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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 罗平汉 著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人民公社运动兴办起公共食堂，农民在食堂里“放开肚皮吃饭”，觉得我们的粮食吃不完了。可是第二年农业歉收、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即难以为继。人民公社运动后兴办的公共食堂，是和供给制捆绑在一起的。没有公共食堂这个载体，供给制不能顺利推行，而不实行供给制，公共食堂也难以不受阻力就迅速普及。既然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那么，“放开肚皮吃饭”也就顺理成章了。当时人们还算了一笔账，一个人放开肚皮吃一年大约需要500斤左右的粮食。当时，仅尚未收获的薯类和晚稻产量，全国每人平均可有550斤，全国人民放开肚皮吃，一年也吃不完。
       1958年国庆节前后，多少年来一直为吃喝发愁的中国农民，忽然间在公共食堂过上了一段不但吃饭不要钱，而且还可以“放开肚皮吃饭”的好日子。
       据称，“放开肚皮吃饭”这个口号的发明者是柯庆施。
       安徽舒城县舒茶公社是较早实行“放开肚皮吃饭”的地方之一。该社火箭大队的食堂在这年的秋收秋种期间，实行的是吃饭定量的办法，但有些肚量大的单身汉和大人多小孩少的户，反映有时吃不饱。经大队领导研究后，决定取消原来的定量办法，实行吃饭不定量，让社员放开肚皮吃饱。开始时，有些干部对这个办法感到踌躇不安，觉得放开肚皮吃饭好是好，但吃粮不受限制，会不会吃过头粮。这个大队的大队长是主张放开肚皮吃饭的，虽然他对吃饭不定量后是否会超过定量标准心中也没有底，但认为要让社员发挥干劲生产，就要让社员吃饱，粮食不够，可以多种萝卜、白菜和杂粮。于是，在实行吃饭不定量的前两天，全大队突击种了18亩萝卜。
       1958年9月18日这天，火箭大队正式实行吃饭不定量的办法。全大队在食堂吃饭的共有402人，这时因有28人去铁厂做工，实际吃饭人数374人，其中男女劳力227人，小孩117人，老人27人，病人3人。按过去每人每天1斤零5钱的定量标准，本应吃大米385斤，大队长考虑，第一天敞开吃饭社员食量必定增加，特地关照食堂仍按402人做饭，比定量标准多加了35斤米。吃饭时，全食堂开了50桌。有的社员因吃饭不定量，怕人家说自己吃得多，吃得特快。一个社员还带来个大瓦盆，装得满满的，本来他只吃四碗饭，这顿却吃了六大碗。别人问他，为什么带这么大的碗，他说：“这一顿尽吃，下一顿还尽吃吗？干一碗是一碗。”结果，这顿饭虽然比平时加了不少粮食，仍吃了个精光。
       第二天，在食堂吃饭人数与头天一样，下的米也同样多，晚上结账，比过去定量标准又超过了30斤。一些小队干部心里开始发慌，担心这样吃下去，多少粮食也不够吃，但大队长并不这样认为，说社员吃饱了干劲大，明年就能够增产，吃饭不定量的办法一定要坚持。结果到了第三天，社员的饭量开始下降，第四天则节余了20斤大米。据称这个食堂实行吃饭不定量一个月下来，每人每天一斤米下锅，已足够吃，而且还有节余。
       江苏江阴县的马镇人民公社的“放开肚皮吃饭”，是在1958年的国庆节前开始的。马镇之所以搞“放开肚皮吃饭”，主要是“今年水稻获得大丰收。除去征购粮、种子粮和饲料粮以外，全社按每人一年650斤口粮计算，可吃一年零十个月”。由于“有了丰足的粮食”，所以能够做到吃饭不要钱，不定量。对于放开肚皮吃饭，社员自然是高兴的。62岁的贫农尹积福，子女多，劳力不强，过去吃饭很担心，老是不敢吃饱，怕吃过头要超支，开始搞吃饭不要钱时，尹积福还有点不敢相信，开头两天不敢吃足，怕最后还要算账，听了有关政策的宣传和鸣放辩论后，心里踏实了。他激动地对家人说：“我们真是到了天仙国了，共产主义才沾点边儿，好日子还在后头哩。”
       江苏淮安县联盟公社联盟大队的公共食堂被称为“幸福食堂”。社员到食堂吃饭时，自己吃饭自己装，要吃多少装多少，既不要钱，也不限量，这是一个实行供给制的无人管理食堂。“这个食堂吃饭方便，坐下就吃，不要排队。饭前不需订饭，饭后不需报账。吃饭不要钱，吃菜也不要钱。社员家来客，开饭前两小时通知，可以加菜，客人吃饭也不要钱，只有加菜时才要钱。”
       当然不只是联盟大队的食堂社员来客吃饭不要钱。河北省安国县的伍仁村，是元代大戏剧家关汉卿的家乡，公社化之后，有当代关汉卿之称的著名剧作家田汉来该村参观，他在参观后的一篇短文中写道：“我们尤其喜欢公社食堂的一种符合中国人民好客精神的制度。社员的亲戚朋友被认为是大家的亲戚朋友，第一天吃得好些，第二天到第五天当自己人看待，第五天以后才要粮票。这真是合情合理的制度。”
       在提倡“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之后，不少公共食堂只管盯着“吃饱”、“吃好”的目标办，倾其所有，倾其所能，不但吃饭上不限量，就是吃菜上，也强调“一个星期不重样”、“半个月不重样”，大吃大喝，穷吃海喝。1958年11月，江苏常州地委在武进县寨桥公社召开农村食堂现场会议，提出办好食堂的八条标准，在全区三万多个食堂中开展竞赛，其中一条竞赛标准就是饭菜多样化。具体要求是吃菜天天不同样，逐步达到七天、半月不同样。吃饭有几样菜，并定期有荤，增加营养。而现场会所在的寨桥公社的贝桥食堂，则是每天一干二稀，吃饭放开肚皮吃，早晚各两个菜，中午三菜一汤。这个食堂单是10月份一个月就吃过五次面条，两次饼子，三次团子，两次馒头，赤豆烧粥更是经常有；荤菜方面吃了三次肉，十三次鱼，素菜是半月不同样。这个食堂的口号是“一年赶上马福兴，二年超过德秦恒”。“马福兴”与“德秦恒”都是常州市内著名的菜馆。
