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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核心论点是：有台湾主体意识的民主运动必定要清理与美国帝国主义的关系。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以下简称“台社”）在一九八八年发刊时，以站在民间社会的立场参与台湾的民主运动来自我定位，这个立场在过去十六年没有改变，所以台社也不会像某些团体一样因为政权的移转而变成御用，更不会像以前民主运动圈的一些朋友那样，现在会说台湾的民主已经完成，不要用高标准来衡量。作为永远的反对派，我们认为民主是永远的革命，它不仅意味着选举政治的民主化，同时民主是得在社会、文化及日常生活中的全面深化，没有社会及文化的基础，民主会成为少数人的政治游戏。因此，像和平、反战及反对帝国主义，这些普世价值必须能够深入人心。
       基于这样的信念，台社在二○○三年的十五周年会议中，提出“迈向公共化，超越后威权”的分析（载《读书》二○○四年第四期），指出台湾的民主化过程非但没有完成，反倒是仍然处于后威权的阶段，我们认为台湾的批判性分子不能怠惰地满足于现况，必须重新清理过去战前战后民主运动的历史，才能看清楚我们现在的处境，也才能推动台湾的民主继续前进。
       而重新理解台湾战后历史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威权体制（乃至于民主反对运动）与美国（特别是其帝国主义面向）的关系。在二○○三年四、五月间台社举办的两次反战论坛中，笔者曾经指出，“反共亲美”在战后成为台湾主体性的主要构成，是以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的力量相较于世界各地是如此的薄弱；我的核心论点不是把美国帝国主义视为外在于台湾／我们的存在，而是将美国视为早已内在于我们的主体性，其深入的程度是我们不愿意也看不到的，反美就是反自己，爱台湾就是爱美国，所以不能反对美国发动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台湾现在有哈日族、哈韩族、哈上海族，但是为什么没有哈美族？哈迈克尔·乔丹也不会说这是哈美，就是因为哈美早已深入人心，成为我们社会文化的共识，当我们自己的身体、思想及欲望都已经充斥着美国想像的时候，当然就不用“哈”了。台湾的批判性学术思想、另类文化乃至于反对运动也不例外，大家的参考点都很单一地指向美国，这才是台湾社会危机之所在。
       让我试着转换参考坐标，来跟韩国民主化运动进行对照。韩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光州事件后民主运动发生重大的变化：民主运动所推动的民族解放不再只是要从军人政权的威权体制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开始强烈地质疑战后在台前台后支持威权体制的美国帝国主义，所以反威权及反帝是同一件事。光州事件中全斗焕政府动用军事力量对光州民众强力镇压，异议分子原本认为美国会以人权为由介入防止对立扩大，因为韩国与美国签有军队共同指挥的协议，但是美国不但没有积极介入，反而默认军事镇压；之后，一九八一年美国里根政府居然邀请全斗焕访美，深化民众对于美国的怀疑，让韩国民众看到号称民主、支持人权的美国政府公然支持韩国军事威权体制，美国的双重标准（在国内声称民主，在国外却大行帝国主义），造成反美情绪不断深化，到了一九八五年，运动分子更进一步认识到，美国帝国主义是使得军事威权体制能够存在的根本条件，为求民主必须要根除外来的帝国主义势力。
       因此，在韩国的民主运动中，反威权就必须是反美帝，也就在过去二十年间形成了庞大的反美反帝传统，“九一一”事件后的反美军入侵伊拉克的大游行，也才会是在十九个城市同步进行；卢武铉能够当选总统跟他鲜明的反美立场有很大的关系（虽然他上台后还是受到保守派的牵制，无法立即将美军撤离汉城市中心）。简单地说，要批判、检讨、清理威权体制，就不能不处理、面对、批判美国帝国主义为了取得世界霸权因而提出反共的全球性战略，因此对于像韩国及中国台湾威权体制进行扶植；美国的行径不是慈善事业，也不是追求民主的普世价值，更不是自由的解放者，而是为其自身利益，到处扶植反共亲美的反民主政权，这是我们建立自主的主体性过程中必然要诚实面对的清理工作。
