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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了秋石著《萧红与萧军》后，深感此书的特色十分明显而突出。这特色就是作者在“代后记”和贾植芳在“序言”中都强调的一段话：“作为人，在评判先人尤其是在评判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一定影响和建树的人物时，首要的一条是要尊重史实，尊重事物的本来面目。”
       面对当前不断涌现的所谓“传记文学”作品，也许可以说这是一个挑战!因为，是否敢于和能够直面现实，尊重历史，是治史者和传记文学作者唯心还是唯物的重要分界；是否敢于和能够排除一切干扰，突破“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之类的传统观念，秉笔直书，是对治史者和传记文学作者的重大考验。
       我一直认为，传记文学理应是传记的纪实性、可信性和文学的形象性、可读性的统一，而纪实则是它的生命。传记文学不能等同于小说。传记必须纪实，最忌真中掺假；小说则不妨虚构，贵在假中见真。
       对已成为历史的人物，的确仍会出现棺已盖而论未定的情况。人们见仁见智，观点看法不同，评价也就不同。但有关的史料本身却是不容增删、修改、伪造的。因此，收集、整理、掌握尽可能丰富而可靠的原始资料，是接近真实，接近事物本来面目的先决条件。据说本书作者为走近和研究二萧，除和萧军保持了九年之久的忘年亲密友谊外，曾研读了二萧的全部创作、书信和所写的各类有关文章，研读了鲁迅的有关书信、日记和对二萧的评论，查阅了二萧友人们的回忆、纪念文章，并阅读比较了五百万字以上的有关著作以及左翼文学史料，还对仍健在的熟悉二萧的亲朋好友和知情人进行了多次采访、咨询。这是一项费时、费事、费心、费力的大工程，却给撰写本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看出，作者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对大量资料进行整理、核实、分析、比较，才对二萧的生活和创作历程，包括其中长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疑难之点，做出了相对实事求是的判断和合理解释。
       但评价历史人物，欲求公允，并非易事，我以为必须做到一要唯物，尊重事实，二要辩证，实事求是。鲁迅在这方面的看法和实践，值得重视和借鉴。鲁迅当年在和一些人作笔战时，狭路相逢，短兵相接，难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当人已盖棺，事可论定，鲁迅对之作回顾的审视和评价时，却特别强调要观大体且观整体，看发展并看变化。这就是知人论世的唯物辩证法。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招贴即扯”……》一文中，引用明代顾宪成的一段话说：“吾闻之：凡论人，当观其趋向之大体，趋向苟正，即小节出入，不失为君子；趋向苟差，即小节可观，总归于小人。……”看来鲁迅对此议是首肯的，因为他接着说的是：“正如李白会做诗，就可以不责其喝酒，……”这是说论人要首重大体。
       鲁迅又在《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也是生活”……》一文中说：“给名人作传的人，也大抵一味铺张其特点，李白怎样作诗，怎样耍颠，拿破仑怎样打仗，怎样不睡觉，却不说他们怎样不耍颠，要睡觉。其实，一生中专门耍颠和不睡觉，是一定活不下去的，人之有时能耍颠和不睡觉，就因为倒是有时不耍颠和也睡觉的缘故。”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一文中论及陶渊明其人其文的时候又指出：“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这是说论人固然要首重大体，但也要顾及整体。
       那么二萧的大体是什么呢?秋石在本书中重点介绍和评价了二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成就，在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中的功绩，在民族革命战争和人民解放事业中所做的力所能及的贡献。这就是二萧的大体。把这作为重点，就明显地和一些歪曲事实、无中生有，以渲染二萧婚恋、婚变为能事的劣作，如台湾李家的什么《萧红和她的四个男人》之类，从根本上区分了真假高下优劣。
       不过本书并没有刻意回避二萧的感情生活，相反，对二萧的婚恋以及婚变，都给予了足够的篇幅，而且以确凿的事实阐明了二人间感情的真挚，也真实地分析了由于二人性格上的差异和弱点而造成了二萧分手的悲剧。这不仅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了二萧的为人，了解了他们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给他们的影响，同时也反驳了“红颜薄命”和“爱情的杠杆”偏向哪边之类的烂调和不实之词。
       人是社会的存在，生活在人际网络之中。存在决定意识，客观影响主观，人生本身是一个不断成长、发展、变化的过程。对人的评价是必须注意及此的。鲁迅坚信“一切事物，在转变中。”他的不少杂文如《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花边文学　趋时和复古》等，都说明了他评价人物时的发展、变化观。特别是他回忆旧友刘半农的《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和纪念恩师章太炎的《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想起的二三事》(二文均见《且介亭杂文末编》)，可说是鲁迅评论历史人物，观大体且观整体，看发展并看变化理论的最佳实践。我以为秋石绍介评价二萧，是继承了鲁迅的这一优秀传统的。
