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一个发廊女，一个流浪汉，和他们的摄像机，走进一个个不可能进入的家庭，记录一个个可能烂在心里的故事。
       章桦曾经是一个发廊女、一个不愿直视父亲眼光的未婚妈妈。现在，她的名片上印着“纪录片工作者”。“扛着摄像机游走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民间影像工作者。”李京红为名片上的头衔加了这样的脚注。
       2004年，李京红以章桦和其他4位发廊女为主人公拍摄的20集纪录片《姐妹》在全国十几家省级电视台播出，收视率超过同期热播的电视剧。
       “我们的生活我们自己都不爱过”，“就你？你能让我们上电视？”“这电视终于给我们出了气，我们干发廊的也能上电视！”
       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李京红自诩“流浪汉”，又称自己是自由职业者。李京红大学学的是服装设计，画过画、写过书、做过生意；现在，他的“自由职业”是“独立纪录片制作人”。
       从小时候起，李京红就喜欢在街头游荡，发现各种隐秘的、有趣的人或事，就用照相机拍下来。19岁，李京红拍了这么一张照片：在一个肮脏的公共厕所里，几个10岁左右的半大小子凑在一起，光着小屁股过烟瘾。这张名为《请关心一下孩子》的作品，曾在当时的《大众摄影》上引起广泛争议。
       成年之后，李京红延续了年轻时的爱好，只不过手里的照相机变成了摄像机。
       从小就通过自己的取景框看世界，李京红经常为电视上的虚假“生气”。
       2000年，李京红在深圳遇到章桦的时候是他人生的最低谷，做生意刚赔了个“底儿掉”。而章桦从16岁走出浙江农村的老家，已经在城市里开了十几年的发廊。
       那时的章桦只关心两件事：发廊里的生意、她跟男友小杨的“家庭”。然而，这两样她都没保住。因不愿从事色情服务，发廊里的生意越来越差，直至支撑不住。小杨也跟别的女人结了婚。
       章桦的脸上从来没有笑容。“你那脸就好像每天早晨起来，全世界一人欠你1块钱，”李京红对章桦说，“你这店，你不笑也赔，你笑也赔，你为什么不笑呢？”
       李京红想用DV把发廊五姐妹的生活拍下来，遭到五姐妹一致的嘲笑：“我们的生活我们自己都不爱过”，“就你？你能让我们上电视？你连自己都吃不饱！”
       章桦永远都会记得,她第一次在电视里看到自己的那天。
       那天，她早早地坐在电视机前。“那种感觉跟你自己坐在家里看DVD的感觉绝对不一样，因为我知道有很多观众跟我一起看我的故事。”章桦说，那种感觉“就像中了六合彩”。
       狂喜的不止她一个人。湖南卫视公共频道播出《姐妹》之后，收到了十几万条短信。很多短信是章桦同行们发来的。有人在短信里说：“这电视终于给我们出了气，我们干发廊的也能上电视！”
       山东潍坊一位经营养鸡场的妇女看到章桦在电视里吸烟，她也开始吸烟。电视里播着《姐妹》，她在电视前放一张桌子，摆上酒菜和两副碗筷，一副放在电视机前，一副放在自己跟前。一边自斟自饮，一边给章桦打电话：“章桦，我在跟你喝酒呢，你跟我聊天吧，聊什么都行。”
       很多人在章桦身上寻找自己的影子，这里或那里的一点相似，被迅速兑换成姐妹情谊。
       电话纷至沓来，很多女人把原本只能烂在自己心里的事向章桦倾诉。
       这不仅因为章桦与她们有类似的出身或经历，也因为她们认定章桦是生活中的强者。《姐妹》的结尾处，章桦独立拍摄并完成初剪(辑)的DV短片《旷丹的秘密》得了2004年中国国际广播影视博览会“DV2004我们的影像故事”评委会大奖。颁奖典礼由中央电视台播出。在章桦的家乡浙江，“章桦得了300万大奖”的传说迅速流传开来。
       实际上，章桦仅仅得到一只奖杯和一万元的奖金。她最初拿起摄像机，也完全是迫于生计。发廊难以为继，李京红送她一台DV摄像机，告诉她，这个也能挣钱，你可以去给别人拍婚礼录像。
       李京红说，章桦成为“纪录片工作者”完全是误打误撞。
