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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推荐陈寅恪先生为清华国学院导师，校长曹云祥说：“他是哪一国博士?”粱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曾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粱先生生气了，说：“我粱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廖廖数百字有价值。”接着粱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索，就请。
       1930年，钱穆到燕京大学任教，校长司徒雷登问他对燕大印象如何，他答道：“起初听说燕大是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的大学，心中特别向往。我来燕大一看，才发现并非如此。一入校门就看到M楼和S楼，这难道就是中国化吗?我希望将燕大各建筑都改为中国名。”不久，燕大专门召开会议，决定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接，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一律赋以中国名称。钱穆还为校园的一个湖取名叫“未名湖”。
       蒋百里就任保定军校校长的第一天，对全体学生训话道：“我此次奉命来掌本校，一定要使本校成为最完整的军事学府，使在座诸君成为最优秀的军官，将来治军，能训练出最精锐的军队。我一定献身于这一任务，实践斯言。如果做不到，当自杀以谢天下。”后采，他因学校被政府拖欠经费，深感愧对学生。连写下遗书，真的当众自杀，子弹穿过胸膛，幸而未死。
       梁思成说：“我们有传统习惯和趣味：家庭组织、生活程度、工作休息，以及烹饪、缝纫、室内的书画陈设、室外的庭院花木，都不与西人相同。这一切表现的总表现曾是我们的建筑。”
       吕叔湘为人认真，叶至善说。文章经过吕叔湘的法眼，心里可踏实许多。叶圣陶家无论是谁，看到文章里的错字病句，就忍不住说：“要是吕先生看到了，肯定气得够呛!”吕的一生，都在和不健康的语句作斗争，努力维护着汉语的纯洁。80年代中，吕发现《人民文学》上的错误实在太多，忿忿不平地写信去一一订正。杂志上于是发表了一封短信，一本正经地向吕叔湘表示谢意，可是这封短短的感谢信，竟然也是错误不断，甚至把吕的名字写成了“吕淑湘”。
       1988年晏阳初98岁寿辰之际，里根总统在给他的贺辞中说：“在我任职期间，最大的报偿之一莫过于得知有像您这样全心全意为他人服务的贤达之士。”1989年布什总统又在给晏阳初的生日贺辞中说：“通过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帮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严与价值。”“您使无数的人认识到!任何一个儿童决不只是有一张吃饭的嘴，而是具备无限潜力的、有两只劳动的手的、有价值的人。”
       冯友兰高寿，使一些健康杂志颇感兴趣，当人们正儿八经问起他长寿的秘诀时，他却只有“不……着……急”三字奉告。
       有一年，金庸到台湾，跟李敖聊天，特别提到，在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已是虔诚的佛教徒了。李敖说：“佛经里讲‘七注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给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听了，窘得无以时答。李敖认为。金庸的信佛，是一种“选择法”：凡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就叫做“金庸式伪善”。
       蒋梦麟说自己平生做事全凭“三子”：以孔子做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鬼子者，洋鬼子也，以科学务实的态度做事。
       王闿运80岁，应袁世凯之邀，出任国史馆馆长，进京途经武汉，段祺瑞来访，请求指点。王说：“世上最容易的就是做官，一个人若官都做不好，那就一无是处。过去我年富力强，有许多大事要我去做，现在我老了，无用了，便只好去做官。”
       1941年，蒋介石评价当年的新文化运动：“我们试看当时所谓新文化运动，究竟指的是什么?就当时一般实际情形来观察，我们实在看不出它具体的内容。是不是提倡白话文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零星介绍一些西洋文艺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推翻礼教否定本国历史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打破一切纪律，扩张个人自由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国，毫不抉择地介绍和接受外来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所要的新文化，实在是太幼稚，太便宜，而且是太危险了!”蒋介石在“五四”运动时正在福建山区闭门读书，对西方、俄国和日本的经济政治学说颇有涉猎，对于新文化运动也不能说毫无感受。他在上文中五个排比的问句，真好似满面戟髯，根根见自。
       胡适评论道：“京剧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黄侃挺身而起道：“适之，适之，那要唱武松打虎怎么办?”
       张慧剑说：“中国有三大天才皆死于水，此三人者，各可代表一千年之中国文艺史——第一千年为屈原，第二千年为李白，第三千年为王国维。”
       张伯苓常讲：“人可以有霉运，但不可有霉相!越是倒霉，越要面净发理，衣整鞋洁，让人一看就有清新、明爽、舒服的感觉，霉运很快就可以好转。”他还编了句顺口溜：“勤梳头勤洗脸，就是倒霉也不显!”
       张伯苓特别信奉这样的理念：一衣不整，何以拯天下?
       南开另有四十字镜箴：“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客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作为大出版家，王云五跟张元济不同。张是纯粹的夫子，搞出版仍关注一个“学”字；王云五不然，他着眼于一个“商”字，有人说他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出版商。他自承：“出版事业犹如开饭馆，要饭馆出名，必须要有名厨，厨子比老板还重要。他要拥有支配全饭馆饮食的全权，才能端出来精彩的菜肴，以飧食客。出版家最好是读书人，书读得博，不一定要专，这样才能推出各类可读的书。”
       洪深说：学生的等级可分为四等。最好的是牛，喂以草料，分泌牛奶。其次是酒壶，灌以液体，可如数倾出，仅有少许遗留。再次是破碗，盛之以水，若如数倒出，则涓滴不剩。最劣为漏斗，倾以污水，水则流出，渣滓尽留其内。
       张申府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也是第一位把罗素介绍到中国束的学者。他晚年时舒衡哲说：“我希望可以，非常希望，我们必须坦诚地谈，因为对我来说，讲真话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曾对友人说，“我吃亏在没有写出一本大书采。”
       有人从小就使用梁实秋编的英文字典，一次问他，怎样才能把英文学好，梁回答说：“起码要翻破我编的三本字典。”
       蒋梦麟说：“我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风潮，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
       钱钟书常讲：“二十岁不狂是没有志气，三十岁犹狂是没有头脑。”他清华大学毕业后正是二十来岁，陈福田等人想让钱钟书读清华研究所。钱钟书当时答道：“望眼清华，还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来当我的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