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大学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两位周先生：一位是周谷城，一位是周予同。两人同年（都生于1898年）、同学（都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北师大前身。周予同学中文，周谷城学英文）、同行（都改行教历史），所以人称“复旦二周”。“文革”初起，二人以“反动学术权威”的身份被揪出，“复旦二周”由此声名鹊起，全上海，乃至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
从外表看，二周迥然不同。周予同一身中式打扮，走路迈四方步，一步三摇，俨然是一儒生。加上教授经学史，在我眼里，他就是位经师。周谷城则是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自己讲，理一次发要一块八。我当时是拿三等助学金的，一月零用钱两块，花一块八理发，着实吓了我一大跳。据说，他还不时出入音乐厅、舞会，我觉着他像是十里洋场的阔少。
这样两位风度、气质绝然不同的学者，谁也想不到竟是一对挚友。在课堂上，他们谈到对方，总是赞不绝口。后来我才知道，二位的金兰之交源远流长。大革命失败，周谷城从武汉逃到上海，处境艰难，周予同曾热情相助。抗战胜利后，周谷城随复旦大学由重庆回到上海，出任史地系主任，又立马把周予同请进复旦。
博大与精深
周谷城讲课一成不变，先念一段讲稿，然后便是海阔天空的神聊。先生的讲稿，纸都黄了，看来是几十年一贯制，内容书上都有，所以大家不甚重视，现在回想起来，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倒是神聊，精彩迭现，很多事至今不忘。记忆最深的，是关于读书方法的教诲。他说，读书讲究博大精深。博大指阅读范围宽，古今中外，无所不读。读得越宽，理解书的内容就越深。博大看起来会分散精力，影响精深，其实恰恰相反，只有博大了，眼界宽了，才能真正深入书的精髓。反过来，精深也有利于博大。在一个领域精深了，再涉猎别的领域，很快便能入港。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地拓宽，知识便博大了。这段教诲，随着岁月的增长，我越来越体会到它的精辟。
那时我觉着周谷城先生确实博大。研究世界史，一扫欧洲中心论的积弊，将中国、印度和希腊、罗马并提，融会东西方文明，蔚成一幅波澜壮阔的世界史画面，视野之宽广令人叹服。他又开设美学课、形式逻辑课，研究领域的跨度之大，尤使我惊诧。但是，讲到学问的精深，恐怕还得数周予同先生了。
周予同讲课也有一套程式，先写上两黑板书名（教室里的黑板上下两层），然后逐本开讲，从版本到内容，好在什么地方，差在什么地方，娓娓而谈，引人入胜。对我来说，每堂课都像打开一扇窗户，十分新奇。就以《
诗经》为例，原先只在文学史课上知道有写爱情的“关关雎鸠”，写弃妇的“氓之蚩蚩”，写贪官污吏的“硕鼠硕鼠”，再有就是古汉语课上讲《野有死》：“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张世禄先生讲到此处，便拽着自己的裤子说：“慢慢家来，别拉我的裙子呀!”逗得学生哄堂大笑。不承望到了周予同课上竟成了另外一番天地：他讲《
诗经》有汉学、宋学两派。汉学又有今文学、古文学两派。今文学又有齐、鲁、韩三家。林林总总的流派，弄得我一头雾水。但周先生只讲了几本书，就把我从迷蒙中领了出来。他说，了解今文诗学，只需读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和《韩诗外传》，了解古文诗学，只需读陈奂的《诗毛氏传疏》，而综合古文、今文的郑玄的《毛诗笺》，可视为诗汉学的集大成，至于诗宋学，代表作则是朱熹的《诗集传》。我那时当然没有能力读这些书，但古人是怎么研究《
诗经》的，今天研究《
诗经》应如何入手，却大致了然于胸了。
周予同不仅自己讲，还推荐我们去听一些有用的课。1960年代初，复旦曾有一段短暂的百家争鸣，教授们争相开设拿手的课，学生可以随便听。周先生让我们去听李笠的《说文》课、王欣夫的版本目录课、朱东润的《左传》（史传文学）课。他说做学问应从文字训诂、版本目录入手，先小学、后经学、再史学、再哲学。我遵嘱一一去听，李笠分部首讲解《说文》，王欣夫谈版本和校勘，朱东润绘声绘色讲《左传》和《
