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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具有诗意生活倾向的年轻人,他生性忧郁,顾虑重重,总与他心爱的姑娘保持着一段距离。他希望与她呆在一起,但呆在一起又怕出岔子,所以他离得远远的,生活在诗意和思念中。这是克尔凯郭尔以假名人物在《重复》这本小书里的“际遇”。神圣化的爱情观和害怕将来被婚姻生活压垮,令这个年轻男子竟然在婚期逼近的日子只身逃走。1841年10月,克尔凯郭尔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没有办好自己的事情,他与心爱的女友蕾琪娜解除婚约。《重复》是对这一“草率”事件的理性处理。在这部作品中,他以一半为思想家,一半为亲历者的身份论叙了他自己——上面提到的那个胆小的年轻人的行为。他庄重其事,希望以此言明他对爱情的忠诚和怀疑。
       梁小斌在他的长达百万字的笔记中,反复谈及“劳动”。同克尔凯郭尔逃离爱情之后所做的工作一样,梁小斌日复一日地重复同一题材,其用意和原因也与克尔凯郭尔惊人地相似。
       一个以“爱情”、一个以“劳动”作为母题的两个不同背景、不同处境的人,却有着同样的尴尬以及一致的悲喜。将梁小斌与克尔凯郭尔放在一起讨论,并非常言所道的“文化比较”,而是,他们在上述两个方面的确具有过分的相似之处,同时,无论从气质和思想方式上,他们都称得是两个遥相呼应的人物。
       劳动作为梁小斌哲学视野中的情感氛围,被观察和写作的劳动无疑又是他的“情人”。
       同样以亲历经验进入作品,梁小斌在他的那个鲜明的时代背景下,饱受劳动的欢乐与痛苦,他发现了“伟大的劳动”题材。这个重要的关注和发现,是在同时代其他诗人和作家毫无察觉或者并不放在心上的情况下,率先注意到的。与克尔凯郭尔在巨大的人生舞台上出尔反尔的情形相同,梁小斌刻画的、在劳动殿堂中进进出出所表现出的优柔寡断,有其如出一辙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向农活献媚”,是梁小斌的劳动观,是他身处时代洪流的重要思想发现。
       在他与劳动打交道的文字记载中,梁小斌的劳动美学逐渐形成符合克氏所称的美感生活时期的心理规律。在最早的“第一次进村”时的诗歌以及《我热爱秋天的风光》这样敞开式的抒情篇章时,他与劳动的关系还不十分明晰。“当土地召唤我去收割的时候/一条被太阳翻晒的河流在我身躯上流淌……”这是他的纯粹的感性时期,注定了透明、无邪的基调。流畅优雅的劳动场面吸引了他,他情窦初开,跃跃欲试。这个单恋时代的情诗充分展示了诗人的少年激动。
       此时,劳动尚未开始。
       神圣的劳动在启动之前,劳动殿堂专业为学员们准备了一场盛况空前的“样板戏”,以示劳动场面的宏大,内部结构的缜密,既具备神秘的诱惑力又庄重威严:
       劳动殿堂里的一些行家里手手提各式劳动工具从我跟前晃过。他们中间有身着绿军裤、上穿洁白衬衫的解放军排长。他停下步,摘下挂在我们知青小屋门框边的硕大玉米,用手丈量着玉米的长度,排长脸上洋溢着关心家乡玉米兴衰的神色。他晃过以后,一个憨厚的‘后生’在我面前端着稀饭在喝,后生嘴里咬着一根筷子,却用另一根筷子去挠油亮脊背上的点痒之处,好像是拾掇了一下筋骨。他将场地上的碌碡翻了个身后也很快退下。在这濒临“空场”的尾声,又有一位年轻女人手拿镰刀匆匆躲在草堆后面。当她再次闪现,身姿上仍有裤带已经系好的余韵犹存。这些,我均历历在目。就像庙里的十八罗汉,因为手头各有劳动工具,甚至能把劳动工具(譬如捆麦用的绳索)奇特地缠绕在身上,进而更能藏匿于心,所以,至尊的神允许他们的面目或是嬉笑,或是老讷。劳动殿堂的诸神,在老者敲响的钟声里鱼贯而出。
       密不透风的场面,因为各种角色轮番上场而显得缭乱生动,令人目不暇接并大开眼界。
