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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社会需要来自于肉身的诗性智慧（酒神精神）和来自于灵魂的知性智慧（日神精神）。前者给予人类追求自由的激情，后者又为自由社会提供秩序和规范。这两种精神是构成个体小我的基本元素，也是建构群体大我的基本要件。我对于“197几”文丛的学术意义的认识，就是从这里找到切入点的。
       我不是文学家，不像贾平凹、谢有顺那样，共同面对“永恒的和没有永恒”的中国当代文学。但我仍然能与谢友顺《话语的德性》，特别在《文学身体学》这篇文章的酒神精神沟通，找到共识。
       谢有顺有三个观点成为我的关注点：一是“身体是人的自由得以施展的最后一个堡垒”；二是“身体就是文学的母亲”；三是让“肉体紧紧拉住灵魂的衣角，在文字中自由地安居”。他主张“诗言体”，而不是“诗言志”；破除压抑身体、虚化灵魂的中国文学传统，完成肉体的诗学转换；坚信身体是人性社会的基础，个体的身体就是社会的肉身；坚持不虚化灵魂、不崇拜肉体，灵与肉融合的文学身体学。
       这是当代中国版的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也就是我所谓青春的血性情怀与孺子牛的理性精神。
       卢周来的专业是经济思想史，其《穷人与富人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罗斯福新政后的新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分支，即推动市场经济的主流经济学派。卢周来对自由与秩序的问题特别关注。《自由主义的真精神》、《自由选择与选择自由》等文章，是他对自由的理解；《制度环境与行为选择》、《新规则、新机遇、老问题（即平等）》、《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中的时间》等，是他对制度、秩序的诉求。
       卢周来说：“多年来治经济思想史就明白一个道理：经济学家围绕的课题无非是‘自由市场还是政府干预’等那么几个”。究竟有几个？在《重建社会和谐的努力——读罗斯福就职演说有感》中，他提出：“总体来说，从经济学角度看，这两种相反的力量在形上领域是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中观层面则是效率与公平；形下领域则是市场与政府”。
       卢周来对主流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也从这三个角度展示：
       总体的观点是，在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之间强调个人私欲的张扬，并认为以此就可以自然达到社会福利的目的；在效率与公平之间主张效率，对任何主张公平的观点都大加鞭挞，认为公平的主张是乌托邦，会铺就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强调彻底的市场力量，以至于连美国运用反垄断法判决微软公司败诉，我们这些中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为微软鸣冤。
       经济思想史上特别是现当代市场经济思想史上的重大课题，卢周来用三组基本矛盾来加以理论概括。这种探索和开拓是值得肯定的，其理论和现实意义，我认为可作如下分析：
       第一，三组基本矛盾分属于三个逻辑层次。形上领域经济哲学的纯粹理性（道），中观层面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的实践理性（善），形下领域经济学方法论的工具理性（器）。
       第二，三组基本矛盾可排成两个序列。个人自由——效率——市场，是本原的基础性序列；社会进步——公平——市场，是派生的保障性序列。
       第三，从长远效益看，这个课题的解在于经济哲学基本问题，即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张力及其可容度。其运行轨迹，在于个人自由的效率支持及市场依托；社会进步的公平底线及政府信誉。
       第四，从近期效益看，这个课题的解在于政策的价值导向，即经济政策（效率）与社会政策（公平）的互动与互补。其关键在于经济政策的导向，使个人自由要求效率，市场提供效率的可能变成现实；社会政策的导向，使社会进步要求公平，政府保障公平的底线不被突破。
       第五，从方法论角度看，市场和政府都是工具和手段，不是理想和目的。因此，要反对两个万能论，即干预论反对的市场万能论，自由论反对的政府万能论。要批判两个乌托邦，即自由论建构的市场乌托邦，干预论建构的政府乌托邦。
       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文明的最高成就包含了最深刻的矛盾。”产生于文明最高成就中的市场与政府，当然要努力用体现文明最高成就的经济理性和政治智慧来面对矛盾，钝化矛盾，解决矛盾。卢周来的研究和探索，就是解决基本矛盾，解答基本问题的一种尝试。其是非对错，可以仁智互见，不必苛求。
       卢周来的平民主义信条特色鲜明。他用穷人的非主流经济学诘难富人的主流经济学；他用弱势群体的呼喊抗争强势群体的话语威权；他用旧屋里存量主体的损失要求新屋里增量主体的受益者给予补偿；他建议政府用社会政策所体现的社会公平和社会进步制衡市场效率和个人自由的僭佞。这一切，是站在平民一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经济理性，在呼唤“天地良心安”的时下中国，就应当提倡这种理性和精神。
       黄钟和程亚文都是政治学上的探索者，其差异在于研究重点分别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领域，研究方法分别侧重于微观政治分析与宏观政治分析。
       从血性之躯体认出来的自由理念，是黄钟“游手好闲地思想”的重要成果，凝结在他的一系列自由命题中。
       在文章标题中直接表述的有：“自由先于真理”，“我有保持沉默的自由”；间接表述的有：“马克思的启示”、“消除隔离”、“宽容”等等。
       黄钟书中的自由命题，不仅是他的血性义愤使然，而且体现了他微观政治学的理性分析，这种理性分析从对自由问题界定的八个关系中，充分地展示给关心人类自由命运的读者。
       一是自由与价值的关系。答曰：自由无价。因此，反对隔离，反对隔离中的不公、分裂和不平等，让处处“都能够听到自由的歌谣。”