史记》，都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所获知识受益终生。
对周谷城的博大，我只能遥望，从没动过仿效的念头；对周予同的精深，我却是心向往之。
周谷城和毛主席的交往
周谷城神聊，相当一部分是他和毛主席的交往，这也是学生最爱听的。大家隐约地知道，大革命时期他和毛主席共过事，大约也是位革命家。他并不避讳，在课堂上讲：“大革命后，我怕死，所以做了学问。”言下之意，如果不怕死，那就不只是个一级教授了。他讲过和毛主席游泳的事。在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从深水区向他招手：“来呀!”他说：“主席，您是深入浅出，我只能由浅入深。”（关于此事，有不同的记述，但我是课堂上亲耳听到的，不会记错）在我们心目中，和毛主席游泳简直匪夷所思，于是大家肃然起敬，但我总隐隐觉得有些拍御马的味道。
其实，周谷城对毛主席的崇敬是发自内心的。最使他难忘的，是毛主席支持他研究形式逻辑。1956年2月，周谷城在《新建设》上发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旋即遭到“革命学者”的围攻。不久开始了“反右”，知识精英纷纷落马，周谷城处境之险不难想象。出人意料，此时伸出援手的竟是毛主席。就是那次游泳上岸，毛主席拿出《汉书·赵充国传》对他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他主张在西北设屯田军，最初赞成者只十之一二，反对者十之八九。他因坚持真理，后来得到胜利……”毛主席话里的微言大义，周谷城当然明白，他有了底气。1958年秋，毛主席到上海，又约见周谷城。他把周拉到小房间里说：“你的逻辑论文写得很明确，要继续争鸣下去。”周谷城回答：“我很孤立，火箭炮冲起来，我也有些受不了，”毛主席说：“有什么了不起，辩论就是嘛!”
有了尚方宝剑，周谷城无所顾忌了，从一论到九论，一口气写了九篇形式逻辑的论文。四面出击，舌战群儒，真有点“九评”的气概。但当他把论文结集出版，想请毛主席作序时，却遭到婉拒。毛主席在回信中说：“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穆欣谈及此事，认为主席是怕影响争论，我看未必。以毛主席的性格，真想支持的人，他不会模棱两可。到下一场争论，事情便清楚了。
1962年，周谷城发表《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一文，提出无差别境界和时代精神汇合论，又一次引起轩然大波。这次，姚文元也参加到批判队伍中。1964年7月，金为民、李云初给《光明日报》寄来一篇反驳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毛主席看了清样，立即叫中宣部把姚文元的文章和这篇文章编成一本小册子出版，并挥笔写了一段按语作为序：
这两篇文章可以一读。一篇是姚文元驳周谷城的，另一篇是支持周谷城驳姚文元的。都是涉及文艺理论问题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懂得一点文艺理论，否则会迷失方向。这两篇批判文章不难读。究竟谁的论点较为正确，由读者自己考虑。（穆欣《述学谭往》）
说是“由读者自己考虑”，其实，毛主席早已经考虑好了。这一次“插入一手”，不再“不适宜”了，江青已经在准备着把时代精神汇合论打进“黑八论”里面了。
在“文革”前夕的召见中，周谷城还想做最后的努力：
这天，周谷老又对主席讲他的“无差别境界”。他说：“我讲无差别境界，原来还以为是照毛主席的话说的，矛盾是可以解决的，否则我们还革命干什么？”毛主席当时就指出说：“当然矛盾是可以解决的，但是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刘大杰《一次不平常的会见》，引自马社香的《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
