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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所亲历的胡风案：法官王文正口述》◎ 沈国凡 采写
       本文作者王文正是审判“四人帮”特别法庭的法官。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胡风案”中，以公正而细致的调查，推翻了加在尚丁同志头上的“胡风分子”和“军统特务”两项嫌疑，使尚丁成为“胡风案”中少有的在当时就获得公正解决的案例。本文主人公尚丁，曾任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的秘书。尚丁案发后，惊动了周总理，因而就有了认真细致的调查。首先是推翻了尚丁作为“胡风分子”的不实之词。本文介绍了他在“军统特务”嫌疑上的甄别过程。
       从公安部转来的材料上看，在军统局的特务花名册上有尚丁和曾卓的名字。这是白纸黑字，如果没有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依据这个也可以定案。
       现在却不同了，显然不能就用这张表去向周恩来总理汇报，那样也不能全部说明问题。还有供认发展尚丁和曾卓加入军统的国民党军统局特务陈兰荪，也没有详细的审讯记录。
       也就是说，定尚丁为军统特务的证据还不够足。
       于是我提出，必须到重庆亲自翻阅军统局留下的原始档案，并与军统局的特务陈兰荪接触，对他进行面对面的审讯，特别是“校场口事件”的经过必须得弄清楚，以取得更确切的证据。
       1956年2月，春节刚过，我就在上海龙华机场乘飞机飞往重庆……
       由于是公安部点名的要案，重庆市公安局有关人员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并给了很大的方便。我向他们提出，首先是查军统局留下的档案，然后再审讯陈兰荪。
       查了几天下来，没有查到由尚丁或曾卓为军统局提供的任何情报，最后只在军统局的有关档案中发现了一张表格，是用毛笔写的，上面有尚丁和曾卓的名字，报表人是陈兰荪。时间可能是1944年或者是1945年。
       据我对国民党特务组织所了解的情况，这里所说的“运用员”，是军统特务的一个外围组织，这些人还不是真正的军统特务，而是由军统特务的考察人运用一个时期，今后如果经报批准才能算真正的军统局的人。
       这里的“存组件数”，是指对渝（重庆）的军统局报的情报检索件数。“报区件数”，是指对军统局西南区报的情报件数。
       但就是这样，在胡风集团中也是少有的。既然参加了军统局的外围组织，同时还提供了五件情报，那么对尚丁实行逮捕也应该是没有错的。
       经查档案，文字上的东西是有了，这同重庆市公安局提供给公安部的完全一致。但能不能就依靠这张军统局的表格，将尚丁和曾卓定为参加过军统局特务的外围组织呢？
       如果就此定案，也说得过去，汇报上去后也不会说什么。但是没有得到陈兰荪这个特务的口供，我对此总还是不放心，只有通过他的口供，并与这份军统局的表格相一致，才能正式确定。
       于是，我下一步便开始审讯狡猾的特务陈兰荪。
       陈兰荪是一个职业文化特务，抗日战争时期的公开身份是《重庆晚报》采访部主任，以此为掩护，专门搜集上层进步人士的活动情况。
       陈兰荪和一般的特务不同，由于他有一个记者的身份，因此不光与国民党往来，同时还与共产党方面的人物往来，特别是共产党和一些进步团体的报刊及文化界的人士。这个特务分子为了谋害共产党的干部，经常会提供一些假情况。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就曾对造反派说陆定一是军统特务，造成陆定一受到“四人帮”的无辜迫害。
       第一次提审陈兰荪是在一个早晨。
       这是一个约有35岁的中年人，中等个子，一张圆圆的胖脸，整个身子显得胖敦敦的，他坐下后，用一双狡猾的目光不停地打量着我。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提审过他的人不少，什么样的审讯人员也都见过，可以说是一个在监狱里“见多识广”的人。他见我穿着一身很平常的服装，一口很浓的胶东土话，就有些看不起我，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审讯是根据临行前报给“胡风专案”办公室的审讯提纲进行的。
       问：“你叫什么名字？
       答：“陈兰荪。”
       问：“你解放前做什么工作？”
       答：“《重庆晚报》记者。”
       问：“你的真实身份？”
       陈兰荪不语，一双狡猾的目光看着我。
       我提高了声音说：“你为什么不回答？”
       答：“你们都知道了。”
       我必须首先打掉他的这种气焰，就厉声训斥道：“现在是在对你实行审讯，我要你如实回答!”
