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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亨利·R.卢斯(Henry R.Luce)，1923年在纽约创办了《时代》周刊，创建了一个世界性的媒体帝国；他作为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后代。从1898年4月到1912年秋天，在中国出生，在中国长大，中国一直是他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纽带，是他的梦想中的重要场景。他以他的方式，延续着父辈与中国的特殊关联，延续着父辈宗教的、教育的梦想。正是有着这样的个人渊源和历史背景，《时代》与中国的故事才由他开始，也在他身后延续。
       《时代》问世伊始，它的有创新意义的封面设计也带给读者一种新鲜感，这就是沿袭至今的封面人物。
       成为《时代》第一个封面人物的是美国国会议员卡农(JosephGurney Cannon,1836－1926)，1923年2月他在86岁时退休。关于卡农，《不列颠百科全书》介绍说：“美国政治家、资深众议院议员，1872年进人众议院，1923年退休，在众议院46年。他是一位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和忠诚的共和党人，1903－1911年担任议长，人称‘乔大叔’。”作为一个老资格的政治家，“乔大叔”亲历了美国从二流强国一跃而成世界第一大国的全过程，这是一个帝国走向顶峰的开始。选择他作为创刊号封面人物，正好吻合了卢斯关于美国的梦想。
       就这样，从卡农开始，一个个新闻人物出现在《时代》封面上，封面上一个大大的红色方框，红框里是封面人物的肖像画或者照片，固定的版式和特点沿袭至今。随着时间的延续，它形成了一种传统，成了学者研究的对象，更成了今天《时代》主政者引以为自豪的历史。
       第一个成为《时代》封面人物的中国人是北洋军阀吴佩孚，时间在1924年。此时，他的威望与权力正处在巅峰，直奉军阀则正在交战。
       从此，每一次中国封面人物的出现，都伴随着当时的风云变幻。
       蒋介石1927年的首次出现，伴随着中国大革命的大起大落；冯玉祥1928年的出现，伴随着蒋冯联盟的形成；溥仪1934年的出现，伴随着“满洲国”的成立；蒋介石、宋美龄1938年联袂成为年度人物，伴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陈诚1941年的出现，伴随着重庆大轰炸艰难的日子；毛泽东1949年2月的首次出现，伴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共产党新政权的开始；周恩来1951年的首次出现，伴随着朝鲜战争的进行；罗瑞卿1956年的出现，伴随着1955年肃反运动的结束；李富春1961年的出现，伴随着“三年灾害”后经济政策的调整；林彪1966年秋天的出现，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邓小平1976年年初的首次出现，伴随着他的复出以及能否接替病中的周恩来；江青1977年的出现，伴随着她的失败和“文革”的结束：1979、1986年邓小平两度成为年度人物，伴随着中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行程；邓小平1997年的最后一次出现，伴随着他的去世和20世纪即将结束；在长达6年的空白之后，2003年春天再次出现的则是一个戴口罩的普通中同人，伴随的是SARS肆虐神州大地……
       一个个封面人物把漫长历史断断续续地串联起来，成为今天描述中国的一种特殊线索。
       根据不完全统计，从1924年吴佩孚第一次出现，到2003年SARS上封面，《时代》上的中国封面人物约为50多人次。如果把与中国事件有关的外国人包括在内，如抗战期间的史迪威、陈纳德，国共内战时期的马歇尔，1972年首次访华的尼克松，大约为60多人次。在80年间总数达4000多次的封面人物中，与中国有关的次数似乎只占很小的比例，但如果将之放在整个世界范围来看，则另当别论。
       列努斯的《谁在(时代)封面上?》，集中研究了1923－1977年间《时代》封面人物。他运用统计学的方式，列举出不同表格，从不同专题进行分析，对于我们了解《时代》封面人物的职业、国籍、年龄、性别等特点颇有帮助。根据他的统计，在2814个封面上总数为3336人次的封面人物中，美国人2294次，占了68.80％；世界所有其他国家一共占31.20％；而在这些国家中，名列前五位的国家分别是：英国，193次，5.80％；苏联，125次，3.75％；法国，85次，2.50％：德国，82次，2.40％；中国52次，1.60％。由此可见，中国封面人物的次数并不为少。
       从个人出现次数的统计排序来看，中国人物也颇为重要。毛泽东，12次，名列第12；蒋介石，10次，名列第17；周恩来，8次，名列第22。列努斯的统计只到1977年，邓小平第一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是在1976年，在随后的20年里，他先后共出现了9次。他的排序也比较靠前。