这一次的微言大义，周谷城读懂没有，不敢悬揣，但从后来他说会见“心情舒畅，超出寻常”（苏双碧《我所知道的周谷城先生》，《历史学家茶座》第5辑）来看，至少是没有全懂。可张春桥读懂了。在上海市委一次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会议上，他提出点八个人的名，其中就有周谷城。点名的社论一发，红卫兵就抄了这八个人的家，并逼他们挂牌游街。后来批判资反路线，说市委抛出八位名人是转移斗争方向，时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的马达这样回忆：
据我观察，当时的市委领导人根本未想到自己会是“文化大革命”的对象，也不会想到自己要引火烧身，他们甚至把批判这八位文化名人看作就是“文化大革命”。（《马达自述：办报生涯六十年》）
批判周谷城就是“文化大革命”，这一点张春桥、姚文元和后来被打成走资派的市委领导们并无分歧。应该说，他们的理解没有错。1976年苏双碧采访过周谷城，他这样写：
周先生胸怀开阔大度，他对那些批斗过他甚至打过他的青年学生，全不计较。但有一个人他却是不能原谅的，那就是文痞姚文元。周先生说：“姚文元是根棍子，他写文章到处诬陷，任意上政治纲，置人于死地。”
姚文元诚然是罪不容诛，在姚文元还分管宣传口时，周谷城竟敢如此评论，我也由衷地钦佩。然而，平心而论，姚文元批判时代精神汇合论，不过也是希意承旨罢了。几十年来，知识分子先是奉旨批判别人，后来又被别人奉旨批判，此类活剧反复上演，实在无须愤愤不平。《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曾被打成右派的林希先生竟幸灾乐祸：“好哇，你们也尝尝革命的滋味。”个中辛酸，发人深省。
“文革”中我看到小报上一段话，是1966年10月24日毛主席在汇报会上讲的。他说：“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接近几个右派那怎么行呢？”“文革”小报谣言充斥，似乎不足为凭。但红卫兵尽管胆大包天，谣言造到毛主席头上，怕也不敢，所以我倒宁可信其有，于是，想到反右时毛主席保周谷城、谈家桢过关，恐也有深意，在万马齐喑的知识界，留下两个百家争鸣的样板，还是很有必要的。
但周谷城确把毛主席视为知己，这就是伟人的魅力。毛主席去世，周谷城写诗痛悼：“抢天吁地呼不应，伤心惨目泪如潮。”感情是真挚的、浓烈的。的确，直到最后，毛主席也没有忘记周谷城。又是小报，载一对话：
毛主席问张春桥：周谷城现在干什么？
张：打扫厕所。
毛：喔，打扫厕所也是革命工作嘛!
张春桥心领神会，回去就把周谷城从牛棚里解放了出来。
相比之下，周予同可就无此宠遇了。
士可杀而不可辱
我接触的周予同，始终是温文尔雅，恂恂如也。怎么也想不到，当年他还是个激进的革命者。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那把火，就是周予同和匡互生点起来的。周予同研究经学，起初也是想用学术研究的办法打倒孔家店。但新中国成立后，一连串的政治运动消尽了他的革命锐气，到他给我们上课时，已经纯然是一位经学大师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被革命烈火燃烧得热血沸腾，很少有人能坐下来读书做学问。对此，周予同暗暗着急。他常常哀叹，自己研究的经学，“快要成绝学了”。他鼓励学生，潜心读书，勤恳著述，要像两司马那样，“平生精力尽于此书”。
历史学界曾有过“沈元道路”的辩论。沈元是北大历史系三年级被开除的右派学生，后经刘导生、黎澍安排进了近代史所。1963年开始，沈元连续在《历史研究》和《人民日报》发表学术论文，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新颖的视角，轰动了历史学界。可是北大有人向中宣部告状，说报刊这样发文章是公然宣扬“白专道路”。状子一直告到毛主席那里，以至于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不要让沈元再发文章。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周予同却在课堂上说：“我举双手赞成‘沈元道路’。”“文革”中，沈元被枪毙了，周予同的那句话自然成了滔天罪状之一。
周予同并不掩盖自己政治上的“落后”。他常说，党员是圣人，团员是贤人，像自己这种非党非团的民主人士，不敢与圣贤并列。又说，马列主义，自己开始一点不懂，现在懂得一点，也只是盖交饭，今生怕是到不了蛋炒饭的境界了。言谈中流露出政治上的自卑。
