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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著有《中国人口发展史》、《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中国古代的疆域变迁》等。
       1977年，上海市准备恢复人代会。由于米不及先开基层的人代会，代表是由各区县通过酝酿提名，征求所在单位意见，再在一次临时召集的会议选举出来的。区领导或者知道我的情况，或者听过我的发言，马上想到了我。正好教育界已经提了两位小学的候选人，一位是老模范教师，一位是中年总支书记，都是中共党员、女性，就缺一位中学年轻男教师，最好是非党，我在哪方面都符合。于是我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顺利当选为第七届上海市人大代表。
       尽管我在1978年10月就离开中学和所在区，但这一届任期为五年，到1981年才结束。这几年正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和改革开放发轫阶段，市人代会也发生了显著变化。1977年底召开的第一次会议的模式几乎是“文革”期间大会的翻版，全体代表早早入场坐定。在乐曲声中，苏振华等领导登上主席台，全场起立鼓掌。在小组会上，市领导很少露面，偶尔到达，都有充分准备，记者的镜头早已对好，领导在发言后，照例表示因公务繁忙，立即离开。其他代表的发言大多照本宣读，在坚决拥护的表态后，工农代表多做忆苦思甜，干部代表少不了声讨“四人帮”罪行，知识分子代表在控诉之余，少不了歌颂英明领袖，掌声不断，甚至不时响起口号声。有位老劳模一直被当成典型，“文革”期间批林批孔时让她在大会发言，她怒斥“孔老二这只黑甲鱼”，批邓时仍骂为“黑甲鱼”，到人代会上又批“四人帮”这批“黑甲鱼”。我们区代表分为两组，我所在一组除了我们三位中小学教师外，还有上海工学院的几位代表，干部、知识分子较多，每次讨论总嫌时间不够，不得不推迟散会。另一组大多是工农代表，掌声、口号声虽多，却经常提前结束。
       开会期间每天由专线车接送，伙食丰盛，午间休息时有电影招待，每天晚上安排观赏戏剧、杂技、歌舞演出。会场内特设的商店货物充足，质优价廉，大多是外面需要凭票供应，或经常脱销的，像久违的大白兔奶糖、花生、生梨等，还有同样紧俏的书籍、邮票。我买了不少书，包括《现代汉语词典》，也买了一些商品孝敬父母。这是我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待遇，但除了听报告，发言表态，鼓掌通过外，实在没有什么代表人民的内容。最后选举新的一届市革命委员会和出席五届全国人大的代表，也是完全等额，照单通过如仪。在选举的全国人大代表名单中有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谭其骧，想不到一年后我成了他的研究生。有一位女性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一年后也考入复旦大学研究生，成了我的同届同学。市外办主任李储文(后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现为上海市政府顾问、市社联主席)与我同组，第二次会议期间他得知我考上研究生，而他的儿子也成了研究生，使彼此间增加了一个共同的话题。
       不过从第二次会议开始，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都逐年发生变化。例如，领导人出场不再奏乐、全场起立鼓掌。晚上的演出改为内己购票，一般只安排一两次。记得有一年是看关肃霜的京剧，我买了票与列席会议的谭先生一起观看。随着市场供应的好转，会期的内部购物也只是提供便利了。市革命委员会撤销，恢复为市人民政府，由人代会选举正副市长。对市政府的工作报告，开始强调审议，不再先表示坚决拥护，具体意见增加，有的还相当尖锐。我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人民代表的职责，并且不限于大会期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全面展开，一些情况反映给我们这些代表。我尽力而为，总算解决了两件。一位住在长宁路的周某给谭其骧先生写信，他因冤案被判刑，现虽落实政策返回上海，却一直没有安排工作，请全国人大代表转达要求。那时我已担任谭先生助手，就代他回信，并将材料整理好，让谭先生带到北京，交给全国人大。但会后仍杳无音讯，周某不断来信。到下次大会时，我与谭先生联名上书，又直接找市人大反映。周某也知道了我的身份，有的信直接写给我。大约经过两年间多次反映，终于收到周某来信，他被安排到一所大学(或许是他原来的单位)工作。他要求与我们见面，当面致谢，我谢绝了他的好意。我觉得他恢复工作是理所当然，而且远远弥补不了他所受的损害，我既不忍听到他的感谢，更怕当面推辞不了他可能做出的表示。
       另一位给我写信的是所在区一位中学教师，“文革”期间因邻里纠纷，被对方串通公检拘捕，长期没有平反。我虽已离开该区，但在公检法还有不少熟人，包括几位领导。有人劝我不要管此事，因为牵涉到某领导，当时就是他办的案。提了一年毫无结果，我直接找了区委书记，经他批示，让我与公安局、教育局领导直接讨论商谈。在这种场合与熟人见面颇为尴尬，我只得公事公办，据理力争，驳斥公安局的种种借口，最后达成一致，为这位教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多年后，我回母校作报告，结束时一位教师来见我，问我还记得他吗?原来他就是那位教师，后调人我的母校。校长向我介绍，他现在负责全校的电化教学，成绩突出。想起往事，我十分感慨，这样一位优秀教师的命运很可能就断送在“文革”之中，我曾经尽过代表的责任，自然感到欣慰。
       “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工资调整进行时，复旦大学的几百位研究生中有一大半是属于加工资的对象，但因为有的是在原单位拿工资的，有的已与原单位脱离关系，纷纷找我反映情况，要我向市政府和有关部门提出。为此我开过几次座谈会，提出了确保在职或带薪研究生的权益的提案，以后又将政府的答复张贴在宿舍区。因此很多外系的同学都知道我是市人大代表，王沪宁等见面时一直戏称我为“代表”。
       人代会恢复议案制度时，大多数代表不知议案为何物，更不会写议案。我除了自己提出外，又增加了帮助其他代表写议案的任务，一般由他们告诉我具体要求，我整理为议案文本，然后交他们签字。我自己写的议案，也找合适的代表签名后递交。当时对议案没有严格规定，只要有人提，一般都立案。会后发下两厚本议案汇编，我提的数量名列前茅。其中一项要求电影院恢复学生场的议案被采纳后，《光明日报》还在头版作了报道。但有些牵涉范围稍广，或有实质性内容的议案往往无疾而终，或者仅仅得到圆滑有礼的答复。当学校出现竞选所在地区宝山县人大代表热潮时，也有几位研究生同学打出竞选旗号，有的还配上大幅漫画造势。看到有的竞选宣言中出现“改善教师待遇”等口号时，我不禁哑然失笑——复旦教师的待遇宝山县人代会管得了吗?这说明我这个市人大代表没有白当，至少我明白了哪些事哪一级人大代表能管，市人大代表该做什么。其实，只有在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时才会立竿见影。谭先生的家从复旦宿舍迁入淮海中路新居后，一直装不上电话，工作很不方便，学校出面反映了几次都没有解决。我在会期直接找了出席会议的市电信局局长，特别强调谭先生是全国人大代表，他记下了姓名地址。当晚我到谭先生家去，得知午后电信局已来人安装电话，立即开通。
       五年后市人大换届，我早已脱离丁中学教师和这个区，自然不会连任，但这一段经历成为我人生的宝贵记忆。2000年我被增补为上海市政协委员，次年大会期间，我正在南极考察。直到2001年初出席市政协大会时，我列席市人大开幕式，并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又回到了同一会场。想起22年前初次出席人代会的情景，不胜今昔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