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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题目的那句话，是我在读法国经济学家莫里斯·阿莱的著述时看到的，而它的首创者还不是阿莱本人，而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阿莱引用此话的目的，是要提醒读者，这是一句需要“牢记在心”的话，因为科学或科学研究，就是对已经得到承认的“真理”进行无情的批判性分析。好像大师们的心都是相通的，我所尊重的另一位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教授曾严肃认真地写道：他推崇的是那些“尖刻的评论或评判”，相信的是那些“毁誉参半的学问”。众口一词之中无真理，金教授的话可谓惊世骇俗，但其中却又不乏真知灼见。
       最近我读了余永定教授新出版的文集《我看世界经济》。此书收录了余教授一九八七年以来发表的四十多篇文章。这些文章从世界经济的长期趋势和重大问题，到世界经济形势的分析与展望，到国际金融（其中特别涉及金融危机和汇率走势）形势及变化的评析，美国和日本经济研究以及区域经济合作讨论。作者在“序言”中讲，这些文章反映了他“对许多世界经济问题的认识以及这种认识的变化历程”。虽说文集所收文章的跨度是从一九八七年到二○○二年，但余教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并很快参与了当时的研究工作，一干就是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因此从某种意义讲，此书可以说是一部一九七九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世界经济研究的缩影。阅读过程中的愉悦自不待言。而愉悦的主要源泉，我思忖后惊奇地发现，既来自于对余教授娴熟地运用经济学逻辑和分析技巧的享受，亦起因于对他那种全身心致力于中国世界经济研究的慨叹，更是滥觞于发自内心地欣赏他对待所犯的一系列“错误”的态度和反省。
       余教授所犯的“错误”，集中表现在对经济走势的预测上。现在让我开列两处。一九九九年初在上海宝钢国际经济研讨会上，他提交了一篇题为《二十一世纪初的世界经济》的论文，其中关于美国经济的未来走势有这么一段话，其大意是说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放慢，同时美国的贸易赤字也将有所减少，因此美国很难继续充当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通过增加对美出口的方式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战略将越来越难以奏效（105页）。然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却是，美国的贸易赤字一再创纪录，并且依旧在扮演世界经济火车头的角色。二○○二年八月十三日，在《中国证券报》上他发表了题为《美元不会大幅贬值》的文章。在该文的结尾处有这样的文字：“在今后若干年内，一、美元汇率很可能持续走软；二、美元不大可能大幅度贬值；三、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波动性可能会明显增加。”其中第一点预测方向完全正确，第三点预测也正确无误，尽管和第二点预测看上去有些矛盾。这里关键的是和标题含义相呼应的第二点预测，给出了美元汇率将在未来几年内缓慢下浮的明确信息（402页）。显然这又和事实不符。事实是一年半以来，美元对欧元贬值了大约四分之一。
       尽管在整本书中还可举出不少余教授的预测“错误”（他说“不敢言预测”，代之以“判断”），但此刻我更关心的却是这些“错误”的性质和原因。这不由得让我回忆起了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叙说过的一段经历。“二战”期间的阿罗曾受雇于美国军方的气象部门，担任天气预报员。他和他的同事们在核实了大量的气象资料和曾经做过的预报后，最终无奈地意识到，预报一个月以后的天气是徒劳的，那无异于碰运气。于是他们就向上司反映，要求不再做类似的预测。然而他们得到的答复却是：“总司令完全清楚预测是不准确的，但是他需要这些预测供计划之用。”阿罗还特别提到，他在课堂上经常用这段经历向他的学生说明：大多数人都低估了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在为某人或某个社会设计具有广泛影响的政策时必须小心谨慎，因为根本无法预见后果；研究不仅应该有成果，还应该有对不完备性的暗示。话说到此，我觉得很有必要引用一句剑桥学派的重要人物奥斯汀·罗宾逊教授的妙语：错误概率为百分之五十的预测要大大好于不做任何预测，因为不做预测意味着完全在黑暗中做出决定。