       答：“国民党军统局特务。”
       我见他已涉及了需要审讯的中心问题，就追问道：“你在重庆的特务活动，经常与哪些人有来往？”
       陈兰荪想了一会儿，看来是在猜测我问话的含义。很久不肯回答。
       我说：“你不肯说吗？说明你还想与人民为敌，给你判十五年是不是判少了？你如果这样顽固下去，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陈兰荪接着说了好几个人的名字。
       我仔细地听着——这些人的名字中没有尚丁和曾卓。
       我接着又问：“与你一伙的特务都有哪些人？”
       陈兰荪又不吱声了。
       我说：“你不愿说吗？别的特务都已说了，我们也掌握了，你难道还想与人民政府对抗？这样下去对你自己有什么好处？国民党政权已经彻底被我们消灭了，你只有老老实实回答提出的问题才是唯一的出路。”
       陈兰荪一看我追得紧，要想滑过去是不可能的，于是又说了一些人的名字。
       在这些名字中仍然没有尚丁和曾卓。
       为了证实以上情况，我让记录员将所记的人的名字向陈兰荪念了一遍，他对此点点头。
       我仍不放心，就追问：“还有什么人你没有交待的？”
       这么一问，陈兰荪有些摸不着头脑。
       陈兰荪面对着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审讯人员。他不知道我是什么地方来的，审讯他是想追问一些什么情况，心里总是在猜测着。
       他想了想说，再没有别的人了。
       现在这么反复的审讯，他都没有谈到尚丁和曾卓，审讯的第一个目的已经达到。起码可以说明，尚丁和曾卓在陈兰荪所经历的特务生涯中，是很不重要的两个人，同时很可能没有与他一同参与过任何的活动。
       对于陈兰荪这个特务的审讯，完全是一场斗智斗勇的较量。正当他对这个问题还在思考时，接着，我便将话题转到了“校场口事件”上。
       根据重庆市公安局提供给公安部的材料，陈兰荪曾供认尚丁、曾卓向他提供过这方面的情报。弄清楚了这个问题，也就可以弄清楚尚丁、曾卓“特务”问题的关键部分。
       陈兰荪根本就没有想到我会问这样一件事情，开始有些不知所措，瞪着眼睛看着我。
       在我的追问下，他谈了这件事情的过程，并说这件事情与他无关，开会的情报是中统局特务获得的，事情是中统局闹的，自己只是在旁边看热闹，根本就没有参加这项事件。
       我立刻追问：“也就是说这件事情与你无关？”
       陈兰荪答：“是的。”
       问：“那么是谁给中统提供的情报？”
       答：“不知道，我们跟中统是各干各的。”
       问：“那么，有没有人给你提供过这方面的情报？”
       陈兰荪想了好一会儿，说：“没有。”
       我再次追问：“是不是没有？”
       陈兰荪停了一下，答：“是没有。”
       问：“你能完全确定吗？”
       陈兰荪又停了下，看看我，说：“可以确定。”
       我怕他耍花招，就又一次地追问：“你敢为你讲的负责吗？要是我们查出有人给你提供过这方面的情报，你认为该如何惩办你？”
       这一问，不得不使陈兰荪思考。因为他摸不清我问这个问题的真正目的，所以想去想来，最后还是如实地回答说：“的确我们军统没有让我介入这件事件，也没有人向我提供过这方面的情报，我能为这些回答负责。如果有假，愿意接受政府的任何处罚。”
       他这么一回答，说明与原材料有了很大的出入，因为原材料说是陈兰荪供认说尚丁给他提供过这方面的情报。既然是提供过，为什么问来问去陈兰荪都没有谈到尚丁和曾卓呢？说明他们本来就很少来往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来往，更不要说提供情报了。
       审讯已经到了最关键的地方，这是审讯者与被审讯者都无法回避的事情。
       以后几天审讯接着继续进行。
       我开始时并不谈到尚丁，而是问道：“你认识曾卓这个人吗？”
       陈兰荪没有想到我忽然提出这个人来，先是一愣，没有立刻回答。
       我不能让他有过多的回旋时间，接着追问：“你到底认不认识这个人？”