       反观台湾，以民进党为首的所谓民主反对运动并没有检讨过美国跟两蒋威权统治的共谋性（做太上政府，声称民主的美国在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时期做了什么，七十年代美丽岛事件又做了什么，来阻止国民党政权屠杀左翼分子及异议分子），也没与美国帝国主义划清界限，上台以后居然比国民党政权更为亲美。显现的是台湾政治反对运动的主体性只是一味的反中，不敢反美，也不敢重新清理日本殖民主义，这样缺乏主体性的反对运动又如何能够得到国际民主运动界的尊重？
       昔日的反对运动分子，此刻却完全抛弃反对帝国主义的普世价值。现在一方面在切割国民党时期与民进党统治是截然不同的阶段，因为前者是威权，后者是民主，所以希望社会不要以他们当初向国民党抗争的方式来对待民进党政权；但是一碰到美国却又缩起来，说什么“这是从蒋介石到陈水扁都会做的事”，难道亲美是普世价值，不分威权还是民主时期？这就是所谓台湾主体性的表现？这样的现象反映的是，当初的民主反对运动没有反思美国帝国主义与台湾的关系，一旦当权成为统治阶级就很容易地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紧抱着美国不放。
       二○○四年“三二○”开票后的当天晚上，陈水扁对支持者的讲话中指出，这次选举是台湾主体意识的胜利，至于台湾主体意识是什么，他没有清楚地陈述。
       我个人认为这次大选最为重要的结果是阿扁政权正式向民众宣告：台湾是美国的藩属国。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因为执政者声称整个中国都是他的版图，所以在心态上把自己看成是泱泱大国，虽然过去五十年来至少是在美国军事的保护下，但为了保存统治者的国家颜面，他不会、也没必要公开地表现出台湾的中华民国是美国的受保护国。所以对台湾的民众而言，美国是我们最亲密的“友邦”，虽然这个友邦后来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抛弃了我们，承认了中共，但是美国是世界大国，他跟中共建交是不得已，他还是我们忠实的伙伴，没有外交关系有实质关系也可以接受。这个情势到了民进党上台后，所有以前没有的尴尬都直接地出现在台湾民众的面前，例如只要陈水扁对两岸关系问题说错了什么话，马上就得派他的核心幕僚到美国去报告，美方如何反应变成很多事能不能做的先决条件，台湾从属于美国的关系，在老百姓的认知当中越来越清楚。到了这次选举，美国是台湾的保护国的上下关系在媒体所中介的社会空间达到了最高表现：
       选前的公投问题，由于美方的公开反对，结果陈水扁必须调整公投的内容，让美国接受才能进行。
       选后泛蓝开始抗争，连战公开要求美方介入台湾的选举争议，意思是只有美方才有更高一等的位置来处理台湾内部纷争（这点上蓝绿一致）。
       由于选举的争议，美方迟迟不对台湾官方公布的当选人发出贺电，后来派出吕秀莲直接向美方提出要求，也就是台湾选举的结果只有美国承认才算（虽然台湾与美国早已没有外交关系）。
       有关枪击事件的调查，蓝绿双方的共识是要有美国的专业公正人士参与鉴定（日本、欧洲等都有先进的高科技，但是从来没有进入视野）；为了响应泛蓝提出枪击事件的阴谋论，阿扁公开说他可以出钱请美国一流的枪手来对连宋进行试射（也就是所有一流的都只有美国才有，包括神枪手）。
       这次替绿营大力助选的前总统李登辉在选后公开表示，阿扁要跟美国修复关系，这意味着台独路线要能走下去，必须得到美国的支持。
       陈水扁为了“五二○”的就职演说，派他的秘书长邱义仁赴美请示。（世界上哪里有民选的“国家元首”就职演讲要得到别的国家批准才行？这样的总统其实蛮值得同情的。）
       这些事件不断的曝光，很多民众都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要台湾派兵伊拉克（或是同样具有争议的几千亿军购案），其实是美国在向台湾收取保护费，或是藩属国在向皇帝朝贡。如果说台美的保护国关系已经不只是社会上层政治精英说不出来、也不愿说的共识，那么这个关系逐渐在民众的认知中发酵，这种认知会起什么样的作用？台湾独立的理念本来是要提升台湾人生存的尊严，但是现在大家都开始看到，还没独立就已经要卑躬屈膝，真要独立，那得受美国多大的保护才有可能，这就是所谓主体意识吗？
       对于台湾的独派人士而言，台湾独立是神圣理想的追求，不能有任何的前提，承认独立的前提在于美国是台湾保护国，会无法自圆其说，很难堪的。退一步，像陈水扁这样的务实独派，他们经常大声说出的标准答案是：“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的名字叫做中华民国。”这时候如果你提醒他，这个命题能够成立的前提是：台湾是美国的受保护国，也就是“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在美国帝国主义的庇护下，它的名字叫做中华民国”，他还能那样大声的说话吗？民众大概都会觉得无法接受。