       从某种意义上讲，诸如“未来两年世界经济的走势”的问题就类似于月气象预报，属于不可预测的不确定事件。导致经济增长的因素究竟是什么、有多少、其间的关系如何、各自发挥作用的条件在哪里？在这些问题上经济学界远未达成一致意见。这一点至少可以从各执己见的不同增长理论流派中得到验证。至于世界上那些著名的、重要的国际机构的预测，如果把它们置于事实中加以评判，那情景完全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经合组织所做的中长期预测，其失败频率之高，以至于每隔几个月就不得不进行修正。这倒验证了保罗·萨缪尔森的那句话：在决定论的事实和概率论的法则之中，精确充其量是局部的或大概的。弗兰克·哈恩甚至干脆反对把经济学看成是一门科学，认为宣称经济学是科学不仅欠考虑而且很虚伪。由此可以得出的两个判断是：一、对经济增长或世界经济走势等问题做出精确预测超出了人类的能力限度，换言之，经济学理论或模型难以承担如此预测重负；二、错误预测的出现，“错”在世界固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不是预测者本身。对此人们难免会进一步追问，经济学家在“屡测屡错”的同时又“屡错屡测”的原因何在呢？面对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说过的那句名言，即“对于不能言说之事必须保持沉默”，我们又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实际上，阿罗的司令官的一番话已经给出了部分答案：因为有人需要预测，甚至干脆不在乎预测的正确与否。与阿罗及其同事当年的境况类似，余教授不仅是世界经济的职业研究者，他还领导着中国、很可能也是全球最大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无论是公众、同行、企业，还是政府，都持续地对专业学者提出对未来预测的巨大需求。和将军作战计划中少不了天气因素一样，美国或日本经济前景亦是政府决策者或企业经理谋略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对他们来讲，有预测比没有预测要强。当面对如此的市场需求时，一些人在社会分工中的位置也就随之被决定，其知识也就开始专业化，其身份就变成了专家。在某些场合，专家和非专家的区别不在于他们犯不犯错误或犯错误的多少，而在于所犯错误的“质量”，也就是说专家所犯错误和非专家所犯错误不可同日而语。在纽约华尔街及其周围街区，生存着一大批投资咨询公司。其重要谋生手段之一，就在于提供预测服务。证券公司的老总之所以舍得花大价钱购买其预测产品，据说是因为这样可以做到“旱涝保收”：赚了钱自不待言，皆大欢喜；如果亏了本，“账”就可以算到专家的头上，因为专家毕竟是专家呀。
       经济学家“屡错屡测”的另一个可能是没有说出来的原因，或许在于他们内心深处有一种希望凭借预测来进入各类决策者的预期，进而对未来经济进程施加某种程度影响的动机。假如足够多的人接受你对未来经济走势的乐观或悲观预测，他们便会把这种乐观或悲观情绪贯彻到具体的政策或投资规划中去，其最终后果就有可能与你的预测相吻合。这种现象表明，在预测者和预测产品的消费者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物理学家海森堡在《物理学与哲学》一书中将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之间的互动描绘成“测不准”（原理），哲学家卡尔·波普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则用“俄狄浦斯效应”、也就是“预测的自我实现”来命名之。当然，要想使预测或预期最终能自我实现，其基本条件之一在于预测者必须足够权威。这既包括你以前的预测成果的记录，还涉及你的名望和人际关系，更取决于你所能影响的群体或在更大范围内的影响力。诚如余教授所言，世界经济研究所尚无自己的预测模型，其所谓预测，大多是以其他国际机构的预测数字为基准做出的，故更显势单力薄。老实讲，我一直隐约觉得，某些大国或“权威性的”国际机构时不时地利用其预测以实现某些特定目标。
       经济预测也许是最重要的功能，至少对经济学家而言，恐怕还在于它为检验和改进经济理论提供的手段。这里就涉及到一个世界经济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对此余教授的理解深刻、表述直白，我亦深以为然。在他眼中，经济学家应该关心的，是那些可以通过直接经验加以检验、能够被测度的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而世界经济研究的主要任务，应该从世界经济的实际出发，为解决中国经济所面对的与世界经济相关的实际问题提出具体答案。那种从本本到本本，坐而论道的研究方式必须加以摒弃（8—9页）。由此看来，尽可能地充分利用相关信息、建立相应的理论框架或模型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和处理、最后提出具体且有实际意义的预测，便构成了世界经济研究的三大支柱。在此，充分有效地利用信息，其前提是要有一个“好”的理论框架，否则一方面难以对庞杂的信息进行处理，另一方面甚至提不出有意义的问题或命题（哲学家伯纳德·罗素在《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中把有意义的命题定义为说明两个或以上事物之间关系的命题）。用事实数据对预测进行验证，受到无情事实考验的，主要就是预测所依据的理论框架。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经济现象的理解深入了。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余教授的研究带有比较浓厚的逻辑实证主义色彩，简单讲就是科学至少满足三个标准：逻辑上的自圆其说；经验上可检验（证实或证伪）；拥有信息增量。尽管争论不断，但总体看，经济学走的是一条“假设——演绎——检验”的道路。在这一点上，萨缪尔森教授的话很有代表性。他说虽然他主要是个理论家，但却“首先并最终忠于事实”，“最终影响科学家陪审团决定的是现实存在的经验事实”。赫伯特·西蒙也讲过，理论之间竞争的获胜者，不是因为行文优美，不是因为政治影响，也不是因为能成功地说服外行人或令其晕头转向，而是因为它能与事实相符合。只要一种理论的实际真实性未受到挑战，人们对该理论的未来就能保持镇定自若。阿莱的话讲得更直率：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在于，“一种理论只有在与观察到的事实相一致时才是有效的，经验是真理的惟一源泉”。说来不无蹊跷，这些大师级人物看重事实却对计量经济学深表失望与怀疑。萨缪尔森讲他二十岁就预见到了计量经济学会有大发展，从而减少经济学理论中的不确定性，通过检验来摒弃错误的理论，并推导出更好的理论。然而痛苦的经历告诉他，对计量经济学必须抱有极大的警惕，因为评价一项计量经济研究需要另一项计量研究。阿莱很不客气地指出，计量经济学对幼稚的人来说是科学的理论，但它们通常只有空壳；滥用数学经常地生产出大批伪理论，毫无真知灼见。
