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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单纯的商人，那么去找个科技人员共同致富；如果你是单纯的科技人员，那么去找个可靠的商人。两者结合，就像核聚变，威力无比。
       三十出头的欧启明看上去绝对是个书生，不了解他的人根本就不可能相信，他竟然是个从商七八年的“老商人”。当然，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才生、美国加州理工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博士，不可能没有点书卷气。不过，从商七八年而在气质上没有多大改变，也是很出奇的。他有点黑，有点瘦，戴着有点老套的眼镜，穿着印有“加州理工大学”字样的套头衫，牛仔裤、运动鞋，都是旧的，似乎也不是那么干净。他沉默寡言，看上去既不是能说会道，也不是老谋深算，总之，就是不像商人。
       欧启明自小聪明绝顶。从小学起，学校所有竞赛几乎都少不了他，数学、作文、物理、化学、航模等等，什么比赛都拿名次，还两次取得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金牌。象棋比赛曾获得过浙江省少年组冠军。高二那年，15岁的欧启明参加了高考，考取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物理系。欧启明和父母考虑再三，决定不去。不去的一个原因是嫌哈尔滨的冬天太冷；还有一个原因，几乎所有接触过欧启明的人都认为他是个天才，认为他日后会成为又一个杨振宁或李政道，所以读大学应该到清华或者北大。1986年，欧启明如愿以偿，被保送到清华大学物理系读书。
       在清华物理系，欧启明仍然出类拔萃。
       欧启明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鼓励他要做一流的科学家，像杨振宁、李政道和爱因斯坦那样，找个最富裕的国家定居，有高薪、有洋房、有汽车，衣食无忧地搞尖端科技，还能给全世界的人做贡献。所以，在学校里，当同学们都想方设法打工赚点零花钱时，欧启明并没有多大的兴趣。有人介绍他去做家教，他认为那纯粹是浪费时间。
       从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开始，欧启明就着手研究电视机了。节假日和课余时间，同学去玩儿，去谈恋爱，或者忙着去做家教，欧启明却泡在图书馆里查资料、读书，或者在实验室里摆弄电视机。
       欧启明就这样坚持不懈，浑然忘我地研究着。1990年，他的研究结了果，有一项技术获得了国家专利。国内很多家电视机生产厂家马上盯上了欧启明，想买断这个专利，其中包括著名的四川长虹。欧启明卖掉了专利，获得10万元专利转让费，让同学们羡慕不已。
       欧启明拿着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多的一笔钱也非常兴奋。下一步怎么样呢?他决定出同，去美国读书。
       1991年，欧启明得到了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天体物理系的录取通知书。
       回忆起在美国的读书生活，欧启明感触最深的不是在加州理工大学学到了什么理论，而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哲学。在美国几年，成了欧启明人生的转折点。
       欧启明的导师是知名教授和科学家，太太在广告公司做副总裁，家里经济条件非常不错，可是他12岁的女儿每星期要去一次邻居家做小保姆，照顾两个3岁的小女孩。他另外一个10岁的儿子每天下午送报。在美国这样的现象是很普遍的。在加州理工大学读书时，欧启明的很多同学都在紧张的学习间隙去图书馆做管理员。学生在校园里做一切可以找到的杂活：油漆、修草地、帮厨、洗地毯，挣着美国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每小时3．35美元。学校附近大学街餐厅里的服务员全都是大学生。
       欧启明的一个师兄，在欧启明来到美国之前一年拿到博士学位，然后到一家大公司搞科研开发；但老板认为他钻研的课题不符合公司的产品系列，这位博士马上辞掉了高薪的职务，在自家的车库里创办了一个小公司。他非但没有收入还往里贴钱，生活上全靠太太维持。刚开始也有人笑话他，可是现在，公司已经形成相当规模了。这对欧启明很有影响。
       有一天，欧启明在导师家里做客，来了一位家庭清洁工。这人大约30多岁，高高的个子，穿着工作服，声音柔和，彬彬有礼地一面向主人打招呼，一面从车顶上取下一架轻便梯子，从车里取出一把长刷子和塑料水桶，桶里装着塑料布和洗涤剂。主人向他交代了客厅、餐厅、卧室、书房、游泳池等处一共40多块要擦的玻璃。清洁工连声说道：“OK，OK!”说完就干了起来。他在客厅的地板上铺好塑料布，放上塑料桶，然后调了洗涤液，先用泡沫塑料蘸上洗涤液，将各个房间的玻璃抹了一遍，接着又用大刷子刷，直到玻璃干净为止。干得很投入，很熟练。休息了一会儿之后，他又在屋外支起梯子，开始擦房子外面的玻璃。当时是夏天，骄阳似火，清洁工穿着背心短裤，汗流浃背地在梯子上爬上爬下，认真擦洗每一块玻璃。两个小时后，屋里屋外变得一片明净。主人给了他一张支票，清洁工把工具收拾妥当后，很礼貌地告辞。
       后来，导师告诉欧启明，这个清洁工是个律师，曾经在印第安纳大学拿到过法学硕士学位。欧启明大吃一惊：“法学硕士?律师?那他为什么来做清洁工?”教授很平淡地说，美国是法制社会，因此律师也多如牛毛。律师太多了，竞争特别激烈，就不是那么容易接到业务。做律师有时候就还不如做清洁工挣钱更多，做清洁工虽然有些学非所用，但收入不错，很实在，是个更可以依靠的职业。另外，他也不是完全抛弃了自己的律师专业，偶尔还是为人办案。
       这件事对欧启明触动更大。
       从小到大，欧启明就梦想成为一个像爱因斯坦那样的大科学家。但在美旧的这一阶段欧启明非常苦恼。在心乱如麻之后，一些想法慢慢清晰起来。其实，欧启明眼下的问题只有一个：到底是搞理论物理，像爱因斯坦那样，还是搞比较实用的科学研究，像爱迪生那样?
