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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之痛》◎ 曾德强 编著
       中国目前的医疗制度改革被称为“中国之痛”是有其深层原因的，请看花费千万元住院82天的“最昂贵的死亡”。住院82天花费千万元
       如果要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医疗界“看病最贵的事件”或“民众最震惊的事件”排名的话，截至目前，哈医大二院“天价医药费”恐怕要坐第一把交椅。
       哈尔滨市一中学退休教师翁文辉，逝年75岁。事件发生前一年被诊断患上了恶性淋巴瘤。因为化疗引起多脏器功能衰竭，2005年5月16日入住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干部病房，后因并发肺部感染、呼吸衰竭，6月1日转入心外科重症监护室(又称心外科ICU)治疗，最终因多脏器功能衰竭，于8月6日死亡。住院82天，医院共收取医疗费用138．9万元。在住院期间，病人家属又在医生的建议下，自己花钱买了400多万元的药品交给医院，作为抢救急用。再加上患者家属请20多位专家100多人次会诊支出的几百万元会诊费，耗资达1000余万元！
       如果翁文辉不是“及时”地因抢救无效而去世，那个住院费一定还会冲出地球，跨过火星木星土星，直奔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而去！
       翁文辉的长子翁强是一个名震一方的商人，这笔天价医药费便是由这个富豪儿子所出。富豪的钱也不是大水打来的，花了千万元却买了一张“死亡证明”，患者的家人心里除了悲哀还有心痛。出于对巨额费用的不解，死者家属先后写了100多封举报信投递给相关部门。
       患者家属对几个疑点很不明白。
       疑惑一：患者去世后仍有化验费。翁文辉是8月6日去世的，可是有一张胸水化验单中，落款的时间居然是8月8日。不知道这个胸水化验是谁的，按照医院的收费标准，胸腹水常规检查每次收费32元，在翁文辉去世后两天，还出现了两次检查，收化验费64元。这不是太超乎医疗常规了吗？
       疑惑二：一天输入106瓶盐水。翁文辉的妻子富秀梅发现，在7月30日的收费账单上，丈夫输血就达94次，血小板、白血球输了83袋，16000多毫升，而正常人体内血液总量也就4000—5000毫升。这一天医院收了22197元的血费。盐水的用量也很惊人，有一天竟输了106瓶盐水。一瓶是500毫升，106瓶是50000多毫升，再加上葡萄糖用了20多瓶，这20多瓶也就是10000多毫升。几样加起来将近80000毫升，用水桶装也要装几桶呢，人还能活吗？哪儿有这样的“医学奇迹”？
       疑惑三：自购药的去处。在医生的建议下，他们自己花钱买了400多万元的药品交给医院，作为抢救翁文辉急用。有的药国内买不到，儿子就到国外去买，买的药都是非常贵重的。这些药品到底有多少用在了翁文辉身上？医院把这些药用到哪儿去了？
       疑惑四：禁用药未禁。翁文辉病世后，在料理后事准备和医院结账时，一个意外的发现，让翁家对那一摞收费单产生了怀疑：住院收费明细单上，记载着病人使用过一种叫氨茶碱的药物，但翁文辉对氨茶碱有严重的过敏反应。医院究竟有没有给患者用过呢？
       针对患者家属对药费和化验费的强烈质疑，二附院调查组于9月下旬向患者家属递交了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调查报告显示，在用药方面，医院不是多收了就是漏收了，没有一份收费单据合格；化验方面，收费单比报告单多出128次，2119份病房化验报告单中，合格的只有35份。
       案惊中纪委
       哈医大二院把中国的医疗天空戳了个大窟窿。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随即披露了此事，称之为“最昂贵的死亡事件”。
       这起事件立即引起了中纪委、卫生部的高度重视。
       11月下旬，中纪委、中纪委驻卫生部纪检组、监察部驻卫生部监察局联手组成调查组，赴哈尔滨对此事进行调查。
       后来，调查又升级为中纪委、国务院纠风办、卫生部、黑龙江省纪委四大部门联合调查。