       陈兰荪不知道我手中掌握的具体情况有多少，也不知道我问这个问题的意图是什么，想了一会儿，就如实地说：“认识。”
       我赶紧追问：“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往来的关系如何？”
       陈兰荪说：“我与曾卓是同乡，也是小时候的同学，也都喜欢写一点东西，相互来往就是这种关系。但曾卓从不主动与我接触，都是我主动去找他，有时他也不理我，见面说上几句话就走了。”
       问：“曾卓为什么不睬你？”
       答：“他可能认为我是在为军统局服务，相互的政治观点不一样。”
       通过前两次的审问，我已掌握了大量材料，但还是未接触到最具实质性的问题，那就是尚丁是不是军统局特务。
       两次较量，陈兰荪感到了我的厉害，因为所审的问题，连他这个狡猾的特务，都无法想到究竟想了解的是什么内容，无法为此编造谎言来骗我，只好如实的交待。
       他的眼光里，没有了刚开始时那种瞧不起我的神情了。当他的目光与我的目光相对时，明显地感觉到了一种畏惧。
       我认为现在是接触到最实质性问题的时候了。
       这是第三次提审，他刚一坐下，我就问：“尚丁这个人你接触过吗？”
       陈兰荪先是一惊，接着便说：“有过接触。尚丁是名人黄炎培的秘书。我以采访的方式去找过他，可是他很清高，不与我交谈问题，什么事情也未了解到。”
       问：“你找他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答：“发展他加入军统特务组织。”
       问：“最后发展了吗？”
       答：“他太清高，又不与我多谈事情，要想发展他参加但是却根本无法开口。”
       我见他如此说法，仍有些不放心，就再追问：“最后这件事情怎么样了？”
       答：“一直未谈成。”
       问：“你是不是说，最后尚丁没有加入军统局。”
       答：“是的。”
       问：“你说的都是真话吗？”
       答：“是的。”
       问：“你敢为你说的话负责吗？”
       陈兰荪这时没有立刻回答，想了想才说：“可以负责。”
       这时我接着就追问：“你为什么要将尚丁和曾卓造入军统局提供情报的运用员名单上？”
       陈兰荪将头低了下去，小声地说：“那都是我假造的，主要是为了骗得那8000块钱的经费。”
       问：“这些钱都被谁领了？”
       陈兰荪答：“都被我领了，花光了。”
       至此，有关尚丁、曾卓“军统特务”之事已真相大白。
       可是，在对陈兰荪进行第五次审讯时，情况却发生了突然的变化。
       我问：“你在那张表里说尚丁和曾卓各给你提供了五件情报，他们究竟有没有给你提供情报？”
       陈兰荪到底是一个狡猾的军统特务，在前几天的审讯中，开始不了解审讯的目的，没有敢耍花样，都如实给以了回答。几个回合下来，他已大概明白了，这次审讯的目的，是要了解尚丁和曾卓是否加入过军统特务的问题，于是又开始过去的伎俩，任意的编造事实，对别人加以迫害。
       这次陈兰荪竟一口咬定，曾经发展尚丁和曾卓加入军统特务组织为运用员。
       于是，陈兰荪就给我讲，尚丁和曾卓是如何的给他提供情报，哪些情报是他们提供的，说得左一个右一个，远远地超过了他在登记表上的数字。
       我听了一下那些所谓的情报，都是一些小事，也没有多大价值。
       从事公安工作的直觉告诉我，必须立刻对此引起警惕，因为这次陈兰荪提供的情况与以前的有出入，这是一个很狡猾的特务。
       与陈兰荪所说的“情报”相比较，我认为表格里所写的那个“五”字是一个虚假的数字，事实是不存在的。
       我严肃地警告陈兰荪：“你不要胡编乱造了，事实上你所说的情报是没有的，那个件数是你随意加上去骗钱的。”
       陈兰荪一听，低头不语。
       我向他指出：“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的态度极不老实。解放前，你用这种办法骗军统局的钱，现在你又想来骗人民政府，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允许的，最后你自己要对你所说的话付出代价的!”
