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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当·斯密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他关于市场机制的论述已成为经济学的基石。在他去世的二百多年间一直被誉为经济学界的“至圣先师”，无人不顶礼膜拜。但是，斯密在天堂过的并不开心。从人间传递过来的信息是他被曲解了。人们崇拜他，谈论他，如同对任何一个思想大师一样，其实并不了解他的思想真谛，只是用他的某个思想来为自己服务，他的思想体系没有了，剩下的只是实用性教条。斯密无法在天堂享受这份荣誉，于是决定借人还魂。这就有了乔纳森·B·怀特的《拯救亚当·斯密》。
       可以把《拯救亚当·斯密》当作一本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其手法是魔幻的：斯密借罗马尼亚移民机械师哈罗德·蒂姆斯的身体来到美国，找到主流经济学家理查德·伯恩斯博士，向他倾诉心声。斯密之所以找伯恩斯（本书的主人公“我”）是因为伯恩斯是主流派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研究亚当·斯密的专家罗伯特·艾伦·拉迪麦尔的得意门生，且正在按市场经济原则为世化公司一项有十亿美元利益的合并俄罗斯企业事宜进行研究，建立股市动态评估模型。拉迪麦尔和伯恩斯就是斯密心中歪曲他思想的经济学家。让伯恩斯这样的自由主义弟子了解他的思想体系正是斯密此行回到人间的目的。整个故事正是围绕伯恩斯和斯密在行游美国中的经历与对话展开的。
       在斯密看来，后人对他的误解在于不了解他的两部著作《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之间的关系。作为道德哲学教授，斯密对《道德情操论》的重视和评价远远高于《国富论》。《道德情操论》出版于一七五九年四月，是斯密的第一部著作，也是他倾注了最多心血的著作。斯密先后在一七六一、一七六七、一七七四、一七八一和一七八九年对该书进行了修改，直至一七九○年逝世前几个月，才出版了最后的第六版。可以说，在斯密一生的六十多年中有一半时间用于《道德情操论》的写作与修改。相比之下，《国富论》在一七六四年开始写作，一七七六年出版，一七八六年的第四版就是斯密生前审定的最后一个版本。这两本书的内容是有差别的。在《道德情操论》中，他从人具有的同情心出发，论述了利他主义的伦理观。在《国富论》中，他从利己的本性出发，论述了利己主义的利益观。这种矛盾在经济学史中称为“斯密之谜”。
       也许在斯密心中，这两本书并不矛盾。斯密深受他的好友大卫·休谟人性论的影响，把人性作为他的出发点。斯密的研究实际是要以人性为基础构建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秩序，即他从法国重农学派那里学到的自然秩序。人性中既有动物的一面，即利己，又有天使的一面，即利他。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应该承认人利己行为的合理性，由此出发来建立自然秩序，这就是《国富论》中论述的由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的市场经济秩序。斯密相信，价格可以把利己引导向有利于整个社会。但这并不是斯密的全部思想。斯密认为，人不同于动物，人有同情心，应该能适当抑制利己的本性，讲点利他精神。一个社会不能是私欲横流的社会，应该有道德规范。按斯密的解释，“道德情操”一词指人判断克制私利的能力。斯密设想的市场经济是一个有道德的市场经济。《道德情操论》一书所论述的正是利己的人如何在社会中控制自己的私利和行为，使得由利己的人构成好社会也是一个有道德的社会。由于斯密临终前烧毁了全部手稿，后人无法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而把利己与利人对立起来。
       令斯密痛心的是，在他生前受世人重视的是《国富论》。在他死后，人们把《国富论》奉为经济学的圣经，把他关于利己的人受“看不见的手”引导增进了社会利益的思想作为市场经济千古不变的基本原则，作为经济学“皇冠上的明珠”，而却把《道德情操论》完全忘却了。于是，市场经济缺少了道德，引发了许多罪恶，在个别地方甚至成为灾难。斯密看到自己播下的“龙种”变成了“跳蚤”，在天堂也无法安宁，才借蒂姆斯之身来人间说了清楚。
       斯密认为，那些嘴上说崇拜他的人“事实上他们是把自己的观点当成我的学说来教授的”（引自《拯救亚当·斯密》）。斯密当然喜欢自由市场运作，但人们却“忽略了市场在社会中的本质”，“人类之间的重要的相互影响使人类成为一个社会，‘同情’是道德行为的基础”。“市场不可能孤立于人而存在。”“一个没有人情味的市场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变成没有人情味的人。”如果社会缺乏了一些基本原理，“这个文明社会就会迷失方向”。在斯密看来，人们正是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而曲解了他的《国富论》。理解市场经济，“《道德情操论》，这才是基础，是根本”。