       但这并不妨碍章桦释放出来的吸引力。给她打电话的人越来越多，这些电话催生了拍《姐妹Ⅱ》的想法。
       那是电视剧里看不到的哭相。悲恸向下拉扯着面部的肌肉和神经，眼皮和鼻头通红，整张脸都变了形……
       2005年12月16日，山西长子县西河村26岁的农家女何丽霞要结婚了。从16岁到26岁，何丽霞在自家院子里自我封闭了10年。10年里，她从没想过自己还会有当新娘的一天。
       何丽霞是看《姐妹》看到第13集的时候，给章桦打电话的。叫了一声“姐”就在电话里“哇”地哭出来。
       何丽霞3岁的时候，父母离异，谁都不愿意要她，把她交给姥姥姥爷抚养。姥姥姥爷相继过世，16岁的何丽霞无力安葬，向住在同村的父亲提出条件：如果你肯帮我安葬老人，我就认你，跟你回家。做羊倌的父亲答应了这个条件。父亲每年要到100华里之外的地方去放羊，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偌大的院子只有何丽霞一个人。因为父亲每年能有几万块钱的收入，村里人把何丽霞认父亲看作是来“分家产”，姑姑甚至上门来叫骂。
       从那时起，何丽霞把自己关进院子里，拒绝跟所有的人打交道。她在自己的堡垒里窥视着外界，尽管她几乎从不跟人说话，她的装束却与外界保持着同步：项链、耳环、挑染的黄头发、尖头的高跟鞋、紧身的牛仔裤和套头衫……
       电视是何丽霞微微打开的一道门缝。
       她说，这辈子两个电视节目对她的影响最大，一部是《孽债》，一部是《姐妹》。《孽债》是十几年前由作家叶辛编剧的一部电视剧。戏里那些被父母双双遗弃的知青子女在何丽霞心里引起强烈的共鸣。而《姐妹》让何丽霞认定，章桦是她唯一可以倾诉的对象。
       章桦去西河村之前，何丽霞到处跟村里人说：“我姐要来了，我姐要从北京开车来看我了。”村里人不信。有一回，李京红和章桦就蹲在何丽霞家的院子里。一个村里人对何丽霞说：“章桦不可能上你家来。”李京红问他：“你知道章桦长什么样吗？”村民说，我不管她长什么样，她不可能来我们村。李京红指指跟何丽霞一起蹲在门口嚼馒头的章桦说：“这就是章桦。”
       章桦跟何丽霞一起嚼馒头，一起坐在院子中间的棒子堆上搓棒子。同时，她用摄像机记录何丽霞的生活。
       在田间，何丽霞一边挥着锄头一边讲述自己的身世。说到伤心处，她在章桦的镜头前哭了起来。那是电视剧里看不到的哭相。悲恸向下拉扯着面部的肌肉和神经，眼皮和鼻头通红，整张脸都变了形。哭到动情处，何丽霞响亮地擤鼻子，把鼻涕甩在地上……
       章桦用摄像机近距离地记录何丽霞的时候，李京红站在远处记录她俩。这一远一近两个机位的双重凝视，是贯穿《姐妹Ⅱ》的叙事结构。
       《姐妹Ⅱ》所要展现的，就是章桦和一些原本素昧平生的女人之间的姐妹情谊。
       李京红不认为章桦是被摄像机赋予权力的人，他更愿意把摄像机看作章桦的眼睛。
       “按照职业电视人或者职业纪录片工作者的标准，章桦是不合格，她的知识结构限制了她。她的长处是跟人打交道的时候真实的情感投入。章桦每接到一个电话，都会有好几天坐立不安。反过来，那些给章桦打电话的人跟给电视台打电话的人也绝对不一样，她们看到的不是一档栏目，她们看到的是章桦这个人，”李京红说，“我们从不把章桦听别人倾诉看作是我们在搜集素材，如果那样做，我们就太卑鄙了！”
       “人都有倾诉的愿望。当一个人无由倾诉的时候，他的心就会越缩越紧，章桦自己以前就是这样。当人们彼此之间敞开心扉的时候，他们就会相互依存。”说着这话，李京红两只原本分开的手渐次靠拢，形成一个相互支撑的“人”的结构。
       “现在不仅那个家庭要疯了，我们去帮助他们的人也要疯了……”
       “章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被概念化的人，很多人认为她是一个成功的强者。其实，章桦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女人。在《姐妹Ⅱ》里，我要做的事是把一个已经被概念化的人重新放回到现实里头，让她跟各色人等发生直接的甚至是血淋淋的碰撞。”李京红要在《姐妹Ⅱ》里还原真实的章桦。