       2006年4月下旬，卫生部及国务院纠风办通报了哈医大二院天价医疗费事件。通报称，哈医大二院违反规定乱收费、违法违规伪造和大量涂改医疗文书等问题，是一起典型的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违纪违法案件。
       调查认定基本事实已如前所述。主要问题有四：
       一是违反规定乱收费。违反国家和黑龙江省有关医疗服务价格政策及收费规定，通过自立项目、分解项目、超标准收费、重复收费，以及收取未检验、检查、治疗的项目费用和未使用耗材、药品的费用等手段，多收费20．7万余元。
       二是心外科ICU违法违规伪造和大量涂改医疗文书。心外科ICU主任于玲范为掩盖违规计费和医疗过程中的问题，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本人伪造并组织有关医护人员大量涂改患者翁某的医疗文书。
       三是部分科室管理混乱，相关职能科室监管不力。心外科ICU存在医嘱、特护记录、收费单中药品数量互不相符和部分医嘱单非医师本人签字的现象；使用未经国家审批的进口药品；对自购药品没有与患者家属之间的交接、核对及退药手续；大量外请专家会诊而未按规定办理相应的手续。输血科严重违反输血管理规定，输血申请单、血库出库单和记账单所记录的血液数量互不相符。检验科违规计费，检验报告单编码与送检时间、报告时间不符。物价科、医务科没有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对上述科室存在的问题未能及时发现和纠正。
       四是对患者家属投诉采取的措施不力，处置不当。医院领导对患者家属的投诉未给予足够重视，院内组织调查工作不深入、不扎实，两次调查没有查清主要问题，并对媒体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为严肃纪律，有关方面对主要责任人员依法依纪作出了处理：给予哈医大二院院长、党委委员张岂凡撤销院长、党委委员职务处分；给予党委书记王国良撤销党委书记职务处分；给予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杨慧撤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职务处分；给予副院长王太和、谭文华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心外科ICU主任于玲范撤销心外科ICU主任职务处分，并吊销医师执业证书。对其他医护人员的违纪违规问题，也分别作出了处理。
       同时，对哈医大二院给予中止三级甲等医院称号1年的处理，限期整改，以观后效。责成该医院向患者家属退还违规收取的费用，并向患者家属赔礼道歉。哈尔滨医科大学、黑龙江省卫生厅对哈医大二院监管不力，责成其写出深刻检查。
       主治医生揭秘
       30岁的王雪原从未想过自己会以“背叛”的极端方式在医疗界大出风头。
       这位哈尔滨医科大学在职博士研究生，四年前来到哈医大二院心脏外科ICU工作。在翁文辉住院的两个多月时间里，作为翁的主治医生，王雪原参加了大部分的抢救治疗工作。可以说，他是哈尔滨天价医药费事件中的关键人物。
       医院成立调查组时，王雪原是被调查的对象之一。就在他接受调查组询问的前一天晚上，他接到了科主任于玲范的电话。于玲范在电话中声称：“你现在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说什么不说什么你自己要想清楚。”
       经过再三考虑，王雪原还是决定向医院调查组说出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几天后，当王雪原第二次被叫去协助调查时，却看到了让他费解的一幕。他发现他们的主任、护士长都在场，而且从当时的情况看来，他们的主任在里面起着主导作用，自己的一些看法已经不便说了。
       随后，王雪原神秘“失踪”。
       在“失踪”一段时间后，王雪原主动打电话给记者，接受了新华社记者杨步月的电话采访。下面是他与记者的对话：
       记者：你为什么敢于站出来说话？
       王雪原：如果新闻媒体给我机会，让我站出来说出事实，我也会答应的。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一个医生的医德问题，一个人做人的底线问题。
       记者：你这样做，就不怕打击报复和自毁前途吗？