       局外人在这种表演中,除了欣赏他们流畅的身姿和道具的灵动飞扬,还来不及回味咀嚼。劳动气息扑面而来,绕颈而散,聚积为气贯穹顶又氤氲笼罩的巨大氛围。这种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营造出来的美学气氛,使人们沉浸于幸福与忘我的陶冶之中。台下群情激昂。时辰到了!大捆镰刀抱过来,没有开刃的簇新刀口,黑乎乎地相互纠缠地咬成一堆,轰然有声地堆放在已经泛红的竹床上。人民公社的宣传干事命令取来红绸被面。宣传干事的手臂一扬,红色被面被扯成一条条红色的绸带,一堆镰刀瞬间系上眩目的红绸,剩下来的绸布铺在竹床上。很快,系着红绸带的镰刀整齐地排开,“红宝书”陪伴着它。宣传干事欣然致辞,镰刀到手。
       劳动是在把握工具之后,才像模像样地谓之为名正言顺地取得资格。庄严肃穆的仪式下,一个将涉农活的年轻人只当他获得了自己的镰刀时才有所启蒙。镰刀就这样成为未来生活中一个醒目的口号。
       仪式结束,但红绸却仍然飘动,甚至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来到工地上,化作五颜六色的旗帜。观众走上舞台进入角色。轰轰烈烈的劳动戏剧在新一批群众演员加入时开演了。
       梁小斌发现,戏文之外凭空站出了一个“师傅”角色。这是他在劳动过程首次碰到的难题,师傅挡住了去路。
       第一天到绿化队上班的工人,曾经对横七竖八堆在他面前的巨大剪刀心存恐惧。梁小斌写道:“我彻夜难眠,明晨该如何在老师傅面前端平剪刀,或者我不去碰劳动工具,我只钻到灌木深处拔草……”这个工人不由自主地选择了想躲起来的策略。他产生了回避念头,虽然并非针对劳动本身,但他毕竟打响了退堂鼓。
       在梁小斌日积月累的观察中(极有可能是一眼看破),“师傅”是一个强大的审察官,口袋里揣着密密麻麻有关劳动的制度条例,师傅兼监工以及劳动体制的执行者这三位一体的“万能上帝”,还行使着奉命塑造千千万万个徒弟的权力。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片头上,他见过那些塑造成功的工农兵形象,定格的人物摆出代表师傅心声的姿势,僵硬的躯体还佯装四射金光。这是梁小斌最大的担心。这时的梁小斌对朦胧诗已经完成他的反思,对过去那种大孩子式的抒情诗人身份早已不感兴趣。写完《断裂》和《园丁叙事诗》之后,他以《诗人的崩溃》反对自己早年“美化自己”的倾向,决心从美学压迫中解脱出来。对偶像化的美学原则从厌烦到恐惧,使他在面对“师傅”这个形象时,找到了再次将自己推向叛逆极致的力量。梁小斌是反对“师傅”的,他可能认为自己并不需要师傅,他傲慢地确定自己可以自觉成长。发誓“独自成俑”的梁小斌,这时对劳动的怀疑由“师傅”肇始,刚刚进入感性质疑阶段。他仍然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一流的劳动者,但是,他也不准备将自己树立为劳动英雄。对质朴劳动的好感以及对当时的劳动形态的好奇与反驳,使他陷入了复杂的悖论之中。
       我搬砖头,现在已经是一堵矮墙了,我仔细地数我搬了多少块。有一个搬运工人说:你搬多少不要与我们的搞混了……不错,我搬多少块砖千万不要与他们的劳动果实混为一谈。
       他似乎也曾掠过与其他劳动者打成一片的温暖念头,但是,他被提醒站远点儿。被疏离出来的劳动者不被主流劳动队伍接纳,这使他渴望得到劳动权威的肯定和承认。于是,在师傅面前,他攒足了劲儿希望能够露一手。“我以自己老实态度拼命干活,我在用力推车,我以为师傅会赞扬我,我是个爱劳动、肯吃苦的人。我希望别人对我的劳动下一个良好的评价。但是,好像没有谁知道我在用力推车。师傅干完活后,拿着毛巾忙着洗澡去了。”天真的学生没有得逞,无尽烦恼涌上心头。
       在人的局限性中,这些无碍思想进程的细节倒显得真实可爱;在某种意义上,它在思想迂回的激荡与找不到出口的窘境下,还起着整理和“行动必须推迟”的提醒作用。这种世俗意义上遭受的打击被一再关注之后,受到无尽滋养,同时,在内心又遭到来自不同方向上的重物的撞击,终于成长为了无限膨胀、囫囵懵懂的问题之核。在这个逻辑路线可能一度遭到阻截的思想盲区,身处黑暗中被自己照亮的“自救”,有时缘于一个突然的爆破。“我得向农活献媚。”梁小斌喃喃之声,披露了他的见解。
       “我得向农活献媚,有一个昭然若揭的时刻等着我。”他终于被自己的结论吓了一跳,他感到自己即将接近事物的本质,因此,他信心百倍地在后来的文章中,卖关子地写下一座冰山融化了,但冰山之所以凝结的核心——一块石头停留在海水中,他得意地说,“融化到此为止”?