       本以为再进行一次审讯，就可以将所有的问题全部搞清楚，谁知新出现的情况让我措手不及，审讯无法进行，只得暂时停止。
       因为我一个人单独执行这项任务，找不到人商量。我便将此前审讯的记录调来查看，结合所查到的军统局档案进行了分析，认为前几次的审讯是合乎事实的，这次陈兰荪翻供，那完全是他经过几次审讯后逐渐了解我的目的，所以用虚假的情况来制造混乱，好让我们得出错误的结论，以达到他利用我们来继续迫害革命者的目的。
       分析清楚以后，在进行第六轮的审讯时，我一开始就揭穿了他的罪恶阴谋。
       我问道：“你说你发展了尚丁和曾卓，那么你说说是怎样发展的？”
       陈兰荪一时答不上来。
       我接着又问：“你发展的手续在什么地方？上报的材料在什么地方？谁批的？哪个机关最后签字认可的？”
       这样一连串的提问，使陈兰荪无法回答，他支支吾吾地说：“我找他们谈话后就上报了名单。”
       我当场揭穿他的谎言：“你不要再胡说了，你这样自己不觉得是前后矛盾的吗？事实已经说明，你上报是为了领取军统局给你的特务经费，你才随意加上了这两个名字，作为‘运用员’考绩，写上了表格。”
       陈兰荪不以为然地说：“可是我真发展了他们两个人加入军统的。”
       我见他仍然要说谎，就严厉地再次指出：“那么我问你，按照你们军统的规矩，加入不但要报表格，同时还得有上级的批准，只有有了上级正式的批准，这个人才能算是你们军统里的人，你在发展这两个人时，有没有正式的上级审批书？”
       这么一问，陈兰荪有些傻眼了，他满以为就凭那一张表格，我就会相信他编造的谎言，没有想到我对于他们军统内部的情况了解得如此细致，他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见他编造谎言的气焰已被压了下去，就追问：“你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有没有说谎？”
       陈兰荪抬起头来看了一下我，四目相对，他立刻将头低了下去。
       我严肃地说：“你说不出证据，那就是你在对抗人民政府的审讯，是在说谎，是在有意地编造事实迫害他人!告诉你吧，你们军统局的档案里，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尚丁、曾卓这两个人的名字，也没有他们两个人的报表等手续。那个表格都是你一个人自说自干的，连你的特务上司都被你骗了，白白的批了8000元给你。”
       狡猾的陈兰荪再无话可说，低头默认了他说谎的事实。
       这次审讯下来，我感觉很累。
       像陈兰荪这样的军统特务，都是受过严格训练的，他们过去不但可以通过各种办法获取情报，破坏中共地下组织，同时还能通过与人的接触，了解对方的心理活动，然后采取一定的对策。由我一个人来对这样的人进行审讯，旁边只有一名记录员陪我，他只顾记，很少发言，我开始也感到有压力，要是审讯不出真实的情况，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造成冤案，因此我对此也就特别细心。
       第七场也就是最后的一场审讯，审问的是有关重庆校场口事件真相。这是在1946年由国民党中统特务一手策划的一场反革命事件。1955年初重庆市公安局报公安部并由公安部再转上海市公安局的材料中说，军统特务陈兰荪供认，他在校场口开会之前，就接到了这方面的情报，给他提供这个情报的人是黄炎培的秘书尚丁。
       陈兰荪的这个口供是否真实呢？
       陈兰荪被带上来后，没有上一次的气焰了，他坐在我的对面，一双目光不敢看我。
       我知道通过上一次的交锋，我已识破了他的诡计，他知道再说谎骗人不行了，心中已开始胆怯。
       我上来就单刀直入地问：“校场口开会特务捣乱会场你参加了吗？”
       陈兰荪怯怯地说：“参加了。”
       问：“你在什么地方？都干了些什么？”
       他—下子显得有些慌张，说：“我在会场外面看热闹。”
       问：“你不是说参加了吗？”
       答：“我参加是在旁边看热闹，当然也了解现场的情况，但那是中统方面动手打人的，与我们军统方面没有关系。”
       我立刻追问：“既然与你们军统没有关系，你为什么说是尚丁给你提供的情报？”
       这么一问，陈兰荪立刻无话可答——因为他现在所说的与以前提供的材料产生了矛盾。
       我对他训斥道：“你又是在编造假情况诬陷别人，这是一种新的犯罪!”
       陈兰荪只得认罪，说自己是编造出来的，想借共产党的手来迫害共产党自己的人。
       我警告他说：“现在人民政权已经巩固，你还想让国民党蒋介石卷土重来那是痴心妄想。你想用假的情况来骗我们，达到共产党自己迫害自己人的目的也是达不到的，你只有老实交待罪行，积极协助人民政府了解情况，才能够将功补过!”
