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明贵 高新生 刘建国 主编
美国总统每一次精彩的演说，都凝结着他们的汗水与心血。他们就是白宫的撰稿人——总统的笔杆子。这些撰稿人是总统的谋士与智囊。总统候选人的演说是否精彩，能否吸引选民，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总统候选人本人的才能，而取决于他的撰稿人。
对于美国总统来说，要获得竞选成功并当好总统，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要善于演说。美国总统每次讲演之前都要做一番艰苦的准备工作。而且，在总统精彩讲演背后，有不少“无名英雄”在为总统埋头笔耕。总统的每一次精彩的演说，都凝结着他们的汗水与心血。他们就是白宫的撰稿人——总统的笔杆子。这些撰稿人是总统的谋士与智囊。总统候选人的演说是否精彩，能否吸引选民，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总统候选人本人的才能，而取决于他们的撰稿人。所以，几乎所有美国总统都极为重视挑选自己的撰稿人，几乎每个美国总统都有多个撰稿人。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参加总统竞选时为了提高自己竞选演说的水平，从而击败竞争对手，精心组建了一个庞大的演讲写作班子，专门为他起草竞选演讲稿。他很早就开始物色有才干的人才来参加这个班子。班子里的成员大多是从他的个人助手中挑选的他最信任和最了解的人。总统十分了解这些人的特长与才能，深知他们各自对哪个领域的情况最熟悉。这些人在与总统共事的过程中，也很了解总统的性格特征，了解总统的喜好以及他在什么场合以何种口气向民众作讲演。所以他们写出的文稿很容易获得通过并经常得到总统的嘉奖。总统常常高度赞扬他们在幕后的大量工作。他向撰稿人提出的要求是：要在每一文稿中体现总统的主体思想，可靠地保证他的政策主张和公开言辞的一致性，不能出现自相矛盾。还要求在全面认真理解总统意图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创造性地工作。
罗斯福之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等美国总统都沿袭了他的做法。为了最大程度地争取选民，尼克松总统下了很大功夫组织竞选讲演稿。竞选前，尼克松及时扩大了研究和写作机构，创建了信息交流办公室、公众联系办公室和由50人组成的写作研究部。根据尼克松的指令，所有这些工作人员的职责是：负责为尼克松搜集与提供各种相关的信息和资料，其中的关键人物则负责总统演讲稿的起草。尼克松总统以后的几位总统福特、卡特、里根、老布什和克林顿都延续了这种建制和方法，而且均收到了极好的成效。
人们认为，福特总统的演讲简明扼要，十分精彩和精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福特总统亲自挑选了一个水平很高的撰稿人。此人名叫罗伯特·哈特曼。他是当时白宫有名的笔杆子，是福特总统的首席撰稿人。他直接为福特总统写过许多讲话稿，是福特总统最得力的参谋之一。他在总结为总统撰写讲话稿的经验时说：“福特总统要求为他撰写讲演稿要抓住三个关键：第一个关键是演讲稿不要写得太长，能20分钟解决问题就不要拖到21分钟。讲演时间太长，再精彩的内容也没有人愿意听。第二个关键是，撰写演讲稿需要具有创作戏剧和诗歌的功夫。使用的词语要悦耳、动听，要有节奏感和旋律的变化，整个讲演稿要像一个音乐作品一样完整和谐。同时所写的讲稿应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生动有趣，让人爱听，并听得懂，记得住。”演讲最重要的目的是要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而不是单纯为了说明某一个问题，所以应该把演讲看成是一种表演，而讲稿就是一种表演词。