       王雪原：与其痛苦于内心挣扎，不如痛快地站出来说话。我把自己知道的东西说出来，就好比给死水带来微澜一样，如果能够给医疗界带来一点点震撼，带来一点点改观，也算是我的贡献。
       记者：能否说说你经历这起天价医药费事件的过程？
       王雪原：通过一系列事情，我感觉ICU病房管理比较混乱。
       首先是于玲范主任多次让其他医生冒用我的名字下医嘱。其次是患者家属自备药品无人监管，发生过丢失事件，患者家属也反映过此事。就这两方面问题，我专门提醒过于玲范主任，她却置之不理。
       从7月31日开始，我明显感觉科里的气氛不太对劲。那天科里开会，主任说她对患者翁文辉的病历不太满意，让大家(包括我)对病程记录单、医嘱单进行大面积修改。我没理会她。
       8月5日，主任找到我说，患者的病程记录不合格，她都给我撤掉了，不重写也得重写，并给我留好了空格，内容也限制好了。
       8月6日患者去世后，医院应患者家属要求成立了一个调查组，我参与了查账，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许多收费账单与医嘱都对不上，我非常震惊。
       按照我们医院的流程，医生下达的医嘱，要由护士录入微机，然后领药。由于没人监管，护士领多少药，医生根本不知道，也就是说医生与收费账单是脱节的。
       我们护士长有微机的录入密码，她对相关内容是否进行修改，谁也不知道。我在查账时看到，药品一般都是隔几天多领，隔几天正常领，再隔几天多领，显然是蓄意而为。我感觉这里面的漏洞太大了！
       记者：你当医生几年了？有什么样的感受？
       王雪原：我是硕士毕业，当医生4年了，很多人都羡慕我的工作。
       眼下，很多人一提起医疗领域的不良现象，都将原因归结为体制的问题，归结为医疗制度改革的失败。但实际上，从我们基层的角度来看，恰恰是有一些人利用了体制上的漏洞从中牟利。
       目前，医疗界流行着一句顺口溜：“领导干部帝王化，普通医护人员奴隶化。”从个别医院来看，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小到一个科室，比如科主任、护士长位居权力金字塔的顶尖，没有人监管他们。科室中普通成员的前途、命运都掌握在他们手里。
       这种机制必然要出大问题。就算整个大的医疗体制不改变，我认为在医院这个小环境里，认真吸取这起天价医药费事件的惨痛教训，加强医院监管，特别是对科室领导的监管，才能让一些人有所收敛，才能使老百姓从中受益。
       记者：这起事件让你最不能容忍的是什么？
       王雪原：我特别不能容忍的是对医疗资源的浪费。无论是500万元，还是5万元，都是救命钱，我希望好钢能用在刀刃上，希望把家属的钱用在救治患者身上。在这起事件上，很多医嘱没有的项目却出现在收费账单上，这不仅仅是过度治疗，而且是挪用患者的救命钱，与谋财害命没有区别。
       记者：这起事件让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王雪原：现在不仅仅是农民看不起病，连我们也看不起病。我每月平均收入两三千元钱，可是在我们医院住一天24小时，平均花费5000元，我拿一个月工资顶多能住半天院，这就是残酷的现实。所谓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不足为怪。要彻底解决看病贵问题，需要切切实实地进行医疗体制改革。
       记者：你认为应该如何解决当前的医德滑坡问题？
       王雪原：在我国，600多万名医务工作者实际付出很多，但大家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与外国同行没法比。由于投入与产出严重不成比例，面对生存压力，白衣天使的道德防线其实很脆弱，这就出现了一个现象：“非常有良心的医生，另谋高就；差一点的，随波逐流；最差的，为了逐利不择手段。”
       “最昂贵的死亡事件”一经披露，便群情激愤，众议鼎沸。在强大的社会舆论面前，院方表示“多收的钱可以退还”，但死者家属放弃申请民事赔偿的权利，坚持揭露黑幕，因为他们要的不是钱，而是真相。
       中国国际广播音像
       出版社
       2007年1月版
       责任编辑：周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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