       要知道，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的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农民的生活水平仍是很低的，农民一年中难得吃几次荤菜，贝桥食堂的这个水平，已大大超过了公社化前一般的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这也就决定了这种“放开肚皮吃饭”是不可能持久的。
       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的常庄管理区第一大队第一生产队，全队有470户1900人，共建立青壮年红专食堂12个，老年幸福食堂3个，幼儿食堂3个。这个生产队的食堂自称能做到一个星期饭菜不重样，每天三餐，每餐四个菜。一周一会餐，节日大会餐，对病人、孕产妇、客人有特别照顾。他们还特地公开了一星期不重样的饭、菜表。
       这段时间，不少公共食堂还开起了“流水席”，社员随到随吃。河南开封市十二祖亩街大队的公共食堂除了规定的开饭时间外，还设有流水席，“无论来得早晚都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1958年12月3日的《河南日报》还特地报道了这个食堂的事迹。有些地方还给过往行人大开方便之门，仿照汉末张鲁设义舍的办法，五里设一凉亭，十里设一饭铺，行人来了就吃，吃了就走，人家不吃，还劝人家，说是反正吃饭不要钱。
       1958年10月底，广东省委向全省各人民公社建议：全省食堂实行粮食无限量的供给制和社员吃饭吃菜一律不要钱的伙食供给制。广东省委的考虑是：今年粮食问题已经解决，早稻是大丰收，晚稻特大丰收也成定局，全省今年平均亩产预计可达1500斤左右，每人平均拥有粮食1700斤左右。加上全省农村已经实现了公社化，90％以上的农民加入公社的公共食堂等条件，应该使农民吃饱吃好。此外，广东省委还建议所有公社的食堂，自11月起实行青菜管饱、逢一(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吃荤的吃菜供给制。
       当年人们曾对“吃饭不要钱”大唱赞歌，江苏江阴马镇人民公社实行“吃饭不要钱”后，社员编出了一套“吃饭不要钱”好处的快板词。词曰：
       “自从实行吃饭不要钱，农村风气大改变；男的听到吃饭不要钱，浑身干劲冲破天；女的听到吃饭不要钱，做活赶在男人前；老的听到吃饭不要钱，不服年老也争先；小的听到吃饭不要钱，勤工俭学成绩显；鳏寡听到吃饭不要钱，满面春风开笑颜；病人听到吃饭不要钱，毛病顿时轻一半；懒汉听到吃饭不要钱，连声检讨就改变；做活想到吃饭不要钱，一分一秒都争先；睡觉想到吃饭不要钱，越想心里越是甜。为什么心里越想越是甜？共产主义快实现！人人干劲足，个个齐向前，明年定有更多的不要钱。”
       一位著名诗人为“吃饭不要钱”特地赋诗一首，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诗中说：“吃饭不要钱，几曾听说过？吃饭不要钱，哪里看见过？自古所没有，世界也从无。哪能有这事？怕是说梦话。吃饭不要钱，谁知是真的！就在咱公社，菜蔬也免费。说来不相信，饭菜进了肚。想起从前事，不觉心酸苦。从前生活难，天天做苦工，顿顿吃不饱，牛马都不如。烈士流鲜血，浇出胜利花。粮食庆丰收，办起大公社。生产翻几番，粮食吃不完。吃饭不要钱，梦想要实现。消息传出去，世界要震动。东方一片红，万岁毛泽东。”
       提倡“吃饭不要钱”、“吃饭不定量”，那些生活困难的农民最支持。他们对这种制度的态度，正如前面说及的江阴县马镇公社的尹积福那样，开始虽怀疑，接着是惊喜，最后是欢呼称颂。他们既是这一制度的最坚决拥护者，也是最大受益者。多少年来，中国农民一直为吃饭问题所累。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而且还可以放开肚皮吃饭，这是多少农民梦寐以求的事啊！现在办了公共食堂，不再为能否填饱肚子而担心，农民怎么不拥护？可是，1958年的粮食产量并没有比过去成倍地增长，根本没有放开肚皮吃的条件。所以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过多久，到了这年底和1959年初，粮食就根本不是多得吃不完，而是严重不够，农民也就开始勒紧肚皮过日子。
       中国农民有广泛而深厚的平均主义思想传统，由于长期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又使他们容易产生空想。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这种建立在空想基础上的社会实践，并非仅仅是少数领导人一时的头脑发热就可以骤然兴起的，而是有它深刻的社会基础。当时提出“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除了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的粮食已经极为丰富，多得吃不完这一因素外，还与主观地认为实行供给制后农民觉悟将有极大的提高有关。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都是率先从农村开始的，这年的许多新名词、新花样，也是最先在农村中提出的。相比之下，城市反倒显得比农村落后，甚至可以说工人阶级的表现还没有农民兄弟们出色。这样就使得党的领导人过高地估计了农民的觉悟和农村在中国社会变更中的作用，甚至认为农村可以先于城市进入共产主义，走一次新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