美国的历任总统都认为，他们的讲演稿是否写得好，直接关系到总统的讲演是否成功，直接关系到总统的面子，从而影响总统在民众中的威望，尤其是在参加总统竞选时，直接影响到竞选总统能否最大程度地争取选民，获得竞选成功，最终顺利当选总统的大问题。所以，他们都很重视演讲稿的撰写工作，常常亲自参与讲稿的起草、修改和定稿工作。
罗斯福总统对起草工作介入最深，在每次演说前都要特别认真地关注撰稿人如何为他起草讲演稿。不论自己多么忙，他都要亲自过问撰写文稿的情况，常常亲临指导。从概念的提出到最后的定稿他都要一一过问。杜鲁门、福特和卡特的工作方法则有所不同：他们先将讲演稿的起草工作全都交给写作班子，自己先去干别的事。到了其规定的期限，他们就来逐一进行审查。特别是在定稿时，他们的检查验收是十分严格的，从整个篇章结构到所列举的事例，从提出的观点到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要认真审查。现任总统布什对每次讲演稿的起草也都特别重视，尤其是对重要的讲稿更是反复亲自修改。
要成为一名总统撰稿人，尤其是受总统高度信赖和重视的核心撰稿人，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一般来说，他首先必须具有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比如在约翰逊总统的写作班子里，道格拉斯·科特负责起草关于健康、教育和福利方面的演讲稿，为了出色地完成任务，他必须了解相关的政策法规，具有相关的系统知识，掌握有关的数据与信息。理查德·顾德温负责为总统起草关于民权问题的演讲稿，他在民权方面是资深专家。那篇著名的《我们要勇往直前》的演讲稿就是出自他的手笔；而关于越南战争和军事问题的演讲稿则由海芮·麦克弗森负责起草，毫无疑问，他是一名军事顶级专家。
总统演讲稿的写作过程十分复杂，在写作前和写作过程中，总统新闻办公室、总统顾问、内阁和其他的行政部门会将大量的信息和不同观点的材料呈送给总统。由总统亲自将这些资料转给他的撰稿人，这一堆堆的信息和意见常常会把撰稿人搞得晕头转向。总统撰稿人在写作时还要顾及总统观察事物的方式，熟悉总统演讲风格，比如有的总统喜欢演讲稿有生花妙笔，有的偏爱引经据典，有的愿意简单中肯。所以，有时整个写作班子不得不准备几套不同的方案，供总统挑选。写作班子所写的稿件在呈交总统之前要经过反复斟酌、酝酿、修改，最后的成品往往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多种力量合力的产物。
“一朝天子一朝臣”，总统“笔杆子”们的饭碗也不是可以端一辈子的，一般来说，总统撰稿人在总统下台后就要各谋出路。他们中有的成为某大报的专栏作家或编辑，有的当上电视评论员，有的继续写作生涯或进入学术界。
能成为总统撰稿人的人可说是凤毛麟角，而在这一岗位上干出名堂来的人就更少了。佩吉·努南就是美国历史上较为出色的总统撰稿人之一。她有幸于1984年至1988年底先后为里根总统和布什总统当过撰稿人，并干得相当出色，颇受总统器重，因此在美国可说人人皆知。佩吉·努南的观察力较强，文字功底深厚，同时也有很强的个性，敢于提出不同意见。
白宫撰稿人所写的稿件如得到了总统的赞扬，就是撰稿人莫大的光彩。佩吉·努南回忆说：“我永远记得，我为总统写稿第一次得到总统赞扬的情景。通常，我从总统那里拿回一篇讲稿，在稿件的右上角签上了总统名字开头的字母RR，以表示他已审阅。但这一次，除了通常的RR字样外，还看到下面淡淡的两个字：‘很好’。我盯着他的字迹，感到无比欣慰，自己辛勤的劳动得到了总统的肯定，哪能不高兴！于是我拿起一把剪刀，把总统批示的字样剪下来，贴在自己的罩衫上。我当时的感觉就像戴着星章的学生一样。一整天大家都注视着它，看着我，我则十分得意地报之一笑。”
