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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书话]对待文化的一种态度和另一种态度
作者:止 庵

《博览群书》 2002年 第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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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昔底德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开头说:“在这次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我就开始写我的历史著作,相信这次战争是一个伟大的战争,比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任何战争更有叙述的价值。”此书还是多年前所读,这回翻看《笑我贩书》,又复想到。虽然我也知道,这样联系显得不伦不类。那么另外打个比方,就说寻常我们写日记罢。每晚打开簿子,写什么不写什么,其间总归有所选择,即便事无巨细,取舍在所难免。这个态度与史家的态度其实没有两样,而历史归根结底是某种价值观的体现。这是修昔底德一类伟大人物与我等凡庸之辈的共同之处;而眼前这本书的写作,似乎也有同样性质。
       说句实在话,《笑我贩书》原本是部可有可无的书,因为换了另外一个人,可能从一开始就觉得无非是日常琐屑小事,未必值得一动笔墨。而这个“开始”对于这本书非常重要,所以前引修昔底德的话也就还能用上;显然《笑我贩书》的作者同样始终认定“有叙述的价值”。——也就是说,其价值观是先于这本书的写作而存在的。从起先的油印材料(当时叫做“秀州书局简讯”)到最终删定成书,《笑我贩书》已经成为既成事实;然而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它何以能够成为这样一个事实。
       上述对于作者写作动机的领会,我想大致不差。——正是基于此点,作者才表现得如此敏锐,诸如买书人的闲谈,朋友的电话、来信,都被逐一记录下来。基于此点,作者才会采用冷静克制的记录方式。同样基于此点,他才能把这种写作当成一项事业励精图治地坚持多年。以上三层大概都应该从“写历史”的意义上加以理解。而这一态度显然在《笑我贩书》正式出版前已经拥有的读者那儿得到充分认同。例如下列记载:
       北京L先生十二月六日来电话说:“张中行先生正在写回忆录,他会把与杨沫的事写进去的。”张中行是杨沫《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
       山东济南徐明祥十二月二十二日来信说:“《简讯》(五十一)所载张中行先生是杨沫《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一句不确,容易让不了解内情的读者产生误解。可以表述为张中行先生被视为《青春之歌》中余永泽的原型。”
       两相对照,让我感到了某种严重性,真有点儿“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味道。然而如若不是这般态度,恐怕《笑我贩书》也就无从写起。此书出自作者之手,但是多少可以看作集体创作。世间有那样一群人,专注于一件事,执着于一件事,于是成就了这么一部书,该书也因保存了这一人群的真实面貌而具有特殊价值。另外一个显明的例子,便是后记所述关于书名的讨论了,同样让我觉得很严重似的。虽然我们平常写篇文章,也要字斟句酌,但总归是个人行为;如此认真广泛地加以讨论,彼此间一定多所默契,以为兹事体大,轻率不得。凡此种种,与前述作者的写作动机以及读者的认同和参与似乎不无关系。接续前面的话说,这里保存的未必是专注执着的对象,但肯定是对对象的专注执着。
       钱锺书曾在《围城》中借苏小姐之口谈到“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这是被用得滥俗了的典故,这里不妨再用一次。如果视为对文化的譬喻的话,那么我们看到在传统的态度之外还有一种态度。相对于前述一群人斤斤计较于一句表述,一个书名,后现代派之肆意消解,有如杜尚给《蒙娜丽莎》添上小胡子的举动,显然在方向上是根本对立的。人们“想冲进去”与“想逃出来”的是同一座城,关键在于价值观有所不同。为一部分人所向往的,为另一部分人所嘲弄;前者看得严重,后者视同游戏。当然各自有其动机,我一概表示理解,也难以断言孰是孰非,且作壁上观好了。也就是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的背景下去看待“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也可以借用《老子》所讲“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来说明此事,不过对于原意略有歪曲而已。似乎无须像《老子》作者那样决绝,彻底否定其一(“为学”)而肯定其一(“为道”),不如看成总的来说处于不同阶段的两种对待文化的态度。显然一个人不进城,他就没法出城。“为学日益”好比“城外的人想冲进去”,“为道日损”好比“城里的人想逃出来”;“为学日益”继之以“为道日损”,也不违背《老子》作者所揭示的“反者道之动”的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讲,《笑我贩书》之写作、成书,作者的动机与实践,读者的反馈与赞许,都是可以理解,也是有其充足理由的了。“为学日益”,可能一似“为道日损”,在当时乃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至于“想冲进去”的一旦进得城来,是否不复起初兴致,转而又“想逃出来”,此刻亦未可知,姑且走着瞧罢。
       此外需要补充的只有一点。自从有了后现代派,无论对于现代,还是对于传统,怎么说也增添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参照系数。于是一切就都有所变化。“城外的人想冲进去”遇见“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未必影响自己的选择,但是这一选择却被赋予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意义。大家相对而行,那么也就使得彼此的行为不再具有绝对意义,而只具有相对意义。我们讲对待文化有两种态度,底牌原来是在这里。人们“想冲进去”又“想逃出来”的那个“城”,其实不一定具有终极价值。
       [附记]
       《笑我贩书》形式上对于中国古代笔记传统的承继,以及行文之朴实无华、简练干净,均很值得留意。较之时下铺陈渲染、矫饰造作的所谓“大散文”,真不可以同日而语。其一有自信而其一无自信,简直昭然若揭。盖“城外的人想冲进去”犹是脚踏实地,彼辈则腾云驾雾,全然不知自家究竟置身何处也。本文题曰《对待文化的一种态度和另一种态度》,话说至此则已讲到四种以上,赶紧打住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