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是当年鲁迅戏说也好微讽也好,给年轻的李长之先生的称号——“李天才”。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天才”并非指“江仲永”之类的聪颖一时,笔者是确把李先生视为文坛天才的。不是么?他l9岁就开始发表评论鲁迅的文章25岁出版了可能是最早的一部全面评述鲁迅生平与作品的《鲁迅批判》(那时鲁迅还在世呢),且“体系严整,分析细密,论由己出,足以奠定他作为一个学者批评家的位置”(郜元宝《李长之批评文集》编后记),后来到他1957年不幸“殒落”之前他写了多少书呢?为节省篇幅起见容我不记录在这里了,有兴趣的看客可以看他《批评文集》后的《著译系年》。那长长的书目,而那时他却不过四十多岁(笔者也是这个年龄,可是有多少“业绩”呢,面对李先生真是太惭愧了),设若李先生彼时太平,在他作为学者肉体生理与学问智慧的“高峰期”和学术“喷发期”,他应该还能留下多少著述?人们还会在今天把他作为“出土文物”般来看视么?思及至此,为之怅然,于是为李先生留一写照(且当是“惊鸿照影”)的思绪来得格外浓烈。其实呢,也不独是为李先生,我相信这个“殒落”的队伍太长,在历史岁月“花果飘零”和如今人们于商场网络大众文化共同合谋下狼奔豕突,只留下一切消解一片喧嚣一地鸡毛一声叹息的境况下,那些曾被“侮辱和损害”的、被“遗忘与淡视”的历史上(思想史上或学术史上)的“失踪者”们,值得记忆的就绝不仅是李先生一人。
还在“千禧”之际,由《书屋》和《博览群书》上两篇说及、忆及李长之先生的文章得一触怅,不免回想自己初知李先生初看李先生的书的时候。是“文革”后期吧,忍受不了求知欲的煎熬,竟把家中被纸糊查封的书架上的书籍一一涉猎过目了,一定是看过李先生的书,要不为什么一说起李先生就和“德意志旋风”联想起来呢?那火烫的浪漫字句与诗风,后来在我生活转折点的1984年由李先生《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的重印让我对应起来,也这才知道: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李先生已经不在了。读其书,想其人,由“神交”(李先生女公子李书为其父《批评文集》作序,云“长之先生其人及其作品拂去尘垢,与他的老朋友、新朋友神交的日子不会太远了”。确是,相信由读李先生的书而与之有“神交”之想的不独区区)便欲进一步知其人,怎么着?遍查了大小辞书包括《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等等,李先生竟是一一阙如!有位朋友在北图查寻李先生的书,结果是“惊诧到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三本书而已,还是国家图书馆啊!其实何止公藏,“消灭”一个人还不容易么?有形成无形。是李先生的书只配速朽?当年清华艳艳才情的“四剑客”,李先生、季羡林先生、林庚先生、吴组缃先生,何独李先生最称偃蹇?李、季早在山东的家乡读小学就是同窗了,季先生如今是北大乃至“国学”的一面旗帜和大师了,他二十四卷的《文集》中被人称道的记人散文中却如何没有李先生呢?是春秋代序,日月递嬗,李先生“淡出”的日子早,也就被人遗忘得快?也是在“千禧”的时候,从电视上看到戏剧史学者周贻白先生的一生介绍,最后一个镜头是他“浩劫”中弥留时的照片。蓦地,又想起李先生,李书回忆说:李先生也是赍志故去,死不瞑目,临终依然保持着生前握笔的姿态!所以她祈愿:“愿历史的风帆不再向‘左’偏航,愿今日的知识分子不再蒙受长之先生那样的苦难”。曾经的、如何的“苦难”?也是一位朋友所说:“比司马迁更悲惨的悲剧”!李先生是写过司马迁的,他写到“李陵案”时哭了,“泪水一直模糊着我的眼”。那么后来呢?他的泪还有么?
也是“千禧”时,终于买到李先生的《批评文集》,欣喜的是书中收有李先生福兮祸兮的《鲁迅批判》,研究鲁迅却长期看不到这本书,这才了结了心愿。作为《世纪的回响》丛书,文学批评家这套是十位“异类”——清华的“二李”(李长之、李健吾)和他们的老师叶公超、朱光潜、梁实秋、沈从文以及周作人、林语堂,还有就是较之李先生命运更加坎坷更加悲惨的梁宗岱和路翎,是“世纪回响”的时候了么。
然而忽然心情沮丧起来:这本书是从“五元书店”买来的。众看客:也许你已经感受到了,不知何时起,许多地方一夜间冒出许多半价或竟“五元”的大小书店。真是书迷们的节日呵,但是你又会感受到什么呢?出版界先前的高价定位终于要尝受报应,“知识就是力量”也会再受到挑战,这是网络英雄、媒体星辰们的时代了!我不敢想、也不忍想:《李长之文集》果真会如愿出版?!也许,李先生的著作,我就将读到这五元钱购得的《批评文集》为止了?!