       《姐妹Ⅱ》里的一集、被剪辑成单片的《天堂之路》就是一次血淋淋的碰撞的结果。
       章桦成名之后，曾应邀拍摄摄影展《乳房的故事》里的几张照片。没几天，她接到小学英文教师李涛(化名，下略)从武汉打来的电话。李涛说完“我是一个乳腺癌患者，我还没有结婚”之后就哭了。
       李涛给章桦打电话的时候，刚跟男朋友分手。因为她的病，她的家庭已经陷入窘境：为了省钱给她治病，母亲和妹妹李平(化名，下略)捡菜叶，父亲捡垃圾。
       章桦去看李涛，李涛接站的时候小心翼翼地问：“章桦姐，你住在哪里？”章桦理所当然地说：“我住在你家，和你住在一起。”李涛推却，我家太小、太破。章桦坚持，李涛很感动，自她生病之后从来没有人上过李家的门，人们怕李涛跟他们借钱。
       章桦为李涛的病而来，却不期然发现，这个家庭的病不仅仅是生理上的。
       妹妹李平在收拾房间的时候，无意发现了姐姐的日记。日记勾起了一段不愉快的童年记忆：父亲曾几次离家出走，并打骂她们姐妹。仇恨复发，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迅速膨胀，本来就有抑郁倾向的李平出现狂躁和暴力的倾向，她打骂父亲，不能自已。
       任何正常的心灵看到那样的场面都会抽搐：女儿随手抓住手边的一切，抹布、碗茬子、木板凳，摔在父亲的脸上、后脑勺上、手上、膝盖上、腿上。各种各样的辱骂与殴打一起兜头倾泻……在难挨的酷暑里，一家人衣不蔽体地把他们窘迫、变形的生存空间暴露在镜头之下。
       章桦再也无法平静，她把机器递给李涛，以自己的身体为盾牌阻挡李平砸向父亲的拳头，和李平扭打成一团。李涛继续用摄像机记录眼前的一切。
       李平的狂躁每天间歇性地发作，章桦打电话给在北京的李京红：我支撑不下去了，这样下去没法收场。
       李京红嘱咐章桦：无论如何要坚持下去。章桦对着话筒尖叫：你说得轻巧！
       李京红见势，赶紧给心理医生姚阿姨打电话：现在不仅那个家庭要疯了，我们去帮助他们的人也要疯了。与此同时，李京红请一位武汉的纪录片制作人火速赶到李家，记录发生在李家和章桦身上的一切……
       结局是光亮的。姚阿姨治好了李平的病。姚阿姨是一个面目狰狞、内心却美好丰富的女人。二十几岁的时候，她的脸被烧成12级的烧伤。她指着自己的脸对李平说：“阿姨被烧成这样，还上了5年大学。你应该让自己充实起来。”李平的脸上露出健康的笑容。
       德国莱比锡电影节的选片人在第三届广州纪录片节上看到《天堂之路》，称赞这是近几年最好的一部纪录片，他对李京红和章桦说：“在国外，进入别人的家庭是非常困难的，你们不仅取得了他们的信任，还拍得那么真实，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记录。”
       上天堂的路是狭窄的，一步之外就可能是万丈深渊。章桦的摄像机为李家推开一扇通往天堂而非地狱的窄门。
       《姐妹》播出之后，章桦的父亲曾大怒：“家丑不可外扬，你倒好，‘扬’到电视上了。”现在，父亲唯一的困惑是：“你成天在外头忙，我也没见你弄成什么东西，没见你忙回钱来。”
       遇到拍摄对象提出她无法满足的要求，章桦会告诉她们：“我只能尽力。其实我现在跟你们是一样的。我做这个工作，也没有工资。”
       《姐妹Ⅱ》的拍摄资金一部分来自《姐妹》发行的收入，一部分来自李京红和章桦的“稿费”——李京红和章桦为电视台拍片的报酬。“稿费”同时还要维持两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工作室的运作。
       “《姐妹Ⅱ》之后，章桦将面临一次新的人生选择。”李京红说。
       那将是怎样的选择呢？章桦笑着向后捋了捋头发，“现在还不知道。”她说。她的笑容里有一丝一闪而过的迟疑。
       《后台》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6年12月版
       责任编辑：付惠平
       定价：2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