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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代初，钱钟书先生在给自己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重印本写的序里说道：“我们在创作中，想象力常常贫薄可怜，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这话你可以说它幽默，你也可以说它有点尖刻(老先生到老都这么不放过人，年轻时血气方刚难保不会说出某某人太笨、某某人又如何如何的话)，不过它确实也部分地指出了一个事实：我们的记忆、回忆，有时也不大靠得住。所以对于自传、回忆录，我们还是得再作考释，而不可马马虎虎地轻信，譬如对于一些先生的关于鲁迅的回忆，譬如许广平女士写的《鲁迅回忆录》。
       许广平女士作为鲁迅先生的学生和夫人，她的对于鲁迅先生的回忆，是我们认识鲁迅、读懂鲁迅作品的第一手资料，这个看法肯定是没有疑义的。所以她的《鲁迅回忆录》能够一再重印，所以事实上也正如朱正先生所言：“我们这一代鲁迅研究者能够产生，能够成长，都和她的工作分不开。——她的著作必将作为研究鲁迅生平事迹的必读资料永远流传”。但这也并不表明许的回忆录就完全可靠，也不表明许的误记失实之处就无关紧要。譬如，我念大学前，对鲁迅先生有一个印象，即鲁迅先生是非常珍惜时间的，珍惜的程度达到似乎是没有休闲、娱乐。这个印象就是从许的回忆录里得来的。但这个印象后来知道是不确切的。所以教我们现代文学的必修和选修课的先生们，就多次告诫我们，不要全信回忆录，要有分析。并且特别推荐了朱正先生的一些考释鲁迅回忆录的文章。可惜我那时太热衷于文论，有点低估了考证、尤其是现代文学的考证的意义。最近阅读朱正先生的这册第三次重版的《鲁迅回忆录正误》，第一是感到亲切，接下来就很深地体会到了这部书的学术分量：它看上去谈的都是一些“小问题”，而实际上是所见者大。举一个例子，书中《鲁迅1916年离京南下是为了什么?》一文，多方取材，详加辨析，得出结论：鲁迅当时南下，并不是如许广平女士在《北行观感》里所说是因为袁世凯的“凶残”、“跋扈”，而是南下为了庆祝母亲60岁整寿。这条结论，给我们的一个印象是，鲁迅先生的一举一动，并不是都与政治斗争有关，并不是都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它还原给我们一个富于人情味的鲁迅，“无情未必真豪杰”，这是鲁迅先生的诗句。这其实也暗示了如何看待历史人物、如何看待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方法(唐先生就不满意一些鲁迅传记的概念化或“神化”写法，而想写出一个真实的血肉丰满的鲁迅，可惜没写完就去世了)。再举一个例子，书中《编完写起》一文，说到鲁迅因柔石被捕离寓避难，住到一家日本人开的旅社花园庄里，他在那里应一位日本友人的请求，写了一张唐诗条幅，诗是钱起的，鲁迅在题记里误记为“义山诗”。这当然是鲁迅记错了。1961年上海出版的影印本《鲁迅诗稿》为贤者讳，就干脆在锌版上把鲁迅的题记都剜去。朱正先生不只指出这么“为贤者讳”的做法不妥，还更深一层提问：“鲁迅对唐诗的造诣甚深。现在他把钱起的诗误记为李商隐的诗，岂不就是表明在他的印象中这两位诗人的风格颇有近似之处吗?这对于我们研究唐诗不是也有所启发吗?”这个发问的学术眼界就很开阔了。我们能低估考释的意义么?我阅读朱正先生的《鲁迅回忆录正误》，像书中的《章太炎中止绝食一事与鲁迅无关》、《鲁迅和盐谷》、《〈铸剑〉不是在厦门写的》、《鲁迅1932年的北平之行是为了什么?》、《关于“北平五讲”》、《〈五讲三嘘集〉为什么没有出版?》、《也战斗，也休息》、《鲁迅怎样修改自己的稿件?》等文章，考辨精密，决不空疏，行文清楚，娓娓道来，叫我产生一种平和通达的感受，平添阅读的愉快。
       据说胡乔木同志在世时，曾经给当时的教育部写信，谈及编辑学教材问题时举了朱正《鲁迅回忆录正误》等几种书，认为“亦可资参考之用”(参见《出版工作》1984年第10期)。现代文学史家、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朱金顺先生80年代初中期写《新文学史料学引论》等书和开设这方面课程时，好像也是非常推崇朱正先生的这部书的。朱正先生的这项工作在鲁迅及现代文学研究界、出版界都是有着广泛的影响的。如果说唐先生《晦庵书话》确立了新文学图书版本的收藏、考证在新文学研究中的地位的话，那么，朱正先生《鲁迅回忆录正误》则在现代文学史料的考辨方面，最先做出了系统的有影响的工作。这个估价，我想是不算过分的。对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不只是古典文学存在史料考辨的问题，现代文学史料也是需要考辨的，朱正先生的这项工作给我们树立了一个范例。假如说我对这部书还有一点不满足的话，那便是每篇文章未署写作和修订日期，也未注明最初的发表处。要是能补上这些就好了。
       (《鲁迅回忆录正误》，朱正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初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2月修订重版，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修订三版，定价：15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