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 陈人康 策划 口述 ◎ 金汕 陈义风 著
当今干部队伍中的奢华之风已经成为影响干群关系的“杀手”，更不要说腐败了。现在，如果说有权力的老干部艰苦朴素，会被很多民众认为是假新闻。但就我看到的，我和同辈的高干子弟现今的状况，借权力牟取暴利的老干部固然有，但并不是很多。一来是这些艰苦岁月中参加革命的老人毕竟有一种信念支撑，另外，这些老革命早在经济迅速增长前就退了下来，绝大多数也离开了人世，在他们掌握权力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诱惑。
我们经常在批判过去，但是过去一些良好的风气也在批判中渐渐远去。有件小事可以看出，在那个年代权力的范围是多么公私分明。
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父亲和陈赓大将以及李克农上将到首都机场送东欧的一个军事代表团。三位高级将领有段时间没有见面，很想聚一聚。陈赓大将说：“新街口有一家西安饭庄，陕西风味的，我们离开延安也十年了，到那里回忆一下当年的味道。”
三位将军赶到西安饭庄坐下点好菜，当时的饭店是先结账后吃饭。服务员问：“哪位先生结账？”三位将军面面相觑，突然想起自己身上都没有带钱。不付钱就不能吃饭，父亲赶快派警卫员回家取钱才避免了这场尴尬。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那时党风还是非常廉洁的，这事如果发生在今天早就有下属替他们安排好了。当时，他们这样级别的大干部也要自掏腰包，一分钱也不能报销。
在我们记忆中，父亲过去的收入很高，作为开国上将的5级干部，起初月工资是400多元。后来中央统一给老干部减薪以缩小贫富差别，父亲的工资一直是342元，这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5个月的工资。
由于我们家有六个孩子和一个养女，加上父母都有一些老家的亲戚关系需要接济，所以也并不宽裕。
为了这本书，2006年3月，我们兄妹几个把父亲的几位老部下和秘书请来聚在一起，让他们帮助我们回忆。他们说，陈司令已经去世11年了，更谈不上权力，所以也用不着美化他。
李柱江秘书说：“陈司令孩子多，大家都知道，所以他也要节衣缩食，拿在今天来看，当年陈司令家的生活水平也就刚够温饱，在困难年代连温饱都要打折扣。那个年代，老百姓都吃不饱，按陈司令的级别，有些补助，当时叫特供，我很清楚，就是一个月两条中华烟，四斤猪肉，四斤黄豆。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经常喊吃不饱。陈司令用自家小楼前的一块空地养了一头小猪，因为没有饲料，长到四五十斤就宰了。陈司令还东家西家送了一些。在困难年代，真是让这几家好好改善了生活。我也替司令员到总参、总政去反映，要了些食品，总算渡过了难关。”
李秘书说，那个时候，全国老百姓都饿肚子，为什么那么快就战胜了天灾人祸？就是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让人民群众感到有希望。
我还听父亲的秘书说，那个时候，作为司令员，坐火车可以包四个软卧，目的是保卫首长的安全，使首长休息得更好，而秘书们按规定都坐硬卧。但是父亲从来是让秘书们都进来，他说，这样可以给国家省下一笔开销。
秘书们还说，父亲担任工程兵司令后不久，就主持制定了规章制度，要公私分明，不能占国家便宜。
有一次，父亲的工资发下来少了26元，为他领工资的秘书问管财务的同志。管财务的同志说，陈司令用了一次中吉普到良乡，他让我们根据规章把费用从工资中扣掉了。
毫不夸张地说，父亲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是严格到程式化的公私分明。即使他能把儿子送到公安部，他也不会让子女沾他的光。
我们小时候没有用过父亲的车，他也不允许使用他的电话。我妹妹陈小琴的学校离家有十几华里，来回走路很劳累。有一次生病发烧，她想让父亲出车送她。父亲说：“车是给我用的，不是给家属用的，老百姓的孩子生病就不会想到用车。”妹妹没有用上车，还挨了一顿批。
1963年，我随父亲到沈阳军区，当地部队首长为了让我们改善一下生活，提出可以去打野鸡。父亲说，自己没有这个爱好，还是赶快下部队。
到了长春，市委负责接待的同志给他介绍了几个可以参观的地方。我对长春电影制片厂最感兴趣，因为是看着长影的电影成长的。我悄悄对父亲说，去长影多好啊!