佩吉·努南说，为了更好地为总统服务，写出高质量的稿子来，她希望能经常见到总统，了解总统的有关特点和爱好，并经常亲自听一听总统的讲演。“如果不亲自听听我为之撰稿的那个人是如何讲的，那我就写不好。”“我要听一听他的讲演在哪个地方停顿，他喜欢什么样的幽默。他在讲演时发挥了些什么，有哪些内容被他删除了。了解到这些就会在下一次为总统撰写稿子时，丰富了许多经验。”
佩吉·努南刚刚到白宫不久就开始为总统撰写稿件了。她说：“我写的第一篇讲话稿就是以前的讲话撰稿人所说的‘玫瑰园废话’，这是美国总统在次要场合发表的被认为是即席讲话，通常由白宫较低级的讲话撰稿人草拟。初到白宫时，我希望能多为总统写稿，虽然这些讲稿不是最重要的，但是都各有它们的分量。我尽量使每一篇讲稿写得都具有它的特色。我尝试着将一些很有特色的笑话和妙语写在每一页纸的上方的括号里。有时我会反复要求研究人员查出谁是某某组织的领导，他是否见过总统，他有什么绰号，在总统要讲话的那个城镇，人们都关心些什么，谈论些什么，有没有人们讨厌的垃圾驳船之类的地方问题，当地学校是否有冠军运动队，当地大百货商场是哪一家，是否在招雇员工。我将所了解的这些情况一一写上，交上去，总统会仔细阅读，从不抱怨。”
1984年4月30日，里根总统访华时在上海复旦大学的讲演是努南到白宫后为总统撰写的第一份正式的较为重要的讲演稿。这篇讲演稿内容不仅涉及美国对华政策、中美关系的历史，而且涉及政治、科技、经济等广泛内容。努南为写这篇讲稿做了长时间的准备，广泛收集了有关材料，还多次向总统进行了汇报。最后她关起门来整整写了一个星期。由于她深刻理解了里根总统的意图，所以她在这一报告中，将里根总统所要表达的对中国方面的政治意图糅入了娓娓动听的外交辞令之中，里根总统对这篇讲演稿十分满意，认为这是一篇绝妙的好文章，文中的话非常精妙得体。努南也认为这是自己的一篇得意之作。后来，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多次谈到，她是如何煞费苦心地为里根总统撰写这篇讲稿的。
1984年6月6日，即诺曼底登陆40周年纪念日，里根总统在登陆地点发表的一篇重要演说也是努南撰写的。开始时有人提出，不应将起草这份文稿的任务交给努南，因为她本人事实上从来没有穿过军服。但不知什么原因，后来还是将这一任务交给她了。她的任务完成得非常漂亮。当里根总统在法国向40年前解放了欧洲的老兵们宣读她撰写的讲稿，讲到“这些小伙子们是突击队，是从敌人手中攻下悬崖峭壁的响当当的男子汉”时，许多人禁不住热泪盈眶。
里根总统1985年3月1日盛赞“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一次演讲，也是佩吉·努南的杰作。这篇演讲的内容如今已广为流传。文中称反政府武装“具有与美国立国时创始者的无畏和法国抵抗运动战士们同等的道德水准”，这种充满感情色彩的言辞使得努南像多洛雷斯·伊巴露丽那样被人誉为“热情之花”，因为多洛雷斯，伊巴露丽那火一般热烈的讲演曾有“在西班牙内战中极大地鼓舞了反佛朗哥的共产党人”的魅力。努南的热情奔放在她为里根起草的纪念诺曼底登陆40周年、悼念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遇难者和为肯尼迪图书馆筹募基金的演说词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一位书评家称努南为“重新崛起的共和党人中的桂冠诗人”。