       没有人喜欢犯错误，也没有人能不犯错误。既然如此，人与人在智力、良知和人格上的差异，也就主要体现为他们对待自己所犯错误的态度和方式上了。在书中余教授多次主动检讨最近几年来“自己在对世界经济形势、特别是对美国经济形势判断的失误之处”（189—190页），并在序言中郑重地说道：“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我的研究记录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发生错误的记录。但聊以自慰的是，在发生错误——纠正错误——再发生错误的过程中，我对世界经济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文集提供了这样一个试错的记录，如果他对我的同事和学生有所启示，我将感到十分欣慰。”（2页）不知怎么回事，他的这段话又让我回忆起了萨缪尔森，一位一直在扮演自己的“最严厉的批评者”的智者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将自我批评视为一种享受，甚至说过“为什么要把这一乐趣留给其他人呢”这样的话。名师出高徒。萨缪尔森的老师是里昂惕夫，克莱因又是萨缪尔森的学生。他们师生三人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除了知识外，名师向学生们传授的最重要的人生态度之一，是保持一颗谦虚的心灵，因为只有谦虚的心灵可以培育出善于自我批评的人，而自我批评又是知识积累和进步的必由之路。
       在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这一大历史背景下，公众渴望理解迅速变化的经济现象，政府和企业需要得到某些专业性的咨询。其结果之一，是经济学家地位上升，且逐渐掌握了某种程度的话语霸权，并进入权力走廊或决策圈中。同时，预测虽无法百分之百准确但却又似乎必不可少。鉴于此，中国经济学家的表现、具体说就是其理论的解释力、适用范围和预测准确性便显得十分要紧了。说到这里，我觉得下面五个原则对我们思索未来或许会有些帮助：首先，不要对短期变化估计过高；其次，更不能低估长期变化；复次，预测越具体就越不可能正确；第四，历史经验虽然预示着未来但不会等同于未来；最后，最可信的预测通常是那些基于公认趋势的预测。索罗斯数年前之所以成功地狙击了英镑的原因，与其说源于他对货币市场的理解，不如说源于他对人性和国家利益的深刻理解。为了保险起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转向做所谓“条件预测”，即在做出预测的同时，给出满足所预测前景出现的一系列条件。为避免预测错误，还有人建议采取 “单项预测法”，即在预测时间与事件时只预测其中的一项，比如你只说未来三年一定出大乱子而不说哪一类的乱子，或只说国际金融体系将出现大危机而不预言在什么时候。当然这种预测的功效恐怕要打些折扣。
       余教授的这本文集中收录了一篇题为《对香港股灾发展过程的经济分析》的文章。余教授称他对该文比较满意（此文的另外两位作者为王洛林教授和李薇博士）。确实，此文表现出了作者把纷繁复杂的现象简化到可控规模并使之容易理解的艺术，而这正是我所尊崇的判定“好的经济学”和“坏的经济学”的基本尺度。不过，正如哲学家笛卡儿在宣布自己粉墨登场的《开场白》中所表达的那样，即只有序言才是作者不戴假面具时说出的肺腑之言，故我还是更喜欢余教授为本书撰写的序言，因为这篇《序言》浸透着一种亲切、坦诚、本色。正是书的序言中，余教授写出了如下文字：对世界经济长期趋势的把握，“不仅需要可靠的数据和严密的逻辑，而且需要正确的直觉。这种直觉来源于经验，来源于历史感，同时也来源于创造性思维”（7页）。在此，余教授似乎是在为好的或称职的经济学家们画像。这又让我回忆起了阿莱的话：社会科学要取得重大突破，最需要的是具有历史、社会学、政治学之宽广视野的经济学家，是具有经济学分析能力和社会学研究手段的历史学家，是受过经济学和历史学训练的社会学家; 而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创造性直觉总是起着决定性作用。而所谓创造性，按沃尔特·罗斯托的理解，无非是指“把从未被放到一起的各部分放到一起的能力”。换言之，也就是达到那样一种境界：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最后再补充一句。我在本文中引用的诸位经济学大家的话，均出自迈克尔·曾伯格主编的《经济学大师的人生哲学》一书。这也是一本值得反复阅读，而且每读一遍都会有新收获的书。
       二○○四年四月六日
       （《我看世界经济》，余永定著，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二○○四年一月第一版，3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