       加州理工大学有一大批非常优秀的科学家，还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欧启明非常敬佩他们。令他惊奇的是，这些在人们一般想象中只会埋头做学问的教授们，很多人都拥有自己的公司。他的导师也不例外。加州理工大学培养出来的一代又一代高科技领域的企业家，使欧启明对“什么是科技”，“什么是成功”有了全新的认识。于是，他的爱因斯坦之梦转航了——像盖茨那样，做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也一样可以体现自己的价值。
       1993年，他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发明了一种用于网络的电子产品，并获得了一个科技成果奖项。许多美国公司纷纷找上门来，要求购买欧启明的技术，有的出价高达50万美元。
       但欧启明没有答应。他在宿舍里考虑了半天，又查了两天资料，还跟几个美国同学聊天，又跟国内的同学通了电话，最后决定自己留着，并以这个技术为基础寻找风险投资。
       争取风险投资是美国创业者最常见的融资手段，美国的风险投资家也很多。有人甚至开玩笑说，在华尔街，你随便开一枪都能打死一个风险投资家。
       欧启明很快就找到了风险投资。投资方投资30万美元，欧启明以科技入股，占1／2股份，先要将产品完善化，使它能够完全和市场接
       轨，然后小规模生产，然后再进一步规划。于是，欧启明成了“老板”，开始整天忙于各种业务，既要上车间搞生产，还要跟人家谈判，还要应付学业争取尽快把博士学位拿到手。虽然日子很辛苦，可欧启明很愉快。他沉浸在创业的亢奋之中，一天只睡5个小时，却并不感到累。他坚信自己能把科技与经济结合起来，既能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受到尊重，也能依靠科技致富。他对自己的选择很满意：“知识经济时代嘛，有知识就一定会有经济财富。这个项目搞成了，百万美元是不在话下的。当我们中国的科技人员也能成为富翁的时候，我们中国也将会富强起来的。”
       欧启明全力以赴培植着自己的小公司。第一年，公司没有赢利，欧启明把主要精力用在了技术完善方面。第二年，小规模保本经营。第二三年就要大幅度赢利的时候，投资方突然采取极其恶劣的手段控制了公司。欧启明完全没有料到这一点，他傻了。
       冷静下来之后，欧启明向地方法院起诉，要求法院主持公道，让投资方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谁知投资方早在投资之初就开始谋划这一切了，两年来，在法律和经济程序上做得毫无漏洞，法院判决投资方胜诉。欧启明有口难言，辛苦了两年，最后成了自己企业的打工仔。几个同学帮助欧启明搜集证据继续上诉，但越办越难，最后不了了之，连“打工”挣来的钱都花得一干二净。
       这场官司给一腔热血的文弱书生欧启明泼了一盆凉水，使他从过于理想化的梦想回到了现实。在老谋深算的商场老手面前，他第一次体会到了一介书牛的苍白和软弱无能。他知道，商场上有很多隐秘的规则，比法律更深刻，更难以抵抗。这件事使他发现，他根本没有办实业的经验，他只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书生，是个头脑简单的天体物理学博士，如果就这样下海，即便是风平浪静也会被淹死的。
       1995年，欧启明从加州理工大学毕业，取得了博士学位。
       摆在欧启明面前的路有两条：承认自己是个纯粹的书生，忘掉买卖、投资、风险等动荡不安的生活，去像爱因斯坦那样搞天体物理，与世无争、自得其乐；或者知难而进，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欧启明选择了后一条路。他果断放弃了世界著名研究院的高薪聘请，来到了充满传奇色彩的硅谷，在一家南华人开办的很小的电子产品公司任职。
       欧启明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地方落脚，是为了多接触各种商业运作的程序，直接处理各种数据和交易文件，而到大公司里就不容易有这样的便利。在小公司里的经验，可以使他对商业行一个具体的了解，以最快的速度学习、把握商业贸易的核心与精髓。另外，任何公司都是从小公司开始的，在这里的经验以后都可以真接地运用到门己的事业中去。
