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资讯业在今天是这样的“发达”，尽管知识的传播在这样的“发达”的载负下是那样地容易做到，但是拿到《旧梦重惊——方霖、北宁藏清代明信片选集(Ⅰ)》(以下简称《重惊》)，还是有了许多惊讶：原来那时竟有这般实时写真的邮品，原来那时的中国是那么个样子。尽管有关斯时的文字、图案我们早已从其他专门非专门的、中国的外国的媒体上看到读到了许多，但还是有了惊讶，历史其实并不像戳放在书案上的那些或官家或私人所修撰的史籍那样简捷，那样“条理”。形诸文字的东西，忽略去那些个人主观的成分(其实这些并不可以简单地忽略)，也许会具有所谓理性的光点，可以将几十几百几千年的脉络纵横捭阖地把握于掌中，可却往往失去了具体的本相，缺乏真实灵动的原色——虽然那具体和真实大多呈现出一种零乱的形象。
《重惊》所给予我们的便正是这样一种原色般的“本相”。翻动一页页印制精致的书页，排沓而来的当然绝不仅是惊讶，看过皇帝、皇后及李鸿章、张之洞们正襟危坐的“标准照”后，行刑、砍头、凌迟和身首异处、示众的具象排列，不能不让人触目惊心。那跃然于眼前的，惨烈、残忍之外，看客们脸上露出的，连歌女、名妓这样的风情中人也不能免的麻木僵硬(参见图161、216)，再一次意味深长的印证了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一位冷峻的哲人有关“示众”的话。至此，继续翻动书页看到的旧京图景、江南水色以及“漂亮的小脚女人”、“白璧进来，青蚨飞入”的“大杀三方”等等，便总让人不安于图片的呈达，总会再想到些什么。这也许就是作者、出版者在检阅 、简选之后排列出的一种意味吧。这当然是值得看重的意味。
自然，这些用“光画”(即摄影)承载着的，不单是旧时中国的原相风貌，其间不能不含有选景者的“眼光”，这些眼光是个人化的，同时也是外域化的。在我们的祖先一再强调中国与“化外”夷狄的高下不同时，这些域外的来客也从没有忘掉华与洋的差异，那种猎奇的兴致，与他们在非洲草原上将土人与动物视为同样的目标，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别。而所谓“膺服”入侵者的“实况”(图268)和“向中国开战”的招贴(图222、223)所透露出的强蛮骄横，又是更为直截的注明。
说到“光画”，不能不让人对这些明信片的制作生出技术上的兴趣。如果说图片效果的精细、清晰还可以认为是摄影的水准的话，那么，这些非常个人化的作品可以在中国这样原貌地印制出来(这个判断只是猜测，但从理论上说，这个判断应当是可以成立的，这一点随后就有印证)，可以想见斯时印刷出版的便利与快捷，而且似乎比今天还有某些胜出。从格款上看，这些明信片大多是洋文独行，可以认定是洋人所为，不过其间也有纯粹中国的商务印书馆的制品。因此，这些制作在中国进行是颇有可能的。而不少明信片上还有序号的记录，可见其批量生产的规模。而图上、图旁的中文标示，格式不一，字迹俗尚而时有粗鄙，可以认定是在中国售卖时出于商业上考虑的促销方式，而图199“杨记”字样的戳印，应该是营售商号的痕迹。
展读此书，当然要感谢方霖君夫妇的留心、细心、耐心和恒心，这其中所涵有的自然不仅仅是搜求的兴趣，更有一种精神的存续延伸。而本书的编排、装帧，也有着与这些明信片时代、风格相呼应的格调，这样的润滋于无声的出版人功夫，是令人钦佩的。当然，也还有一些遗憾，像扉页书名、序、跋、目录等处采用的仿制圆戳，用意本来不错，如果再有些实物感、斑驳些，似乎效果就更好。编撰上也有一些功夫可下，像一些地名，如府门(图72)、罗蛮子街(图73)之类，可以讨教于专家，免去“译音”的模糊；而“汉口某楼”(如89)之类的地方景色，也是可以征诸地方有关部门落实明确的。这样的要求也许近于苛刻，但就今天中国出版的发展进程，就《重惊》这样难得的素材和佳品，苛求或许并非过分。再说，这些应当并不是十分复杂的事情，而其效果则会很不同。《序》中曾有“它们是大约三千多件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由中国寄往世界各地的明信片”的陈述，本书即由此生发而来。但所谓“由中国寄往世界各地”的定语有些失当，仅从本书看，内中不但有尚未付邮的“未实寄片”和“邮程不详”者，而且还有不少是“世界各地”之间以及中国境内之间的付寄片。另外，书中由编者加上的类似题画诗的按语性文字，形式原本可取，只是个人的主观色彩浓重了一些，立意也稍嫌粗略，给人以“隔”的感觉(如图176、178、204等)。当然，写这样的文字原是一种费力却不容易讨好的事情，但也是可以有不同的处理方法的，比如只是写实，比如采用相对跳脱的角度，也许效果会更好些。其实，如果将那些明信片上的文字翻译过来，“按”在图旁，或许就是不错的说明文字。
最后，希望这样的“选集”不止于(Ⅰ)，而能够继续下去。
(《旧梦重惊——方霖、北宁藏清代明信片选集》(Ⅰ)，广西美术出版社1998年3月版，定价：19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