》。吴敬梓的诗文在有清一代只是平平，其《诗说》也几乎未被旁人谈经引得，他行世的文字，仅得《
儒林外史》这一部小说。但就是因为这一部小说，吴敬梓竟然在文学史上僭居了地位，胡适的《吴敬梓传》开篇便这样说道：“我们安徽的第一个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刘大櫆，也不是姚鼐，是全椒县的吴敬梓。”然则《
儒林外史》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它值得胡适这样的推崇吗？
《
儒林外史》是一部讽刺科举制度下“时文士”的作品。这部被胡适评为“见识高超，技术高明”的小说，也得到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主将鲁迅的称许。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把《
儒林外史》归入讽刺小说，谓之能“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慼而能谐，婉而多讽”，也有极高的评价。尽管鲁迅也指出《
儒林外史》在结构上的缺点：“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固目之为大醇小疵，《
儒林外史》，是鲁迅眼中鲜有的“以公心讽世之书”。
同鲁迅客观冷静的文学史立场相比，胡适对吴敬梓和《
儒林外史》的推许则显得无比地富有激情。他的《白话文学史》只写到唐代的元白，但在他的写作计划里，原是要辟专章论及清代的小说的。我们可以测想，倘使他的《白话文学史》能够按计划做完，《
儒林外史》一定是会被认为是清代第一大作品的。这只要看一看他的《红楼梦考证》中对《
红楼梦》的评价和《吴敬梓传》中对《
儒林外史》的评价，就可以得出结论。然而如此殊荣，《
儒林外史》果足以当之乎？
胡适是一位政治哲学家，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研究者。胡适所持的人生观，有很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所以，他对《
儒林外史》的评论是政治哲学的，而非文学的、美学的。在胡适观念中的《
儒林外史》，是一部反科举制的现实主义杰作。他对《
儒林外史》讥弹八股取士的宗旨深觉有契于心，并且为此书衍出下面一段微言大义：
国家天天挂着孔孟的招牌，其实不许人“说孔孟的话”，也不要人实行孔孟的教训，只要人念八股文，做试帖诗；其余的“文行出处”都可以不讲究，讲究了又“哪个给你官做”？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惟一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学问比八股文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了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
胡适在整理国故的时候固然常常一厢情愿地引古人为知己，但他对于《
儒林外史》的衍义显然十分准确。问题是，科举制度真的就是困死人才的吗？八股取士真的就是堵塞了学问家的仕途吗？如果实情真是如此，《
儒林外史》自然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但若是实情并非如此，《
儒林外史》就不过是小文人一腔牢骚宣泄的产物，不值得学问家过分的推崇。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先进的士大夫不得不睁开眼睛看世界，科举取士的制度，也受到很多新潮人物的抨击。考察科举制度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１）通过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是否合理；（２）八股文是否是一种合理的考核方式。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显然应该是肯定的。在近代的民主国家产生以前（甚至包括近代民主国家产生以后很多年），还没有第二个民族像古代中国一样，其权力朝社会各阶层开放，使得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有可能进入权力操作体制。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才，也要比通过军界、商界步入仕途的素质高得多。与民主选举相比，通过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也有其合理性。因为民主选举更多地看重人的外在形象是否具有亲和力，却难以避免漠视其内在的才干。民国初期选大总统，竟有不少人投了梅兰芳的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关于第二个问题，一直是反科举论者所不遗余力攻讦的要点所在。甚至于是十分同情科举的钱穆也对八股取士颇有微词。钱穆斥八股文为“明代考试制度里最坏的一件事。从明代下半期到清代末期三四百年间，八股文考试真是中国历史上最 伤人才的。”（《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四讲）然而，八股文是何等简单的一种文体，对于高智商的人来说，写出高水平的八股文根本不用费很大气力，真正的人才，又岂是八股所能 伤得了的？清代汉学家几乎都有功名在身，稽之清代鼎甲录，颇多名著青史的大学者，即以乾隆年间各科论，庚辰科状元毕沅、戊戌科探花孙希旦、丁未科榜眼孙星衍、庚戌科榜眼洪亮吉，都是有名的学者文人。可见八股文对于人才的 伤远没有后人想象的那样夸张。
中国的科举制度倘若一无是处，也不至于能够延续一千余年。西方政治学家对于中国的科举都有很高的评价，典型的如李约瑟的讲演录《四海之内》赞扬了古代中国科举所选拔的是“非世袭的优秀知识分子”（《现代中国的古代传统》）。那么，何以在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这一制度赞不绝口之时，近代中国人却自己抛弃了这一传统？胡适点出吴敬梓在《
儒林外史》中宣扬的是一种“天不收、地不管”的“真自由，真平等”，可以窥见其中消息。原来，胡适认为，即使封建的政权再开放，它也还是属于皇帝的政权，而现代社会则应当是主权在民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肯定了《
儒林外史》否定举业，给皇帝捣蛋的做法。
吴敬梓只是一个小说家。他写小说固然可以对科举一棒子打死，然而作为政治哲学家的胡适却不应如此。钱穆在谈到对于政治制度的见解时，严格区分了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他说：“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即如我们此刻所处的时代，已是需要民主政治的时代了，我们不能再要有一个皇帝，这是不必再说的。但我们也不该单凭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认为从有历史以来，便不该有一个皇帝，皇帝总是要不得，一切历史上得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个皇帝，便是坏政治。这正如一个壮年人，不要睡摇篮，便认为睡摇篮是要不得的事。但在婴孩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前言）这段话很平实，然而隐藏着深刻的睿智，一旦抱着这种心态再去看《
儒林外史》，实在见不出它的见识有何高超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