       《国富论》的全名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顾名思义是要研究什么是财富和如何增加财富的，即如何“富国裕民”的。斯密在批判重商主义的基础上说明了分工和贸易如何增加财富。分工和交易出自人的利己心。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之下，利己行为导致了社会财富的增加。这正是斯密赞扬市场经济的出发点。以后的经济学家把斯密的这些思想简单地概括为三点：第一，追求财富增加是每个人和社会的目标；第二，利己是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即人是经济人；第三，市场上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把个人利己的行为引导向有利于整个社会，即经济中的自由放任。这是现代人对斯密的理解，也是由古典经济学发展而来的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原则。斯密认为这些观点是对他的曲解。他要向伯恩斯解释的正是这些问题。
       一个人或一个社会追求的最终目的是幸福，财富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物质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也是幸福的基础，但财富本身并不等于幸福。对个人来说，幸福是一种感觉，斯密认为幸福来自“心灵的平静”，而不是财富。“判断一个人的贫富是根据他能负担得起多少生活必需品，能给自己多少生活中的便利和娱乐活动的程度来划分的。但是，同样的财富，同样的贫困，和一个人的幸福是没有因果关系的。”只有当一个人有同情心，讲道德时，才会有内心的平静与由此而来的幸福。“金钱买不到内心平静”，当然也买不到幸福。对一个社会而言，财富的增加，即GDP的增加，也并不等于社会福利或所有人的幸福增加。斯密在《国富论》中的一段名言是：“社会最大部分成员境遇的改善，绝不能视为对社会全体的不利。有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悲惨状态的社会，绝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在与伯恩斯的交谈中，斯密又重申了这一观点。
       作为人性论者，斯密是承认人的利己本性的，他也主张“对每个人而言，只要他不触犯法律，都应该享有以自己的方式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由”。但斯密强调“自利（self-interest）”并不等于自私（selfishness），更不等于贪婪（greedy）。自利或利己是个人行为的出发点，而自私或贪婪会因把他人当作追求私利的手段而把社会带入“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斯密肯定了人从利己出发行为的合理性，但他指责自私与贪婪带来的种种罪行。在《国富论》中他多次严厉指责贪婪的企业主对工人的剥削和勾结起来危害他人。斯密有一段广为引用的名言是，“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商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斯密说把这句话解释为“自私有益完全歪曲了该话的原意”。书中描写斯密讲这句话时“脸色变得青紫”。斯密还认为把主张利己的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一书的作者）和他混为一谈是错误的，他的一生都在批评“个人的罪行造就了公认的美德”。斯密强调，人还应该有同情心，有道德，懂得爱自己，也爱别人。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符合人性的人。
       斯密的另一段名言是，每个人都只盘算个人利益，但“在这种场合下，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即社会利益。这段话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也的确促进了人类社会的繁荣。斯密认为人们引用这句话并不错，但“不能只孤立地谈《国富论》”，否则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斯密强调，“市场在社会中运作”。在一个社会中“个人这一概念是随着相互之间的权力、责任和义务才形成的。道德规则不仅承认个人的尊严，也承认其社会的相互联系。如果人类没有基本接受道德规范的话，社会将崩溃”。所以，“要用善行和正义形成一个文明的社会，才能平衡这些市场”。“公正是一个社会的擎天柱。”这就是说，市场经济应该是有道德和正义的，离开了这些，市场经济会成为各种罪恶之源。换言之，只有在正义与道德规范之下，市场经济才能良好地运行，实现社会进步和人民福利增加的理想目标。