自卑归自卑，骨气还是有的。周予同自称是末代士大夫。他说，古代君王与士大夫的关系，不仅是君臣，更不是主奴，而是介于师友之间。贤明的君主总是尊重士大夫，而士大夫则是“士为知己者死”。他很看重知识分子的人格，常说：“士可杀而不可辱。”对古代敢于直谏的士大夫，他十分敬佩，称赞他们是批逆鳞。没想到，“文革”一开始，他无意中也批了逆鳞。
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前后，张春桥组织了两次座谈会，参加者都是上海的有名学者，复旦二周亦在其中。第一次会是在文章发表之前，把清样发下来，让大家提意见。已经是山雨欲来了，座谈会上人人惊惧，有的人一言不发。但周予同却带头发言，他不管文章的来头，公开讲吴晗是好人，历史上是积极进步的，责问“他究竟有什么问题？”据列席会议的朱永嘉讲，“这次座谈会的记录是送给市领导看的，而且发了《文汇情况》直送中央”。（朱永嘉《周予同先生》，《万象》2005年5期）
关于《文汇情况》，马达的书中有更具体的介绍：
一室主任告诉我：“《文汇白头情况》是张春桥亲自安排的，连标题、样式、字体大小都是由他定的。共印十二份，其中十份交‘客人’（江青的代号，她当时在上海）专送在杭州休息的毛主席和她控制的北京写作班子。上海只发张春桥、写作组两份，陈丕显发过两期，后来停了。据说连周总理也看不到。”
当这些知名人士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以后，一份份按人头整理的所谓“右派言论”的《文汇白头情况》接连上报，张春桥、姚文元策划的所谓批判“右派言论”的选题计划也一一布置下来。（《马达自述》）
在座谈会上慷慨陈辞的周予同做梦也想不到，他的发言会以这样的形式上达天听。
如果说第一次座谈会局势尚不明朗，那么第二次就不一样了。全国铺天盖地地批海瑞罢官，吴晗也作了检讨，座谈会就是让大家对吴晗的检讨表态，孰料周予同仍不识相，还是第一个发言。他说：“吴晗的文章我看了，吴晗我是熟的，他很爽直，文如其人，有错就认了，他的认错不是假的。但文中有些奇怪，反右倾怎么联想到海瑞上面去的？他的政治敏感性哪里去了？吴晗是好人，是清官……”
在全国同声斥骂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时候，周予同说吴晗是好人，这已经够大逆不道了。更令人吃惊的是，他竟然埋怨吴晗没有政治敏感性。个中奥妙，须加解读。原来姚文元的文章虽然凶猛，却未打中要害，这是后来毛主席指出的：“要害是罢官。嘉靖（实际剧本写的是隆庆）罢了海瑞的官，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本来姚文元并未把吴晗和彭德怀联系起来，可是吴晗在检讨中却说写剧本是受到反右倾的启发，这不是送上门去吗？那时毛主席的讲话还不为世人所知，周先生更不会看到，但作为史学家，他却敏感地觉察到了要害的所在。“反右倾怎么联想到海瑞上面去的？”这句话里蕴涵着多么浓厚的友情!他是在替吴晗的糊涂着急呀!
周予同为自己的正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了解内情的朱永嘉先生说：“他本来不是文化大革命所要攻击的对象，由于他坚持不口是心非，说了自己的心里话，就无辜地成了上海第一批被打倒的八大学术权威之一。”“文革”中，周予同被打得跪在地上请罪。借用一句“文革”术语：批判的武器没有让周先生屈服，武器的批判却使周先生斯文扫地。不记得是哪位先生了，他谈及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时说：事实证明，士可杀亦可辱。
周予同有心脏病，上课都要按时吃药。“文革”中因病重瘫痪了，就这样还被拉到曲阜批斗。由于腿脚不便，批斗后掉进一条沟里爬不起来，没有人去拉他一把。最后还是一同挨批的严北溟先生从沟里把他扶了起来。我不能想象心目中那样儒雅的周先生，怎样爬上了那条屈辱的沟坎。
听同学说，“文革”后周予同先生拒不接见“文革”中丧尽良心揭发自己的弟子，我于是对他更加敬重。犹太人没把杀害六百万族人的罪过推到希特勒一个人头上，而是天南海北地追捕纳粹凶手。正是这种凛然的正气，赢得了德国总理的下跪。可我们总是强调宽容大度，其结果是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寡廉鲜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