好了,言归正传。想到这新世纪的开篇,就将是世纪衔接链环中,中国大学百年校庆接力棒到了李先生母校的清华的节日了。遥想当年,清华还不是“网络英雄”日月丽天唱独角戏的年代,其时之人文“才子”不是如云也是十步芳草,所谓“四剑客”、“四才子”(以诗名,是朱湘、孙大雨、饶孟侃、杨世恩四位;以文论名,则是李长之、钱钟书、张荫麟、陈铨四位;戏剧,乃洪深、闻一多、李健吾、万家宝四位,它如文学院读书最猛、学业最优的“四才子”钱钟书、张荫麟、吴春晗和夏鼐),清华出才子,殆非虚言。这中间李先生于三十年代清华园“中文学主将”最称博通,他由生物系而哲学系,创作(文论外还有诗集等)、翻译又兼编辑(《文学季刊》、《清华周刊》、《益世报·文学副刊》等),那还是一个大学生的作为,此后著述、教书,学问规模阔大,书是差几等身了,文章则如水银泻地。李先生是一位高产的作家,待得新中国成立,李先生焕发青春,笔端亦春意盎然,写书写到“平均每年一本还多”,于是“当你回首那一代大家的时候,有时竟会惊讶,他们的生命哪来这么大的能量”(《书局旧踪》丁东“前言”)。但是,不平常的能量、活力、热力和精神追求,这一切却都停顿在“1957”的神符和句号上,“从此,他的写作和教学权利被剥夺了,他的名字从报刊杂志、出版界、教育界消失了”(《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再版题记)。他的书呢,也都成了禁书。47岁的李长之成了中国学术界和文坛的“失踪”者了。
天才、才子、学者、教授,李先生是如何偃蹇、失语、殒落、消失的?也是当年清华才子之一的吾乡王瑶先生(当年除了南方的才子们,就是表里山河的娘子关里也走出了李健吾、蒋弗华、王瑶和“硕果仅存”的常风等山西清华才子们)后来于“洗澡割尾巴”时引冯友兰语:就是错将新社会领会成是“一个下棋式的社会而不是一个打牌式的社会”。什么意思呢?“下棋式”是个人得以拥有充分发展机会,像先前的李先生侪辈,“一个人,可以在创作、研究、教学和编辑出版经营领域里全面出击,纵横驰骋”,那曾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打牌式”呢?就要顾及合作方台面上的脸色暗示和台下的腿脚勾传。王先生清华当年是有着“小周扬”和“小胡风”称号的,经历较曾被鲁迅说上海滩上疑为“第三种人”的李先生光亮却又不免复杂,彼时以他于新社会的亲和关系而言,他就不是李先生侪辈的“回头是岸”而是“水到渠成”了(见夏中义《九谒先哲》)。所以王先生治学转向,写了一本从此中文系学生人人捧读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从《沈从文家书》中张兆和笔下可以看出:沈心有余悸不敢动笔,“老是为王瑶这样的所谓批评家而嘀咕不完”),李先生则是以当年曾对鲁迅“批判”的缘故从此“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其实呢,王先生,李先生,分不出彼此,前头也好回头也好,他们终是“两头不到岸”哪。不是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毛厕里的臭石头”么,王先生最终是裹挟在“胡风”和“周扬”之间(好在没有被打成右派,但是“罪”亦不小啊:“我所散布的影响的严重危害作用”,其中就有轻而易举地把“跟我工作和学习的助教和研究生六个人中就有三个堕落成为右派的沉痛事实”。见其《“文革”检查》。那也就是周扬点名入册的裴斐、乐黛云、金开诚三位吧),又后来王先生“衰年变法”,还不是回过头来去传递那“清华薪火”么,自然,以他名字命名的学派队伍虽仍不脱当年之生态语境,毕竟更是青出于蓝了。李先生是寂寞了,他大概没有留下什么“学派”,他于“打牌式”社会太陌生了,一如其写司马迁,还是让人顿生阔大之气的汉武时代(长之先生说:“武帝是亚历山大,司马迁就是亚里士多德”)呢,“在这种太极拳式的社会中,最吃亏的,当然就是一般太直性,太热情的诗人,像司马迁了”。秦皇汉武之后,士人以及知识分子,以及后世代出不已的聪明者的“天阉”辈,李敖痛快淋漓地“酷评”:“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最可耻的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夹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之间上下其手”。