父亲说：“我们不是来玩儿的，是来工作的。长影就不去了，我们到一汽去，因为我们部队要用很多一汽的车，我要和他们探讨怎样生产工程兵更适用的车。”
上世纪60年代，我们几个孩子参加国庆晚会，在观礼台上拣到一个礼花降落伞带回家玩儿。父亲严厉地说：“公家财产，一分钱的便宜也不能沾!”他让我们马上把降落伞交到工程兵军务处，军务处的同志接到降落伞后笑了，说：“陈司令要求你们过于严格了，这东西给我们也是扔掉啊。”
我曾经趁父亲不注意，把1955年他的上将军衔的肩章放到我的抽屉里，因为将来很有纪念意义。父亲发现后，很不客气地说：“你留这个干什么？炫耀自己是上将的儿子？”他也让我把肩章送到了工程兵军务处。到现在这个珍贵的肩章很可能已经丢失了。
父亲在抗日战争中曾经缴获日本军官一个18K金的怀表，上级为了便于父亲打仗指挥，批准给了父亲。“文革”中样板戏《红灯记》风靡全国，妹妹陈小琴看见男主角李玉和总是揣着一块怀表，有着英雄情结的妹妹希望父亲把怀表给她。
父亲依然是老一套，声称是战争期间组织让他使用的，家里人不能用。直到1979年妹妹考上大学，父亲才把这块怀表送给妹妹，并且附上“好好学习，振兴中华”的勉励语言。
前几年，这块怀表坏了，妹妹为了让它工作，花了一千多元修好。我说，你干了件傻事，这已经不是原汁原味的父亲的怀表了。
父亲尽管有很多关系，却从来没有为我们动用过，直到他死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遗产。上世纪80年代后期，军队曾经对高级干部家庭摸底，调查子女经商的情况。父亲坦然地说：“我除去两个儿子还没有工作，其他都是正式单位的职工。我已经没有权力可用，有权力也不会给他们用。”
母亲被解放后，在工程兵政治处当干事。在父亲手下她迟迟得不到应有的晋升。直到今天，1938年参加革命的母亲还仅仅是团级。
有的老同志对母亲说：“这现象在全中国都很难找，都是陈司令把你的级别压得太低了。”
父亲86岁生日时，已预感到这将是他过的最后一个生日。因为他心脏病几次复发，身上已经出现浮肿的现象。不少老同志要为他摆几桌宴席，考虑到这可能是最后的生日了，大家都愿意搞得隆重一些，不要让老爷子感到凄凉和寒酸。有关部门也同意这样搞，说父亲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立下赫赫战功，花点钱是应该的，只需要工作人员做个预算，由父亲签个字就行了。预算做完，工作人员说：“陈司令，给您做寿，您看看需要改进什么？”
父亲支撑起虚弱的身体，戴上老花镜一项一项地看，一边看一边皱眉头，他很不高兴地说：“这是谁让这样搞的？”
工作人员说：“这是大家的心意。”
父亲生气地说：“我陈士榘什么时候这样干过？不要因为生日把我一生的作风改变了!你们应该知道，我们党历来有纪律，不能用公款请客吃饭，我一辈子都是这样遵守的。明知有纪律，还写报告要钱，这是给军委领导出难题啊。”
工作人员笑了，还跟他解释。父亲说：“我听说全国公款请客一年就要花去上千亿元，这还了得？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可绝不是为自己享受。”
那些日子，正是陈希同腐败案浮出水面的时候。父亲和几位来探望他的老同志说：“陈希同这样的高级干部，没有经历过艰苦的战争，做了高官就想着自己享受发财，这些人很让我们担心。我们共产党人为解放，牺牲了那么多优秀的儿女，如果他们知道，最后有一些领导干部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他们在九泉下也不得安宁。如果不从严治党，这样的人会把我们党搞垮的，人民群众也会抛弃我们。”
父亲决定，要发扬长征路上一碗野菜互相让着吃的精神，让工作人员送来一坛清水，算是过了个生日，这个生日被誉为“一坛清水祝华诞”。
父亲用虚弱的声音给大家讲：“别说我们共产党人应该节俭，应该不挥霍人民的血汗，就是国民党军队也有廉洁奉公的将军。冯玉祥将军过生日，也是谢绝奢侈。有个下属给他送来一坛清水，冯玉祥非常高兴，他说，清水是人最需要的，也最便宜。冯玉祥告诉下属为官要像水一样清白!”
在我们看来，父亲已经超出了不谋私利，而且简直有些“过了”。
但父亲在最后一个生日上的感言，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令人感到，这绝非杞人忧天。
多年前我的二哥因受父亲株连被所在部队错误处理，把军籍丢了。父亲的问题“说清楚”后，按政策应恢复二哥的军籍。父亲也完全可以帮忙解决好这一问题，但他却不愿意为自己家的事情去求人。
我们事后埋怨父亲，又不是跑官要官，只是落实一下政策，让哥哥恢复应有的职业，为什么就不能向老战友提一提呢？
后来，年过50的哥哥得了严重的心脏病，没有医疗保障的他需交10万元才能做手术脱离危险。如不做手术心脏随时都会大面积梗塞。潦倒的哥哥只有2万元，我们家又没有一个大款，都是工薪阶层的几兄妹开了个家庭会议。
为了二哥的生命，全家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母亲把毕生储蓄的3万元全部给了哥哥，我们兄妹凑了3万元，又向友人借了2万元。一筹莫展的哥哥这才上了手术台。
伤口尚未愈合的哥哥被一身的债务压得身心交瘁。有人说，还没见过上将的儿子平反不了错案，恢复不了工作，混这么惨的。
父亲去世，我们把讣告送到当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手中。张震副主席眼泪夺眶而出，他说：“我送走了华东野战军的最后一位首长，将来谁来送我啊？”
在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张震在父亲的遗体前伤心地说：“老首长，您就这么走了!”
后来还是张震副主席念旧，按照政策解决了几个哥哥的问题，让他们全部按复转军人待遇算。现在他们都有了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障，解决了看病问题，而且都过上了自得其乐的小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