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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百年人生丛书”最早出版的韦君宜《思痛录》到晚近才出的杨宪益《漏船载酒忆当年》中,我们可以看出丛书编辑者的追求——通过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自己人生的回忆,反思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从目前已问世的七本回忆录来看,在很大程度上已体现出了编辑的历史视野。可以这样说,在近年出版的诸多各种类型的回忆录中,“百年人生丛书”是产生较大影响,并在知识分子当中引起震动的一套丛书。对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研究来说,这套丛书的意义将越来越突出。
       观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可以选择一种较为概括的方法,那就是把二十世纪以后出生的中国知识分子,用三个较为突出的历史事件来把他们分为三个群体。这样,在评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时候,大体上就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思想线索。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概括并不十分准确,因为三个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状况具有很大的复杂性,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归类就可以说明完全的历史真相。我要特别强调一点,我在这里评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三大群体,较为偏重于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整体思想状况,而对于像胡适他们那一代人的情况就不多着墨了,从出生年龄上来说,主要是1910年到1920年前后的那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我以这一代知识分子人生中最具特征的三个历史现象,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分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延安知识分子群和“一二九”知识分子群。
       关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和衰落,我曾在《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书中作过一些分析,而延安知识分子的情况,我在最近一篇论文《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中的角色——以<学习>杂志事件为例》中,也有涉及。而关于“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体的提法,我是受到了何家栋先生的启发,他在《我们来自何处,又去往哪里》一文中,分析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何先生最早在他的文章里使用了“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体的说法,我以为是富有启发意义的。现在我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三大群体作一个大致的界定。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主要是抗战爆发以后,集中在昆明的北方三校的知识分子,以教授和学生两部分人为主。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非常复杂,但大体可以说主要是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它的传统延续,如果我们一定要以一个人的历史命运来说明的话,可以后来到了台湾的殷海光为代表。而延安知识分子主要是三十年代走向延安的左倾知识分子。它的传统延续,可以胡乔木为代表。“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体主要是指那些在“九一八”以后,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而献身革命的青年学生。它的传统延续,可以韦君宜为代表。殷海光、胡乔木和韦君宜虽然同出于清华,但他们最终的思想状况却代表了不同的方向。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和“一二九”知识分子的一个明显区别是:前者有留学欧美的经历,而后者则没有;前者的选择在学术,而后者的选择则在政治。他们早年的人生经历有许多是重叠的,有些人甚至可以说是既出身于清华,又参加过“一二九”,还选择了延安。
       这三个知识分子群体,从时空上来说,大体是在同一时空中活动。他们的出身和教育背景也大体相同。从时间上排序,“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体形成在前,延安知识分子形成稍后,而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则是在抗战以后才引人注目的。我要再说一次,这种概括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从那些知识分子最后的理想和思想状况上着眼的一种观察方法,而不是说只有那些历史事件发生以后才出现了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或者还可以这样来观察,这些知识分子本来是一个群体,而在三十年代初期以后,表现出了不同的人生追求,不是说直接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才是“一二九”知识分子,同样道理,也不是只有到了延安的才是延安知识分子,到了西南联大的才是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而是注意他们的思想倾向。吴世昌就认为,“九一八”是“一二九”的前奏,没有“九一八”,就没有“一二九”,吴世昌是“九一八”后青年学生中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我们也可以把他算作是“一二九”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和人生命运中,最中心的事件是抗战,是救亡。1949年以后,这三个知识分子群体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是不同的,虽然个别知识分子的情况有例外,但从整体上来说,这三个知识分子群体是有明显差异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这时已从中心退向边缘;而延安知识分子则由边缘走到了中心;特别是在思想文化和新闻教育部门(包括高层的秘书人选),可以说主要是延安知识分子和“一二九”知识分子的天下,新意识形态的建立和完善,主要是他们来完成的。“一二九”知识分子虽然最后有许多人走向了延安,但他们并没有完全变成延安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早年的教育背景和延安知识分子还有较大不同,延安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是当时的延安马列学院(后改为中央研究院)、陕北公学和鲁艺,直到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思想来源是欧美自由主义,而延安知识分子的思想来源主要是马列主义。这就是“一二九”知识分子群的复杂性,他们本来是一群有理想的青年学生,在抗日救亡的民族生存关头,他们选择了较为激进的革命方式,他们的理想和勇气,在他们的人生当中永远令人感动,但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最终选择的历史道路和他们的理想追求出现了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在四十年代延安的抢救运动中已很突出,到了五十年代初期,“一二九”知识分子与延安知识分子在知识背景和生活态度上也有很大不同,像蒋南翔,他是“一二九”知识分子,但在他身上,还有早年清华的影响,“一二九”知识分子和延安知识分子的不同,主要不是政治立场,而是人生态度和知识眼光,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九十年代以后,“一二九”知识分子群当中出现了较强的反思历史的思潮,像韦君宜、李锐、李昌、李慎之、王瑶、赵俪生等,我们在他们的回忆录中看到更多的是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否定性评价,对于当年“一二九”运动中的“右倾投降主义者”,赵俪生、韦君宜等人,都有重新认识,赵俪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就说过,对于像徐高阮这样的学生,“大家伙不要用过分‘恶劣’的印象和言词,去追忆他们。”比起蒋南翔、杨述五十年代回忆“一二九”运动时对徐高阮他们的认识和评价,已完全不同,晚年“一二九”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大体有一种返回自由主义原点的倾向,这从他们对胡适的重新认识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李慎之先生曾对我说过,他们年轻的时候,是根本看不起胡适的。这一点,从“九一八”之后,吴世昌写给胡适的信中完全可以得到印证。
       在“百年人生丛书”编辑的视野里,他们的历史眼光,大体也是我上面提到的那样的思路。在已出版的七册回忆录中,像周一良、杨宪益、叶笃义是自由知识分子,而韦君宜和徐光耀则可以说“一二九”知识分子和延安知识分子。在他们不同的人生经历中,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复杂和多样性。回忆录在史学研究中是有较高参考价值的史料,“百年人生丛书”所作的努力是非常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