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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久以来，伦理学所探究的问题是“我应当做什么？”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很成问题，因为它浮在人在具体情境中的具体选择行为之外了。与其提出诸如“我应当做什么？”这类没有答案的问题，不如提出“我是什么？”亦即“人是什么？”的问题。“人是什么？”即人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同“某物是什么？”这类认识论问题不同。“某物是什么？”以及我们关于这个事物的定义，并不影响该物。对“马是什么？”这个问题的任何解答都不影响马的行为。但“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则不同，它深刻地影响到人自身，影响到人的行为。“自我认识是我们存在的一部分。”提出“人是什么？”比提出“人应当做什么？”更有助于解决伦理道德价值问题。提出“我应当做什么？”这个传统的伦理学问题，是把“我做什么？”同“我是什么？”割裂开来了，似乎伦理学问题（做什么）是附加在人的实存（人是谁）之上的另一个问题。但是伦理学问题说到底是个“自我”的问题，而不是行动的问题。道德的问题归根到底不是“我该做什么”而是“我的生命”该如何度过。人不仅要为他做什么负责，更要对他是什么负责。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并不是由于社会的需要，而是由于，如果没有它，则不能理解“我是人”中的“人”指什么。
       但是，如上所说，人不同于物，因而提出“人是什么？”仍然是以事物的眼光来看待人。对“人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更恰当的表述应当是“人是谁？”
       “人是谁？”源自人的处境，揭示了人的处境。
       人是谁？对这个问题的第一个答案是：人是探究关于他自己的问题的存在。正是由于提出这个问题，人才发现自己是人。人提出的问题揭示了人的状况。“人是谁？”这个问题不仅仅指人类的本性，而且指的是人类个体的处境，指的是“人的存在”中的“人的”。因而我们讨论的，不仅是人的存在，而且是：什么是做人？
       “人是谁？”指的是做人意味着什么，根据什么来证明人类有资格做人。这个问题在我们时代异常重要，以至全部的困惑和灾难都源于对这个问题未能作出合理解决。思想家赫舍尔说：
       我们从来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因我们对人的无知而感到吃惊和好奇，感到愕然和难堪，我们知道人制造什么，但我们不知道人是什么，或者可以期望他是什么。我们的全部文明建立在对人的误解上，这难道不可思议吗？人的悲剧是由于他是一个忘记了“人是谁？”这个问题的存在，这难道不可思议吗？忽视了对他自身作出鉴定，忽视了什么是人的真实的存在，使人采取了虚伪的身份，假装就是他所不能成为的，或者不承认他的存在的根基中的事物；对人的无知不是因为缺乏知识，而是因为错误的知识。（《人是谁》中译本，第５页）
       所有一切对人的误解（而不是无知）的根本原因在于，近代传统哲学是从知识出发来说明人，而不是从人出发来说明人。把人的本质看作是自然事物的一部分，那就把人看作理智实体（笛卡尔）、制造工具（富兰克林）、生物本能（达尔文）、权力意志（尼采）或心理能量（弗洛伊德）。
       只有从人出发才能明确说明人。从人出发，就是从人的矛盾和困惑出发。人的问题不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不是出于好奇和求知，而是一个疑难、一个麻烦、一个困惑，是人遇到苦难、窘迫的问题。一个问题是理智的活动，它要求解答。但一个疑难则是生存的活动，它要求解决。锁子所需要的不是一堆关于锁子的内部构造的原理，它要求的是一把与之相配的钥匙。
       疑难起源于处境。现代人的疏忽正在于他们忘记了自己生存的处境。人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却心安理得，自鸣得意。更悲惨的是，人们往往用一大堆抽象的概念和理论构织成美丽而动人的花环，掩饰自己的悲哀和不幸。其实，忘记了自己的处境，就是忘记了“人是谁？”这个根本问题，就是忘记了哲学的源头，忘记了哲学本身。
       曾经有人认为，哲学起源于好奇，起源于求知的欲望。就探求世界的本真来说，就探询科学的定理来说，哲学可以说是起源于好奇与求知。但哲学不仅仅以自然为对象，从根本上说，它以人生为对象。以人为对象的哲学，不是起源于好奇、惊讶、敬畏，而是起源于苦恼、困惑、疑难。美国思想家杜威在《思维术》中提出探索的五步法。他认为探索起源于疑难的境地，即感到疑难的存在。当出现疑难的感觉，发生困惑或疑难时，探究便开始了。人的疑难是个古老的问题，但它并没有也不会一劳永逸地解决。我们每次都必须重新经历危机、窘迫、困境。每遇到一个新的处境都必须从头思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异常突出，因为我们遇到了新的空前的困境。例如，生态危机与人性的堕落。赫舍尔提出，奥斯维辛事件和广岛事件之后，难道哲学还能依然故我、悠闲自在地谈论一般的“人的本质”吗？“对人的处境的最有价值的洞察无不是通过耐心的内省和全面的审视得到的。”（１３页）如果没有惊诧和震动，就不会有自我觉醒和意识。
       人的问题不仅是关于人的本质的思考。“在提出人的问题时，我想到的不仅是关于本质的问题，而且是我们身处其中的具体处境。”（１２页）我们受到多种多样关于人的本质的学说的诱惑，却忘记了人的处境，离开处境来谈论人。人类不能被当作一个孤立的实质、本质。人的行为不是由这个本质决定的，而是由社会中居统治地位的力量、准则、异质的压力决定的，是由终极的场合决定的。人类有感受、会服从。物理事件可以根据其客观性质来确定，人则只能根据其全部处境来认识，人的存在不应当被化归为人类本性。
       哲学人类学不应遗忘人的处境而专注人的本性。只有从痛苦、不幸、悲哀与挫折出发，才能把人的处境看个真真切切。
       （《人是谁》，美赫舍尔著，隗仁莲译，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５．３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