       在民主革命时期，农村长时间是党工作的重心，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取得了全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的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又十分顺利，这就使得相当多的干部，不但熟悉农村，处理农村问题感到得心应手。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社会又一次翻天覆地的变革，那么从何处着手来实现这个变革呢？于是人们又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了农村。问题在于，一则此时我国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远远不具备“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的条件，二则农民现有的觉悟水平，也不足以防止吃饭攀比和粮食浪费现象的出现，更不足以刺激和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一方面，对于一部分人口多劳力少的农民家庭来说，虽然他们从供给制中得到了好处，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所得的，有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仅是笼而统之地说是共产党给他们带来的。这话自然也不错，也很堂皇，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并不会由衷地感到自己不好好劳动就对不起共产党，反而觉得共产党不会对他们的生活不管，从而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思想。另一方面，劳力多人口少的农民家庭明显地感到自己吃亏，觉得干多了也是给别人干，积极性大挫。所以，不论是得好处的一方还是吃亏的一方，积极性都调动不起来。
       广东新会县各人民公社在发放第一次工资后出现的情况，便能说明问题。当时的供给制又称半供给制，就在于它与工资制相结合才构成了人民公社的分配方式。新会县的大泽公社发放第一次工资后，出现了“四多四少”的现象。这“四多四少”是：吃饭的人多，出勤的人少；装病的人多，吃药的人少；学懒的人多，学勤的人少；读书的人多，劳动的人少。类似的现象在新会其他公社也普遍存在。
       大泽公社发放工资后十天左右，出勤率普遍降低了五六成。该社礼成管理区领工资的有600人，出勤的只有300人。同时，没病装病，小病装大病，没月经假装有月经或借口照顾小孩而不出工的也大有人在。一些原来劳动态度差的人现在更差，原来劳动态度好的人也因受此影响而消极劳动；原来每天可送200担肥的，现在只送五六十担，过去能挑100斤，现在只挑50斤；过去一个人能挑的，现在则要两个人抬。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供给部分与工资部分的比例不合理。该县二者之间的比例一般是6：4或7：3，供给部分占了大头，再加上其他的扣除，社员能拿到手的工资并没有多少。对社员来说，劳动少了减少不了多少收入，劳动多了也增加不了什么，多劳不能多得，干多干少一个样，他们说：“干不干，三餐饭”，“做多做少，一样吃饱”，甚至出现了“出工自由化，吃饭战斗化，收工集体化”的现象。这对“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能提高社员集体主义、共产主义觉悟，不但不会出懒汉而且还能改造懒汉，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还造成了公共食堂粮食的巨大浪费，一些社员怕自己吃少了吃亏，每餐都是死吃活撑，吃不了还偷偷拿回家喂鸡喂鸭。说“放开肚皮吃饭”能节约粮食实属无稽之谈。不少食堂人均一天要吃掉二三斤粮食。山东菏泽县马岭岗公社刁屯大队段庄小队的食堂，放开肚皮吃饭后，340人一个月吃粮1万多斤，每人一天合3斤多。这并非个别现象。在有的地方，一天吃五顿饭，有的地方放吃饭“卫星”。如此一来，“放开肚皮吃饭”实行不到两三个月，多数食堂已寅吃卯粮。
       到了1958年底，只得将“放开肚皮吃饭”的口号收起来。至于各种各样的供给制，除了粮食供给制还勉强维持外，伙食供给制和基本生活供给制因无力再维持，基本上不复存在。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7年1月版
       责任编辑：聂晓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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