       如此推演下去，不顾颜面、真正敢于面对政治现实的其实不是台独基本教义派，而是五一俱乐部的立场，他们更为勇敢地出来推动放弃主权、把主权让渡给另一个国家，五一俱乐部的存在也就指出了台独基本教义派全然的主观主义。而五一俱乐部的难题也正在于他自身滑入另一个主观主义，认为美国人民会愿意接受台湾成为美国的一州，中国人民也会接受，台湾人民更有意愿，这些有什么根据？无论如何，五一俱乐部提出的方案独派从来没有直接的诚实面对过。
       五一俱乐部的提案把问题推到极端：台湾是在中国与美国之间做选择。
       你要当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不是什么爱不爱台湾的问题。
       于是我们再次回到原点：台湾战后长期营造出来的“亲美反共”是台湾主体性的主要构成，是社会身体／生活构造的主要地层，是蓝绿双方共有的历史经验，也是台独运动的物质及情感基础。这样说还比较有尊严，好像亲美反共是主体有能动性选择的结果，真实状况是：没有美国军事帝国主义的支撑哪能反共，台湾作为美国的受保护国是台湾主体性的基础。
       就像去殖民运动如果无法展开，殖民主义的阴影还会继续笼罩在身体、思想、欲望上，持续作用，没有办法解开亲美反共的总体历史作用，台湾的主体性永远会继续臣属于美帝之下，也一定会继续是保守右派的。
       从这次的选举往回看，台湾八十年代以后的所谓民主化运动是沿着族群、省籍、国家认同为主轴的路径在进行，反对运动通过差异政治来凝聚能量，夺取政权，而这次的选举不过是在继续深化这条路线，从而能够持续执政。从这样的历史轨迹来看，支持台湾独立的激进能量仍然将在未来继续主导台湾政治的走向。任何的分离主义式的独立运动都有其存在的历史条件，我们期待支持台湾独立的政治力量能够超越主观主义的狂热，提出更为深刻的分析，撇开战争问题不谈，台湾独立有没有在国际社会存活的空间？台湾有没有可能真的脱亚入美，把台湾从地图上搬到夏威夷或是加州旁边？亚洲的邻居到底如何看待台湾独立？除了少数日本的右派团体，台独在亚洲有市场吗？真的独立了，作为一个小国，台湾有没有条件跟身边的大国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在国际环境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台湾的经济状况会是如何？台湾所有的选举都避开一个关键的问题：台湾的经济在现实中能否脱离中国大陆的市场而存活？这些问题都不是能够一厢情愿全然从主观主义的立场来思考的。我个人期待这些问题与具体的分析能够清楚地进入政治辩论的空间，甚至跨出台湾的范围，对于亚洲各地的社会进行调查，看看邻居们有什么反应，不能关起门来，一厢情愿地凭空想像。
       更为重要的是声称这是台湾主体意识的胜利又有什么民主的内涵？族群、性别、阶级的平等与公平正义达到了吗？台湾的民主化过程中，国族问题很明显地凌驾于其他问题之上，统摄了几乎所有问题的思考，而这正是台湾民主的危机所在。为了突破台湾政治持续在国族问题轴线上打转，台湾的进步力量确实有集结的必要性；台湾虽然因为历史的因素目前没有左翼阶级政党的空间，但是社会民主路线的政党空间似乎正在出现。社会民主的立场必须要面对国家认同问题，但是要将社会分配的正义问题摆在平行的位置，而不是受制于国族问题。工人及社会运动主导的废票运动所打开的或许正是这个政治空间的想像，至少在这次选举中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人没有投票或是投废票，他们没有卷入疯狂的民族主义情绪当中，这是否意味着他们有可能支持蓝绿之外的第三种选择？国族问题之外的第二种轴线可能在政党政治的空间中出现？
       综而言之，台湾的民主反对运动必须要重新清理过去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有主体性地去面对日本殖民主义对台湾长远的伤害，以及美国在支持两蒋威权体制的过程中对于台湾民主造成的迫害及长远的影响，而不只是切掉历史重要的构成，通过简单的反中来自我正当化；这也就是要把历史中台湾主体构成的他者多元化: 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战前的日本、战后的美国。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超越前人的论述，不能再只把帝国主义当成是外在的力量去反对它，其实帝国主义早已在我们所有人的身体、欲望及思想中流动着，台湾主体性的批判性重建必须从自身的清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