       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伯恩斯被说服了，在世化公司的大会上他讲了自己对市场经济的新理解（本书第二十五章“世化公司”），并与心爱的朱莉娅结了婚。这正是传统小说的大团圆结局。
       读这本小说时，我总想起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句话“利用小说反党是一个发明”。从这句话我得出了另一句话“利用小说讲经济学也是一个发明”。前一个发明，我们获得了专利，后一个发明让外国人拿了专利。利用小说讲经济学道理让你在轻松的阅读中感悟到许多道理，的确是一个好发明。在读《拯救亚当·斯密》这本书时，阅读是轻松的，但让我想到了一些严肃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以及如何建立市场经济。不认真考虑这样一些根本性问题，市场经济改革就会走弯路，或者没有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并不是市场经济就必定好。从历史与现实看，曾出现过各种市场经济，其中相当一大部分是坏市场经济。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市场经济是一种掠夺式的市场经济，是靠对海外殖民地和国内劳动人民剥削和掠夺的市场经济。东南亚国家、拉丁美洲国家和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一种权贵市场经济，是少数人靠权力侵吞国有资产而致富，多数人堕落为赤贫者的市场经济。许多国家曾经或正在形成的贫富对立的市场经济，只注意效率而忽视公平，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污染性市场经济，以环境严重破坏和生态失衡为代价来发展经济的市场经济。当然还有各种半计划半市场的伪市场经济。这些都不是斯密心中的市场经济，不是好市场经济。我们追求的应该是斯密所理想的既有公平又有效率，在道德基础之上运用市场机制调节的好市场经济。好的市场经济应该是我们的目标。
       当然，通向好市场经济之路也不是笔直的，在这个过程中出点偏差，甚至走了一段邪路也不奇怪。关键是要及时纠正错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中出现的一个偏差是把GDP作为一切，用增长代替社会全面的发展。其结果是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社会矛盾加剧。并不是说GDP不重要，只是说GDP不是惟一的。斯密所强调的财富增加不等于幸福增长就是这个意思。读过这本书，我更感到不能把GDP增长率作为衡量成败的惟一指标。只有追求全面、平衡，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发展，才能逐步实现好的市场经济这个目标。
       市场经济承认人利己的合理性，也要利用它来发展经济。这就体现在社会与企业激励机制的建立上。但做到这一点并不难，难的是还要人们建立起能克服自私的“道德情操”。我们目睹了金钱欲爆发之后的种种罪恶，会感到斯密称《道德情操论》比《国富论》更基本的含义。市场经济应该是一个讲道德的经济。没有诚信、同情心这些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市场经济就会引发灾难。道德的建立要靠法律和制度，也要靠教育。过去读《道德情操论》总感到斯密的道德论空洞了一些，在经历了这些年的市场经济的风云动荡之后，才感到斯密的超人之处。
       按传统的思维，斯密关于市场经济的原则是主流经济学的基石，而他对自私的批评，对公正和道德的强调，则属于历来非主流经济学的思想。读完《拯救亚当·斯密》我悟出，斯密其实是主流与非主流经济学共同的鼻祖。不同流派的分野其实是对斯密思想解释的侧重点不同而已。我们应该把一个完整的斯密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斯密的目标是追求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在这个目标之下，主流与非主流的区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吸取各派理论中正确的东西，为实现好市场经济的目标服务。学术上不以派划线，观点不同的人相互尊重，这也是一种建立在同情心之上的道德吧！
       读了《拯救亚当·斯密》你会走近这位大师，更了解他作为一代宗师的深邃思想体系，也才能在争谈《国富论》时了解斯密的良苦用心。
       （《拯救亚当·斯密》，乔纳森·B·怀特著，彭一勃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二○○四年一月第一版，2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