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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势的影响往往是一时、一地的，而思想、人格的影响却是跨越时空的。有时候一个悲剧人物给时代留下的影响远远要超过那些有权决定他生死的人。王实味被杀害已经半个多世纪，王实味被最后平反也近十年了，然而，我们有关王实味的话题还刚刚开始切入正题。黄昌勇先生撰写的《王实味传》的出版(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使王实味真正浮出了历史的水面，一口气读完作者历尽10年艰辛写出的这本传记，我震惊了!
       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传记，而是一个时代的见证。王实味的悲剧，绝不是他个人的悲剧。乃是整个民族的悲剧，整个时代的悲剧!他的生死、命运，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由他上溯AB团的那些学生娃子，微山湖畔王文彬的冤魂(“一二九”运动的领袖，北平市学联常委，抗日战争时期在“湖西肃反运动”中被定为“反革命”枪毙)，从他之后，胡风分子、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命运，冥冥之中都已注定。那些当年落井下石、打“落水狗”的人们最终都未能逃脱和王实味类似的命运。著名作家丁玲、著名诗人艾青等等都在革命圣地写下了令后人难堪的人生败笔。在王实味被杀十年后他们几乎无一幸免地成了右派。他们曾极力想划清和王实味的界线，不惜用世上最肮脏、最恶毒的言辞来诅咒、批判王实味，然而这个王实味阴魂不散，十年后仍把他们的命运牢牢地绑在了一起。历史仿佛绕了个圈子，1958年的“再批判”把他们当年的文章重新放在一起发表、一起批判，还是逃脱不了“毒草”、“反党反人民”的罪名。甚至周扬这样的革命文学“班头”也没有逃过十年“文革”的厄运。
       当年王实味在延安为千夫所指时，人们也许压根就没有想到自己。人的最可悲之处就是看见别人遭到践踏，甚至杀害，只要与己无关，多是选择明哲保身，结果是谁也保护不了自己。
       往往只有当灾难降临到自己头上时，人们才发现自己成了所有人无情射杀的目标，昔日的同志、朋友，甚至亲人都纷纷站到对面去了。没有左拉的《我控诉》这样慷慨激昂的声音，没有“这不公正”的低吼，也鲜有追随丈夫走向风雪弥漫的“西伯利亚”的女性。因而，那些在“文革”浩劫中，和丈夫一起选择了自杀的女性将永远值得我们尊敬。我始终相信为了做人的最基本的尊严，选择绝路未尝不是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肯定。
       王实味，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上不是一个孤零零的特例，他是一个见证，他的死也不是谁批准的这么简单。在他的身后，共和国的天空下，遇罗克、张志新、林昭、李九莲、王申酉……仍然没有逃脱和王实味相同的结局，因为思想而被处决。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一个人的生命可以被随意剥夺，只要有一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没有保障，那么对所有的人而言，他们的生命、权利和自由同样将受到威胁。王实味只是一个投奔革命的普通知识分子，但他死后二十年，共和国的元勋功臣(如贺龙、彭德怀)也惨死在自己参与缔造的这个共和国，甚至共和国的主席、执政党的第二号人物，以国家元首之尊也未能免于惨死。这些人在王实味问题上的立场可怕的一致(比如贺龙)，他们支持或默认了王实味的死，也就等于为自己掘好了墓。王实味的死，当时除了领袖几次发脾气“赔我一个王实味”之外，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历史留下来的只有萧军一个人在一边倒的批判声中那声怒吼——“让他说话”，这个独一无二的声音六十年后依然令我们感动。如果没有这惟一的一声怒吼，如果没有温济泽等人为王实味冤案的平反所付出的努力，我们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将会更加无地自容，杀死一个王实味，意味着所有人的命同样都是可以被草菅的，只要你不向权势低头，只要你还保持独立思考，哪怕你最忠诚于这个主义也不行!