       从女性角度，中国封面人物也引人注目。女性在封面人物中的比例很小，大约在10％左右。中国封面人物中有两名女性，一是宋美龄，一是江青。根据列努斯统计，截至1977年1月，全世界只有5位女性出现过4次或4次以上。宋美龄先后出现过3次，显然属于出现频率较高的女性之一。同时，她还以蒋介石夫人的身份作为年度人物在1938年出现过。而截至1977年，只有4次选定女性为年度人物。另外3次分别是：1936年度人物辛普森夫人(温莎公爵夫人)；1952年度人物伊丽莎白女王二世；1975年度人物为12位女性。
       邓小平短短几年间，先后成为1978年、1985年的年度人物，是当时最为引人注目的焦点，这在《时代》历史上也是少有的现象。列努斯分析过：“至今已经有65个不同的人被推选为年度人物。然而，他们当中只有20人(31％)曾被4次或更多次登上封面。”邓小平一共出现过9次，并两次当选年度人物，其重要性显然在所有封面人物中名列前茅。我根据《<时代>75年(1923—1998)》一书刊载的年度人物封面统计了一下，从1928年第一次出现年度人物到1998年的70年间，有10个人两次或三次当选为年度人物。除罗斯福一人是3次之外，其余均为2次，他们分别是：斯大林、丘吉尔、马歇尔、艾森豪威尔、杜鲁门、尼克松、里根、邓小平、戈尔巴乔夫。
       卢斯及其《时代》对中国的关注，无疑与20世纪初美国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亚洲、转向中国密切相关。早在卢斯的父辈们来到中国传教时，美国政治家、商人就注意到了中国这个东方古国潜在的巨大市场，他们一直关注并试图影响中国在历史变化过程中的走向。在卢斯看来，已经成为帝国的美国在二战期间开始了“美国世纪”，而这一“美国世纪”与参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事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卢斯为美国的强盛而自豪。他的传记中写到，卢斯在中国时与父母生活在舒适、富裕的小天地里，而小院外面他所目睹的是贫穷、落后、
       动荡。这种强烈反差深深刺激着他，也影响着他。童年期间，卢斯曾和父母一同回国探亲，亲自感受到了美国的富裕。晚年时，在和《时代》公司的一位职员讲到自己在中国度过的童年时，卢斯曾这样说!
       我可能形成了关于美国的太浪漫、太理想化的观点。我距美国很遥远，做到这一点并不客易。对于我来说，只要美国能成为一个黄金国，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的确，我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看法，即假如美国有什么过错，那就是和其他国家的人民相比，美国有太多的人变得太富有，而富人则更容易变得有罪。形成这一理想化的美国观，是因为我接触到的美国人都是好人。(转译自《卢斯时代的中国形象》第48页)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面。更重要的一面在于他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使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具有特殊感情。1941年，在一次演讲中，卢斯说：“整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民像中国人民这样，以如此深厚的情感拥抱着和平、宽容和正义的理想。”《卢斯时代的中国形象》作者还指出：“他将他们视为充满智慧、能十的人类生命，他不同意对中美合作的指责。相反，他称赞在中国的美国教育家们在抗战中所逐步推进的由中国人自己管理由美周人创建的教育机构。‘美国人应该越来越少，而中国人应该越来越多。’”
       关注亚洲，对于卢斯来说，更大程度上就是关注中国。卢斯与中国的特殊感情，决定了他在日本侵略中国之后明显同情中国。他出面发起组织民间的援华委员会并率先捐款，还到各处游说和发表演说进行募捐。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美国政府除了谴责日本，并没有明确表示支援中国，甚至没有停止为日本提供的贷款。对此，卢斯不断提出批评。他在《时代》上撰写社论，强调有必要停止为日本提供的经济贷款，转而援助中国。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当天，卢斯与父亲路思义之问发生了这样的故事——
       这一天，卢斯和夫人在纽约寓所吃午餐时，传来了珍珠港令人震惊的消息。卢斯立即前去编辑部指导即将付印的《时代》、《生活》的修改。与此同时，他给父亲打去电话。路思义当时与女儿女婿一起住在波士顿。路思义年届73岁，且重病在身，但他仍为听到这一消息而激动。为中国的缘故，他和儿子一样，对美国现在向日本宣战而舒一口气。他说：“我们所有人现在都会明白我们对中国的意义，以及中国对我们的意义。”
       路思义当天晚上逝世，死在亚洲战局和中国命运发生历史性转折之际。