       梁小斌已经感到自己将“劳动”的百合剥到了最后一层,那种直逼核心的追问,即将迎来“劳动”生命本源的最终显形。这个关键时刻,被梁小斌描画得有如依照上帝造物的心愿适时降临。
       他在《向农活献媚》中写道:
       当我一抬头,眼前正高高地站着一个黑色巨人,我被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但我毕竟看清了,那个巨人站在木头堆里的乒乓球桌上,那矫健的身姿像大象的腿一样粗壮,举到额前的手腕上延伸出一柄镰刀。这是一尊泥塑,稀薄的月色正从百叶窗上射过来,射到那张已被造反派的子弹打得稀烂的面容上……泥塑劳动者仍旧很僵硬地保持着那个姿势,断裂的镰刀丢弃在身边。此刻他应当在盯着地上的稻草,我绕到他偌大的头部旁边蹲下来,想伸手去触摸,可那对有棱角的眼珠正盯着我,他以偷袭者的眼神逼直地指透人心。后来,劳动者塑像和造型我陆陆续续见了许多,他们是我学习农活,努力抵达“神似”的楷模。割麦人的泥塑,他的最后完成式终于又矗立在某个图书馆的门口,在大好阳光下,我得出结论,揩汗水时,手里得有镰刀,以佐证汗水“不虚”。我惊魂已定,但是我要说:“恐吓出农活”。
       这个有虚构嫌疑的情节,借助它,终于说出了真相。梁小斌揭开出他人不敢碰的特定时代劳动机密,这是他劳动哲学的重大突破。
       关于对劳动的进一步省察,他用耸人听闻的句法强调:劳动被供奉了,当它被塑造为一个神圣的偶像化象征,劳动就成为一具僵死的干尸,而这具骨血干枯的可憎僵尸“说翻脸就翻脸”!
       一个与劳动有着千丝万缕情感联系的人,一个一边干活一边想心思的劳动者,在走神时被辨认出来。当这个人被宣判从劳动人民队伍里“清洗出来”时,他所领教的结案陈辞是:“你能干什么,我们不要这个人!”这是梁小斌终于等到的、最后一个悬而未决的“使我昭然若揭的时刻”。
       梁小斌完成了他对劳动的观察。
       人浮于事的轮回因果导致事浮于人的不变现实。“独自成俑”的概念掠过世俗意义,在人本主义理论立场中确立。身处书籍海洋、观念丛生的信息时代,如何塑造独立人格,真正在思想上有所发现,“独自成俑”是惟一的成长模式。梁小斌深知劳动者的祭品使命。一个真正的劳动者倾其终生所创造的都不是为了他自己,遗憾的是,如偶像化劳动的初衷一模一样,为了最终的仪式——在人与神的片刻交往中,献上自己的“艺术品”。
       梁小斌是矛盾的,正如克尔凯郭尔在互相矛盾的相抵中,终于像山体隆起运动的现象相同,梁小斌也总是在此长彼长的“怪圈”中,进行苦行僧式的朝圣探究,并玩弄“怪圈”于股掌之间。
       克尔凯郭尔在哲学中主张逃避现实,回到宗教中;事实上,梁小斌偏爱欣赏具有神性的劳动。因此,克尔凯郭尔的《重复》和梁小斌的《独自成俑》,都愿意一半是挽歌,一半是批判地流连于感性与理性的双重世界。
       (《独自成俑》梁小斌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