       这本《王实味传》起码在以下几个方面大大拓展了王实味的研究：
       一、作者通过采访接触过当年秘密处死王实味的原始档案资料的《贺龙传》作者，揭开了王实味死亡之谜，以第一手的史料推翻了戴晴1988年发表的《王实味与〈野百合花〉》一文中有关王实味1946年春被杀，“命令只能出自贺龙”的推测，批准处死王实味的是社会部部长康生、副部长李克农。没有起诉、没有审判、没有上诉和裁定，也不需要这一切，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王实味这个被他所热爱的革命党所抛弃的人面临的只能是“秘密处死”的命运。其实，就算在和平年代，有了逮捕、起诉、审判、裁定等法律程序又能怎么样呢?“党的优秀儿女”张志新烈士不是死之前连可以喊“共产党万岁”的喉管也被割断了吗?伟大领袖高瞻远瞩，总是希望留下一些反面教材(比如胡风、梁漱溟)。但人头落地，人死不能复生，他再发脾气，要赔他一个王实味也来不及了。所以，1948年9月1日他在李克农就王实味问题所作的检讨报告的批示中写道：“有所声明即够，不必议处。”
       二、作者是文学博士，对王实味投奔延安前的文学创作成就作了恰如其分的论述。在此之前只有倪墨炎先生在《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四期发表过一篇《王实味到延安前的文学活动》一文。丁玲当年为了批判、否定王实味，彻底划清与王实味的界限，1942年6月11日在延安中央研究院与王实味思想作斗争的座谈会上发言说：“作家是需要有作品的，王实味除了《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而外，还写过什么诗，小说么?”对此，黄昌勇先生指出，早在1933年9月出版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王哲甫著，北京杰成印书书局)就提到了王实味的文学创作。1926年开始，王实味先后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创造月刊》、《新月》等现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报刊上发表了多篇中、短篇小说，受到了诗人徐志摩、评论家陈西滢等的重视，《现代评论》还破例给了他三十元稿费，这件事曾被传为文坛佳话，载入了上述文学史中，而那时候他不过二十多岁。1930年，他的中篇小说《休息》被编入“新文艺丛书”，由中华书局出版，这套丛书中包括了沈从文、胡也频、徐志摩的作品。
       作者梳理史料，解读小说，对王实味的文学成就进行了公允的评价，有力地回答了丁玲的那个问号。
       三、以第一手资料再现了王实味在延安那段鲜为人知的婚姻。
       作者曾两次直接采访当事人薄平，并参考了薄平的回忆录《我与王实味》等第一手材料，比较真实地再现了王实味和薄平短暂的爱情、婚姻生活，为我们进一步了解王实味的情感世界，提供了一些不可或缺的可信的线索。
       四、通过掌握大量可靠资料，对王实味青少年时代和奔赴延安前艰辛的南北奔波的生活历程作了详尽可信的描述。
       五、对王实味之所以获罪，他和其他延安知识分子的区别做了有说服力的分析。其中特别指出，《野百合花》发表后毛泽东虽然没有亲自找王实味谈话，但他的秘书胡乔木曾两次和王实味谈话，还两次给王实味写信，指出《野百合花》的错误，而王实味对这一来自最高层的批评意见竟然置之不理，悲剧的发生因此也就在所难免。其实，王实味当时只要低头认罪，把自己作践、糟蹋一番，也许就能逃过这一劫难了。但王实味就是王实味，他不仅不认错，还提出退党，这样他被开除党籍、逮捕，最后被秘密处死的结局就注定了。
       值得一提的是，当王实味被千夫所指，几乎所有昔日的朋友、同志都将他当作敌人、站出来揭发他、批判他时，他依然善良地相信许多老朋友、老同志是被形势所迫，他都能一一谅解。在杀气腾腾、声色俱厉的批判会上，1942年6月4日，他仍然坚持说，到今天他还认为托派分子陈清晨和王文元的人性是好的，自己对这两位老朋友还不能忘记。王实味在面临厄运的人生关头坚持自己对人性的理解、坚持思想自由和做人的基本良知，这一切在我们这个民族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在这本《王实味传》出版之前，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1月已出版了张钧的《王实味全传》，两本传记都为王实味研究做出了贡献。但后者较为粗糙，错误不少。黄昌勇先生的这本传记则十分严谨，是一本建立在大量第一手资料基础上的详实、可靠、经得起推敲的传记。
       今天，能够为王实味立传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感谢作者，王实味的同乡——黄昌勇先生用他的心血为我们奉献出了这样沉甸甸的作品。它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一部书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