       虽不是传教士，卢斯却是虔诚的基督徒，卢斯延续着父辈的梦想。他对世界局势的判断，对自己刊物倾向的确定，有时不免受到其宗教信仰的左右。蒋介石、冯玉祥，在20年代《时代》出现的这两个封面人物都声称皈依基督教，这样一些与基督教相关的中国政治强人，自然会更加吸引卢斯的目光。19、20世纪之交时，父亲以传教士身份出现，孜孜不倦于将上帝的“福音”传播到古老的东方，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皈依基督；卢斯则在20世纪20至50年代的数十年间，对皈依基督教的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抱有极大兴趣和偏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他对中国政局发展的判断。也许他对中国终于出现了信仰上帝的政治强人而兴奋。在幻想着以基督教改造中国的梦境中，他无疑还是和父母站在了一起。
       冷战期间，卢斯一直站在支持蒋介石的立场上，即便在蒋介石到了台湾之后，他依然予以关注，曾到台湾和金门访问，并在1955年仍把蒋介石作为封面人物。不过，这却是最后一次。
       卢斯的政治态度、宗教信仰和中国情结，一直决定着他以个人的方式关注着中国。
       1955年，卢斯大胆提出一个积极的计划，以缓减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紧张状态，推进美中关系的良好发展，同时拯救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摆脱灾荒和饥饿。他建议美国向中国派出“组织起来的最强大的经济援助”。美国应该提供为期10年的2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从而改善共产党中国的生活水准。卢斯的计划包括制定一份妥协方案，既能包容国民党的观点，又能与共产党中国调和。卢斯关心的是共产党致力于一夜之间实现工业化中国的目标，有可能会造成粮食资源的紧缺，从而引发可怕的饥荒。他要避免“一次重大的人类灾难”。然而，没有明显迹象表明政策制定者们认真地对待过他的建议。(转译自《卢斯时代的中国形象》，第267页)
       1948年之后，卢斯本人关于中国的谈论或写作很少，一直到1965年。这时，他同意美国有必要制定一项新的对红色中国的政策。这一转变时期激发卢斯提出一个新的“跨太平洋对话”的概念。1965年12月3日，他在旧金山以此为题作过一次演讲。他回忆说：
       今天，东方和西方之间对话的范畴较之不久前的年代已有广泛的拓展。当我在耶普大学念书时，学校里只有一门关于东方史的课程，时间为一两个小时，听课学生只有6位。这一状况在发生珍珠港事件时也没有太大改变。当时，整个美国几乎只能找到20多位亚洲专家。而今天，据亚洲学会会长、前驻泰国大使的统计，至少有200位专家，并说这一数量近年内会成倍增长。(转译自《卢斯时代的中国形象》，第279页)
       与此同时，卢斯希望能亲自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他通过中国在伦敦的大使馆申请签证，但直至去世他也没有接到答复。毫不奇怪，在中国当时的局势下，他这样一个人显然是不受欢迎的。
       关于卢斯与中国的关系，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远非几句话能够阐述清楚。即便是他的同辈朋友和共事过的《时代》编辑，研究他的专家，在不同时期的专论中，对他的评说也各有差异甚至迥然相反。在40年代，《时代》的几位著名记者如白修德等人，70年代《卢斯和他的帝国》的作者，都批评过卢斯，认为在40年代末期美国“失去中国”的历史事件中，卢斯乃至他的杂志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看法过去基本上是一边倒的声音，但1990年出版的《卢斯时期的中国形象》则持不同看法：
       从90年代的观点来看，卢斯关于中国的判断，看上去并非大错。他时中国人的理解，对蒋(介石)的窘境和毛(泽东)的行为方式的理解，远比白修德、斯万贝格以及无数谴责过他的中国观点和编辑方针的批评家都要清晰得多。遗憾的是，卢斯未能看到1986年1月《时代》年度人物选定邓小平以及时他的改革政策的报道，也没有看到西方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革命的重新评价。不过，如果他看到了，他是不会感到惊奇的。
       解读一个历史人物实在是一件极为艰难的事情，何况是拥有《时代》、《生活》杂志这样一个媒体帝国的卢斯。在本书后面关于中国封面人物的内容中，他仍是不可或缺的背景，在对一个个人物的描述中，他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也会更加清晰地凸显出来。
       在1965年发表的旧金山演讲中，卢斯引用了英国诗人吉卜林的一首诗：
       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
       两者永不会相遇
       直到大地与天空并立在
       上帝伟大的审判席上。
       卢斯感慨地说：“有的人可能会说吉卜林的这一名句被20世纪的诸多事件证明已经过时，我则要说，东方和西方的接触只不过刚刚开始。”
       他的感慨没有过时。在21世纪刚刚开始时，中国与美国，中国与西方，又开始了新的接触——一个与100年前完全不同的接触。世界格局、双方状况、不同群体的心态都已发生变化，但纠缠过历史的种种困惑，依然在把人们纠缠；新的、难以预料的问题正在发生并且还将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