       二萧于1934年离开哈尔滨经青岛到达上海时，虽然二人的经历不同、性格各异，基本上却都是涉世未深、率真单纯甚至有些幼稚的青年，那时萧军二十七岁，萧红二十三岁。只是在他们结识了鲁迅之后，得到了鲁迅格外的关怀、帮助、指引，以至加意的督促和善意的批评，他们才逐渐真正成长、成熟起来，确定了人生航向，发掘出自身的文学潜力并锻炼了自己的写作能力，终于成为30年代左翼文学坚实的新生力量。
       作者深知，在所有与鲁迅交往较为密切的人中，二萧受鲁迅关怀、扶持最多。因此他在本书中详尽描述了鲁迅和二萧、二萧和鲁迅家人般的频繁交往，从1934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年多的时间，几乎占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鲁迅写给二萧的五十三封信，本书中全部刊载录引，由此也可见作者对此事的重视。
       从书中可以看出，也正是由于鲁迅的重视和支持，亲为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作序，并编入“奴隶丛书”，使两书于1935年继叶紫的《丰收》之后出版；因真实反映了我国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经鲁迅筹划译介到国外，又立即引起世界反法西斯进步文坛的瞩目。
       萧军最早发现了萧红的才华，并引她走上了文学之路。他自己又是在萧红的督促、安慰和鼓励下，修改完成了《八月的乡村》。本书对二萧以《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为代表的创作历程和成就，并对此前此后二萧的创作，做了相当详尽的绍介，同时也论证了胡风的评价：萧红是凭借自己的才华亦即个人的天才和感觉进行创作，而萧军是以用功和刻苦，达到艺术的高度。萧红写出的都是生活，她的人物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活的，不管是悲是喜都能使我们产生共鸣，而萧军可能写得比她深刻，但常常是没有她的动人。
       抗日战争爆发，二萧的生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二人合少离多，又因缺少了鲁迅严师慈父般的耳提面命，二人间的同隐异显，日益浮现。以至先后说出了“我们分手吧!”这样的话，终于在第三者介入的情况下，导致了二萧的婚变。
       关于二萧的婚变，是众多作者论者热衷的话题，对个中因果各有揣测。而在本书作者看来，其主要原因则是二人性格上的差异。依据作者在本书中引用的材料和所做的解释，可以看到如下的反差极大的对比。对比萧红和萧军：一个纤细，一个粗犷；一个多病，一个强壮；一个多愁善感，一个坦荡豪爽；一个的主导思想是过度“自尊”，一个的主导思想是喜爱“恃强”；一个是性格孤傲、固执而又懦弱，一个是心胸开阔，乐观无畏，斗志坚强；一个写作出手颇慢，一个是“有窝就下蛋”，坐下来就能写出文章。再对比萧军和萧红：一个是血性汉子，一个是“长不大”的女郎；一个是务实，一个是太浪漫又太空想；一个是不善于调理人我关系，一个是不善于调节自我心态和周边环境，不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和主张。而当日寇入侵大敌当前的时候，一个是性格文静，需要一个写作环境，一个舒适的小家庭；一个是作风粗鲁，一心投笔从戎走上抗日战场。作者根据有关资料描绘了二萧各自的鲜明个性。特别是对萧红的复杂性格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使我想到鲁迅说的女性只有女儿性和母性，妻性是逼出来的(大意)。看来萧红的确是富有女儿性和母性，而少有妻性的。
       性格的差异和各自的特点和弱点，扰乱着二萧整个的婚恋过程。萧军说：“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萧红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看来不管有没有第三者的出现，二萧的婚变终归难以避免。我以为作者的这一描述是有说服力的。
       然而作者却又认为二萧之间的爱情是真诚而真挚的，甚至可说是至死不渝的。他引用材料说明，萧红于1941年冬卧病香港和弥留时，一再念叨的只是萧军而不是任何别的人：“如果萧军知道我病着，我去信要他来，只要他能来，他一定会来看我、帮助我的。”“如果三郎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萧军于次年5月在延安文艺界举行的萧红追悼会上发言说：“现在，疼我爱我的两个人(鲁迅、萧红)都离我而去了。”我以为这一看法也是有说服力的。
       作者写三四十年代的萧红和萧军，从二萧的经历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他们所处的时代。不过关于战前上海特别是当年的左翼文学运动，较之后来的抗战和抗战文学活动，有着更加详尽的记述。对萧红逝世前一二年的记述则略显匆促。有些引文未说明出处，也是令我感到遗憾的地方。
       但这本书是有它的学术价值的。我想以几句话概括我读本书后的感想和看法，那就是：
       材料充分，唯物辩证。尊重历史，求实求真。既传二萧，亦传鲁迅。
       形象鲜明，评价公允。记人论事，笔带感情。小有瑕疵，无碍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