“中国知识分子最缺乏‘溺儒冠,焚儒巾’的气魄,读书不化,头脑不清,到处叫爸爸”。“大家说一样的话,写一样的狗屁,拍一样的马屁”。“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不把精神用来解决小人、解救小民、解放小脚,却用来争所不该争的,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混、糊涂、笨”。李先生做怎样的选择呢﹖《鲁迅批判》是旧账,新账呢?读李庄《难得清醒》的回忆录才知道长之先生“丁酉”入籍真是他“咎由自取”:原来《人民日报》改版,扩大报道范围和开展自由讨论等,因为既然标名“人民”,报纸就该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和财产”公共空间或平台,这一“真诚坦率的自我批评、热情诚挚的呼吁”得到了积极的回应,茅盾、马寅初、李长之、黎锦熙、朱光潜等投稿,发表了“对双百方针确有真知灼见的文章”。好么。不久,李先生所在的北师大也成了如今反腐斗争不鲜见的一个名词——“窝案”:一窝子的老“右”:傅种孙、黄药眠、钟敬文、启功、陶大镛、穆木天、彭慧、陈友松、董渭川、朱启贤、胡明、何廷杰、武兆发自杀等等。而李先生的加入,起因大概是由于他曾以何逢的笔名写了一篇文章《墙》,文中说党应该多联系群众,不能像隔着一堵墙一样缺乏沟通,没有了“墙”的阻隔,党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才会更加融洽,党的领导才会真正深入人心。
穆木天“上网”(“文网”)的那篇文章《我的呼吁》中说:党内有宗派主义,如师大,有的党员教授只有半部《
中国文学史》可有胡适的水平?,却不经研究即推荐给了教育部出版,长之先生的讲义水平在“半部”之上却得不到提名。穆教授不由呼吁:“请党中央像搭救王蒙一样救出师大罢!”穆教授眼拙,王蒙真的给“搭救”出去了?而李先生在师大的失意倒是可以窥出几分。原来“才子”们发皇的中文系也好历史系也好,现如今都是“右派”的摇篮,北师大如是,读徐中玉先生《海上学人漫记》,则华东师大等也莫不如是如施蛰存、钱谷融等。这几个造反派视为“水浅王八多”的院系,也是“反右风景中师生受害最多的单位,即竞争着要把右派人数尽可能划得最前列的单位”。为什么呢?不是说“大学里,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还有一个,就是“办报纸的”。见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吗。“唯心论”是什么?今天的学生们可以不给历史人物或学派按“唯物”、“唯心”排队划线了,也就不大清楚为什么“唯心论”如何就通向“右派”。其实说破,还是“酷评家”的李敖自云的,他是历史系出身,这“历史系是一个神秘的系,它可以使狂者愈狂,狷者愈狷,笨者愈笨”,以文史哲相通不分而言,设若李先生当年坚持生物学,如何?也难说,他果能见容于“李森科学派”?
我不知道李先生是如何度过他的“黑五类”最末的“右派”岁月的,多少学者是从此刊落声华呵,一如李先生的“难友”黄药眠大师不胜感叹常吟的宋人诗句:“志士凄凉闲外老,百花零落雨中看”,很多的人是从此不起了。不过,我想:他一定会常常想到当年他笔下的那个司马迁的吧。我也知道有着许多铩羽暴鳞经历的人于困顿、磨练中就不时地诵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由是获得告别无忧无虑的懵懂生活。体认坎坷和不幸实在是人生常轨的练历,这时你如果仍持有学习历史的兴致,就多少会悟出历史学能够赋予微末的个体生命以意义,它能提升自我,进而实现自我。然而,如果说李先生“向往的整体性批评的胜业”是“合学问道德生命情感于一体”的话,我们能够看到的还是这本1948年开明书店出版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了。不错,它“最能显示这种渐入大境的趋向”。“丁酉”之后的长之先生心已碎,身已残,郜元宝先生喟叹“奈何赋命不辰,天不假年,绝大的愿力,罕见的才华,都终归虚化”,这也是我所说的天才的“殒落”了。悲夫!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