       二是自由与真理的关系。答曰：自由先于真理。宽松只是“尚同”之下的有限开明，而不是自由的象征。要迎接新的思想解放，就必须先破除“尚同”观（真理即尚同）的约束。
       三是自由与文化的关系。答曰：自由重于传统文化。国家的标准只有一条，即就是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政府应在学术文化派别面前保持政治中立。
       四是自由与革命的关系。答曰：要避免革命以争自由始，以专制终的历史悲剧。华盛顿为自由留下的是路标，而不是墓碑。
       五是自由与权力的关系，答曰：人类要超越打江山坐江山的逻辑。树立为独立和自由而战，不是为权力和交椅而战的新信条。
       六是自由与权利的关系。答曰：思想自由是每个人的权利。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基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穷人和弱者更需要言论自由的权利。
       七是自由与信仰的关系。答曰：真正的信仰是自由的心声。侵犯公民沉默的自由，就是对言论自由的粗暴践踏，也是对良心自由和人格尊严的否定。
       八是自由与宽容的关系。我们每个人既是宽容的对象，也是宽容者。不宽容的环境，生活变成了一种无可逃避的痛苦。只有宽容，人类才能自由自在地幸福生活。
       我同意这样的评语：作为歌者的黄钟，鼓吹他热爱的价值理想；作为行者的黄钟，用积极自由的行动来争取消极自由。
       最后谈谈程亚文的《一个平民的政治主张》。翻阅书的目录，找不到谈论平民或平民政治的专文。只有在《知识分子的贵族心态》一文中作者谈到：知识分子占有文化资本，相对无资本者，属于特权阶层；一个健全的社会是无所谓贵贱的，知识分子不应有不平等的贵族心态；要将自己平等于一般平民大众之列，其心态应是平民式的；当一个社会的平民大众缺少话语权时，知识分子应是“社会的良心”和平民大众的“代言人”。这些论述，可以作为这本书名的注解。从中透露出作者的研究动因及写作倾向。
       什么叫平民？《尚书·吕刑》中就有“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它也指古希腊自由民中的非特权阶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除特权阶级、奴隶和农奴以外的居民。在西欧封建社会中，平民指城市中的帮工、雇工、短工、手工业者、小商人等。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将“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相对称；说到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平民属于中下层。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陈独秀有平民教育的专文（１922.3）；李大钊写有《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1921.12)，《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1922.7)，《平民主义》(1923.1)。
       回顾历史，面对现实，我着眼于对如下的理论文本的解读与分析：
       第一，历史、文化与政治，是程亚文宏观政治分析的逻辑框架。他提出：时间就是历史。时间和历史的内容，对人类来说，就是文化。这是超越意识形态、追溯历史文化本体的大历史观、大文化观。其意义同谢有顺展现人的身体本能的“文学身体学”同样重要。在宏观上他更重视战略文化、战略思维的结构与范式，在这里找到凝铸政治大智慧的文化精神资源和历史理性支持。历史的重释、文化的重构，同政治的重建，是其三位一体的逻辑框架要件与宏观政治分析的理论基础。
       第二，在广义政治学研究中，程亚文划清了三条界限。一是划清了科学主义与科学精神的界限，既强调要警惕科学主义的负效应，又希望从科学精神里汲取政治智慧；二是划清了两种乌托邦的界限，即：作为社会工程、具有终极性的乌托邦与目的有限、可被替代的精神领域的乌托邦，记取前者给人类带来的苦难，从精神文化虚构的乌托邦中积存“诗性智慧”和创造活力；三是划清了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界限，用长远的技术视角的事实判断代替道德史学的价值判断，在历史长河和历史结构中，穷究历史“何以”如是发生的长远合理性，使政治智慧于历史的“澄明之镜”中得到借鉴。
       第三，在狭义政治学研究中，程亚文梳理了三种关系，确立了研究平民政治的新视角。这三种关系，一是典籍文化与行为文化、精英主义与平等主义、贵族心态与平民心态的对应关系；二是典籍文化——精英主义——贵族心态在高级文化中的递进关系；三是行为文化——平等主义——平民心态在低级文化中的递进关系。
       这里的关键是典籍文化与行为文化两种形态的区分。前者是庙堂的、以政治道德为核心的、被精英者使用的政治文化；后者是民间的、以社会道德为核心的、被广大民众使用的大众生活文化。程亚文特别强调：传统政治文化被历代统治者所筛选而被曲解，同平民大众越来越隔膜；传统中国社会的民众文化是合理的、积极的，基本落实了传统典籍文化所表达的文化理想和文化设计。这就是他批判典籍文化——精英主义——贵族心态，坚持行为文化——平等主义——平民心态，提出平民政治主张的文化选择的基础。
       程亚文赞扬爱因斯坦的两种角色和两种精神状态：作为知识分子热烈的人道精神及现实参与感（自由），作为科学家的冰凉的理性（秩序）。在一般自由理念层面，他以自由与秩序、自由与正义、自由与保守为主要论域；在平民政治自由层面，他以平等与特权、自由与奴役、民主与专制三对矛盾为着力点；在国际宏观政治层面，他以世界主义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人道主义与自由主义，作为对话的三大话题。
       这就是在情感和理性之间互动的新一代，也是在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之间不懈探求的新一代。
       （“197几文丛”：《话语的德性》，谢友顺著；《游手好闲地思想》，黄钟著；《一个平民的政治主张》，程亚文著；《穷人与富人的经济学》，卢周来著，海南出版社2002年5月版,每册2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