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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贸大厦双塔被撞毁改变了从我第38层上的办公室看出去的窗景。从那时到今天，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19年。当美国总统打电话来时，我说自那次事件以后所发生的变化不仅仅是高楼的轮廓线。不仅新的建筑已拔地而起，部分地遮去了“9·11”所带来的破坏，而且美国像一只长生鸟一样又复苏起来——尽管是一只被围攻的长生鸟，它似乎再一次成了国际秩序的基石。
       我要说，这一次复苏开始于欧洲和美国的再一次携手。结果是“维纳斯”(即爱神或金星，指欧洲)和“马斯”(战神或土星，指美国)的轨道现在不时有所交会。这与2010年恐怖分子发动的对欧洲的攻击有很大关系。这些攻击改变了人们的态度，政洲人对灾难性的恐怖主义突然有了较好的鉴别——完全不同于他们原先所了解的那样。民众们迅速行动起来，尤其是因为这些攻击被认为是毫无道理的。这种攻击的严重性使得欧洲和美国不再互相指责，事实上，欧洲人开始请求美国对恐怖主义采取强硬的态。
       促进跨大西洋紧密团结的因素不只这一个。有一件事变得很清楚，欧洲要比我们的一些美国朋友想象得更加团结。新欧洲和老欧洲并没有显出太大的区别，一旦加入欧盟，新欧洲就开始与布鲁塞尔掺和在一起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但是现在与欧盟能够更好地合作了。双方都不大情愿地承认，北大西洋会约组织拥有必要的军事工具，而欧盟有为国家重建(nation-building)提供帮助所需的能力。
       欧洲有很多的棘手问题都是与土耳其加入欧盟有关——对此我从来不曾预计会发生。欧洲人意识到，如果土耳其加入欧盟，他们的边界将一直连接到中东，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更充分地准备对付所有的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青春膨胀等问题。
       欧洲联合在一起说服美国必须采取行动以中止发生在巴勒斯坦的不断上升的暴力行为。在欧洲人看来，这一直都是问题的根源，但是双方意见的分歧和缺少解决问题的意愿将会阻挠任何一致的行动。
       在美－欧的这一次携手中，能源和气候变化所起的作用也在增加，但是并不是人们所预期的那种方式。有那么一段时期，欧洲人看上去像是在试图孤立美国，坚持要华盛顿按照欧盟的规矩办事。那是不可能发生的。欧盟领导人没有考虑到他们自己的民众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炫耀不同的环保标准的愤怒在上升。京都议定书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不得不想出一个新的框架采把美国人包容进来。
       美国在亚洲的作用变得更加明显。崛起中的中国虽然没有直接向是国挑战，但是在该地区取代它的地位，尤其是在经济方面。美国在伊拉克和恐怖主义事务上花费的精力注定要使美国在该地区的作用减少得更多。日本在伊拉克事务上与美国站在一起，但是由于它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与美国也发生冲突。在韩国，年轻一代批评美国在南北朝鲜的分裂和与朝鲜关系的困难上扮演的角色。看来美国被排斥在一边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然而，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改变了事态的发展。有谣言传出，出于对朝鲜问题上的僵局的担忧，日本在认真考虑发展他们自己的核弹。而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形势也开始恶化，这加剧了它在台湾问题上的敌对情绪，这就更增加了日本和东南亚的忧虑。美国起初是想加强它在该地区的影响，但是却发现许多国家担心发生美国一中国之间的冲突。结果美国最终减少了它在韩国和日本的驻军。大多数人都不希望美国离开，甚至中国，我想，私下里也看到美国留在该地区会给它带来的某些好处，因为它使其他国家更能接受北京日益增长的政治和经济影响。
       中美合作并不是什么天作之合，但美国和中国都必须尽力防止这一地区的事态偏离轨道。我看到更多的暴风雨来临之前的乌云笼罩在台湾海峡上空。民族主义已经明显地困扰着每个人。成长中的中国中产阶级更加热衷于民族主义而不是民主。
       能源供应上的担心也加强了美国的有利地位。从能源角度上看，一个稳定的中东对中国和欧洲同样是必要的。而美国却越来越成为什叶和逊尼两大教派之间的平衡力量。美国可能从未想到一个自由的由什叶派主导的伊拉克打破地区平衡，并在这个世界石油主要来源地加剧紧张形势。美国人所处的地位将不是令人羡慕的。
       有时我感到，很多美国人正在厌烦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世界安全的重任仍旧担在他们的肩头；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对欧洲人感到灰心，因为欧洲人关心的只是欧盟的利益。美国人认为他们与欧洲人之间有着一种默契——华盛顿大力向以色列施压，而欧洲人则应为中东维和行动筹集资金和军队。但是看来这个默契并不存在。
       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究竟能维持多久?时此，我不能确定。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在机构建设上做多少事。联合国确实因为成员国更加合作而比以前起到更大的作用，但是我们在联合国改革方面没有多少进展。印度现在感到更加沮丧。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地区的贫穷国家则感到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有些甚至对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感到仇恨。因为这两个国家把它们的机会给挤掉了。人权委员会在几年前改制成人权及道德委员会，它在人类克隆、转基因食品和是否对能源消耗进行全球控制等问题上身陷困境。在如何进行实质性合作以对付恐怖主义的问题上，我们仍然未能达成一个一致的定义以便所有国家都能团结起来实施同一个反恐战略。最糟糕的是，为了能继续留在纽约，我现在正处于一个两面作战的险恶境地。一面要对抗那些要求联合国总部搬走的鼓吹“美国至上论”的团体，另一面则是对付数目不少的欧洲人和亚洲人，他们认为联合国多半在按照华盛顿的意旨办事。
       我常常会想，我们到底已经取得多大的实质性进展。下一次我同美国总统——即我们“女孩子”的私人聚会时要好好聊一聊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