       1996年，欧启明离开了这家小公司，来到了著名的INTEI公司，半年之后升任纽约分部负责人。随后，欧启明辞职，因为能坐上这个位置，说明他创业的已经成熟了。
       欧启明在旧金山租了一间房子，开始了他的研究。他觉得自己的长处主要还是在发明方面，即使开公司、搞交易也还是要以某项技术或专利为基础和起点。他在美国和中国都有科研成果，他有在短期内实现科技突破的能力。
       在整整半年内，欧启明几乎没有走出那间小屋。除了父母，他几乎断绝了跟外界的联系，专心致志地研究。他的课题是解决移动通讯方面的一个技术问题。当时，在美国和很多国家，不少公司专门向机场和旅店的出差人员出租折叠式手持电话。但是，电脑却无法对每次通话分别记账，没有账单，那些出差人员回公司之后就经常出现无法报销的情况。欧启明的课题是，在电话中置入一片电脑集成电路板，以便对每次通话分别记账。他要发明一种能超越所有专家的自动电路板，他要发明一个记账系统，这个系统要把会计信用卡、计时软件与多个能确定通话双方各自位置的网络结合起来，而且要集中于一块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
       半年之后，欧启明像一个猿人一样出现存旧金山的大街上。他已经整整半年没有理发，披肩的长发胡乱地扎着，像几十年前嬉皮士一样。
       他已经完成了测试。他心情舒畅地理了个发，然后整理了一下自己的仪表，马上飞赴纽约。
       欧启明找到了原先欺骗过他的那个投资家，提出想重新与他合作。投资家非常惊奇。欧启明告诉他，我了解你们的运作程序，今非昔比了，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再次合作。
       这个在外人看来非常古怪、可能还有些愚蠢的行为，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他们的新合作非常愉快，而且投资家把欧启明原先的经济损失也做了一些补偿。他们成了好朋友。1998年，欧启明的公司赢利数百万美元。
       2000年，欧启明带着几百万美元回到了北京。在母校清华，欧启明感慨万千。9年前，欧启明怀着成为爱因斯坦的梦想去美国留学；而今天，他是带着从美国挣来的钱想在中关村建立一个高科技产业公司，以实用科技和实业来实现自己的价值。
       欧启明计划从长远出发，打持久战。在建立了工作室和实验室之后，他马上着手做投资少、见效快的买卖。两个月后，欧肩明重新跑到美国，联系了一家电脑公司，成为了该公司在中国的总代理。
       欧启明的看法是：科技上的突破是难度很大的事情，把一个公司的前途和命运完全寄托在科技突破上，风险是很大的。不过，科技上一旦有了突破，如果转化得好，利润是惊人的。怎样处理这种矛盾呢，怎样在两种情况之间寻求一个平衡呢?最明智的办法可能是靠一个见效快、利润也不错的企业养着它。两条腿走路，总不至于摔得太厉害，这样做可以最大限度减少投资风险。
       如果说科技公司是棵小树，那么，代理公司就是保证这棵树能够枝繁叶茂的土壤。
       欧启明的做法似乎有些保守，但这种思维的方式，说明他已经与9年前刚出国时的欧启明大不一样了。虽然他还是那副读书人的相貌和打扮，而且，本身也还是个科研工作者，但是在他那清秀面庞的后面已经有一颗地道的新型企业家的大脑。这种企业家在中国大陆，尤其是在北京的中关村，已经越来越多。知识分子与商业的结合肯定是中国经济的荣幸，也是中国的未来。
       欧启明有一番经验之谈：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对当代社会而言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要把科技变为财富，必须有科技人员与企业界人士的合作，缺一不可。如果你具有这两方面的素质，那你就会成为比尔·盖茨式的人物。如果你是单纯的商人，那么去找个科技人员共同致富；如果你是单纯的科技人员，那么去找个可靠的商人。两者结合，就像核聚变，威力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