       陈兰荪见我已识破了他的阴谋，态度也就老实了。
       其实，在对陈兰荪进行审讯之前，我就通过有关的敌伪档案，查清了这件事情的真实情况。
       “校场口事件”是由国民党中统特务干的，领头的特务头子名叫刘野樵。他通过中统特务的有关人员得到了这个情报，他怕军统局抢在前面获得情报，采取行动，因此便组织中统局的特务，在会议刚开始就进行了行动。他们捣乱会场，行凶打人，造成血案。陈兰荪等军统局的人赶到时，只能站在外面看热闹。因此情报根本不可能是由尚丁提供给陈兰荪这个军统特务的。
       可是，我们如果不仔细研究，认真分析，不与这个国民党的军统特务斗智斗勇，只凭想当然的分析，就很有可能认为此事为尚丁所做。因为当时尚丁所处的职位，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的秘书，提供情报的可能性极大，那就很容易造成冤案。
       重庆解放后，中统特务刘野樵被抓获归案，在审讯时，他谈了整个情报的来源和制造血案的全过程，其中并没有谈到尚丁。
       刘野樵最后被处以极刑。在执行的当天，《重庆日报》对此作了报道，其中也点到一些当时参加的坏分子，但里面没有尚丁。
       通过与审讯陈兰荪的情况相对照，已经可以肯定尚丁与这件事毫不相干。
       最后，我让陈兰荪在审讯记录上签了字。
       审讯结束，我对陈兰荪说：“我提审了你七次之多，你这个人很滑头，狡猾得很，你所谈的有关尚丁、曾卓的情况，除第一、二次提审你时所说的某些情况基本上合乎实际之外，其他都是胡说八道。你这个反革命分子已改造好几年了，至今还不老老实实，你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
       陈兰荪自知自己的罪行，低头不语。
       我说：“过几天就把你送回劳改队，你可要老老实实改造自己。”
       5月，我从淮南治淮工地上回来，就开始着手将尚丁的预审和调查情况，写成书面报告，向“胡风专案”办公室和公安局党组汇报。
       在全国公安机关上下大搜捕“胡风分子”的时候，有关部门好不容易提供了这么一个线索，抓了尚丁这么一个“胡风分子”，我如果通过审讯和外调能说明是事实，那我们双方都会“立功”。可是现在却被我给证明是抓错了人，那就是一个冤案，就得立刻放人，会不会有人怀疑我的阶级觉悟不高？
       据我所知，在有关“胡风专案”被捕的人员中，只有尚丁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的。
       既然周总理过问的事情，我在办案中是极度认真严肃的，总希望能尽快圆满地完成这项任务。我认为这样的大事，报上去三天就可批下来，谁知却迟迟不见结果。
       听说后来报了市委，至于是否报公安部，公安部是否又报告了什么人，这中间到底还有些什么过程，我作为具体的办案人员，根本无从知晓。根据办理“胡风专案”的纪律，也不便过问。
       我等啊等啊，一直等了十多天，才得到口头通知，同意释放尚丁，关于释放的工作，由我全权负责。
       翌日，我让张竹均将尚丁带到审讯室。
       自从我外调之后，已很久都没有审讯过尚丁了，他坐在对面，用一双疑惑的目光看着我。
       我问他：“我们很久都没有见面了，你近来的思想如何？”
       尚丁说：“你们将我关了一年多了，也没有一个结果，我希望能早日把我的问题搞清楚。”
       我听了后说：“今天把你叫来，是明确地告诉你，你既不是‘胡风分子’，也不是军统特务。‘胡风’问题是你单位搞错了，特务问题是陈兰荪诬陷你的。”
       尚丁根据前面的经验，可能以为又要对他进行审讯，开始时有一点紧张，根本没有想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惊得瞪着一双眼睛，将信将疑地看着我。
       我朝他点点头：“是的，这都是真的。”
       尚丁仍不相信，问道：“我可以回家吗？”
       我说：“明天就将你释放回家。”
       尚丁问道：“真的吗？”
       我说：“是的。党和政府是实事求是的，决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但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一年多的铁窗生活，使尚丁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冤屈，眼眶里已盈出了泪水。
       我说：“你回去好好休息后再工作。这样吧，我马上通知你单位，明天上午开车来接你回家。”
       尚丁听后非常感动，连声谢谢。
       在“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被无辜拘捕、关押、判刑、开除公职、劳动改造的“胡风分子”全国上下不在少数，能够像尚丁这样实事求是获得清白和释放的恐怕也就是凤毛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