1986年1月28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爆炸导致7名宇航员的牺牲，事故发生后不久里根所做的震撼人心的讲演，也是出自努南的手笔。文章以《翱翔》那首诗的诗句作为结尾，诗作者是美国飞行员小约翰·言尔利斯皮·马吉，牺牲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里根对人们说：“我们永远不会忘却他们，不会忘却今天早上最后一次见到他们向人们挥手告别、准备起程时的情景，不会忘却他们‘挣脱大地暴戾的束缚’，去‘触摸上帝的面庞’。”就是因为这篇演说稿，有人向她提出了她称之为毕生所见最低劣的修订意见。通常，一篇演说稿总要在制定政策的官僚们之间事先传阅，以防止与政策发生冲突。在这些“官员的加工”过程中，国家安全委员会有人要求她更改最后一行引用的“伸出手去触摸——触摸上帝的面庞”一句。所幸的是，她总算设法阻止了文稿被更改成电话广告似的东西。
努南用文字处理机打出的其他一些惊世骇俗的演说草稿，一旦流经官员们吹毛求疵的审视关卡，往往难以保持原貌，不得不大动干戈，改写、送审、再改写，反复折腾。她把这比作“将一只刚刚出生的美丽的小鹿驱入荒蛮的原野，让凶猛的野兽撕开她幼嫩的肌肤，留下致命的创伤。但是，我的这种描述可能并不过分”。
后来努南为何离开白宫？据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透露，是因为她的一位朋友劝她不要在那个是非之地呆得太久，要找一个自由撰稿的地方，这样既轻松，又没有任何风险。她离开白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她不愿意为第一夫人撰稿。尽管佩吉·努南没有替第一夫人南茜·里根起草演讲稿的义务，但这项工作不仅是需要的，而且历来也是为人们所认可的。她在白宫期间，由于她用辞职表示抗议，这项本来要落在她头上的工作才算作罢。她早已正确地估计到，作为演讲稿起草小组里惟一的女性，只有她一人需要避免出现给第一夫人当文稿起草人的危险。拒绝这种不合理的要求后，她给总统起草重要讲稿的资格，又受到一些人的指责，理由依然是性别问题。
自1990年6月起佩吉·努南成为《米拉贝拉》杂志（以其创始人格雷斯·米拉贝拉得名）一个专栏的定期撰稿人。这是一份新创刊的妇女杂志，主要刊登时装和消遣性的文章。
现任总统布什周围也有不少撰稿人，他对撰稿人所写的稿件要求很高，每次都要亲自反复进行修改。特别是那些重要的稿子，更是一个字也不肯遗漏。最明显的例子是2002年1月29日，布什发表的一篇国情咨文。这篇演讲出现在“9·11”事件后的历史转折时期，受到美国国内和其他国家的瞩目，堪称一篇高难度的文章。布什这篇国情咨文的核心起草人叫迈克尔·格森。据说，此君大脑充满了能量，经常于写作时在圆珠笔杆上留下牙印，而草稿完成后又喜欢在屋子里边踱步边大声朗读。早在2001年10月底至11月初，以格森为首的总统写作班子就开始商讨咨文的要点。他们的第一份草稿拿出后，布什总统亲自定下了文章的主题，即反恐战争、保护本土免受未来恐怖主义的袭击和振兴国内经济。这样，又经过了18次的修改，这篇首次提出“邪恶轴心”概念的国情咨文才最终成形。
大卫·弗鲁姆从2000年美国大选到2002年初离开白宫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在布什身边工作，是白宫演讲稿写作班子的成员，专门替布什撰写演说稿。他也曾参与了布什2002年“国情咨文”的撰写，正是在这一“国情咨文”中，他采用了“邪恶轴心”的说法。使弗鲁姆想不到是，自己的“得意之笔”不仅引起全球轩然大波，而且自己也被踢出了白宫。原来，弗鲁姆的妻子也是一名作家。在布什“国情咨文”发表的当天，她就向所有朋友发送电子邮件，称自己的丈夫“独创”了“邪恶轴心”这一词组，她为此感到骄傲。邮件后来在一份互联网刊物上公开发表。当然这也传到了布什的耳朵中，布什被这对不知天高地厚的夫妻惹火了，弗鲁姆后来被迫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