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传教士到中国，传播科技是为了传教；中国容许传教，是因为传教士传播科技。双方两者问微妙的平衡，成为福音得以进入中国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平衡复杂敏感得难以维持。传教士过分传播科技，不仅会破坏天主教的神学基础，还会使中国人与传教士不知不觉中忽略了教义与教务；过分传播宗教，没有科技的保护他们就无法居留中国，中国当局也会因为他们教众过多、势力太大威胁到政教安全而禁止或驱逐他们。以科学传宗教，科学在世界观本质上是与基督教相矛盾的，此时在欧洲已经出现科学与神学的矛盾，在中同传播科学，迟早会自毁传教的信仰基础。更何况此时的中国，没有福音的土壤，未必就有科学的土壤。传教士的传教地位岌岌可危，科学地位也岌岌可危。中国的学术传统，儒家世界观，僧道势力，民族心理与民间知识道德基础，既不能容纳基督教，也不能容纳科学。在中国，传教事业纠缠在科技与宗教、基督教与中国传统、西方教会与朝廷等等矛盾关系中，这些矛盾随时可能触发，将传教士们多少年含辛茹苦、小心翼翼取得的成就毁于一旦。
自利玛窦时代起，科技就是传教士居留中国的资本。利玛窦首先让中国人叹服的是他绘制的地图，以后毕方济、汤若望、南怀仁都在为中国绘制地图。他们不仅是上帝的使者，也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们成长在文艺复兴的遗产中，如果我们想到达·芬奇是全能的天才，就不会怀疑那个时代人们普遍的多才多艺。
在中国，没有学问就没有威望，他们必须扮演“泰西儒士”或科学家的角色。他们利用自己的知识与技术为皇帝服务，并在文人圈子里传播一些西方科技思想。金尼阁第二次来华带了七千余册西书，17世纪耶稣会北京本部的北堂图书馆已有近万册西方图书，内容不仅包括宗教、哲学、伦理、历史，还有大量的科技图书。为了向中国人传播这些知识，在华传教士自己也从事著述与翻译、并积极与中国文人合作，徐光启、李之藻与西来传教士一道将两方一些科学著作译成汉语。有资料证明，16－17世纪间耶稣会士在华的汉文著作三百多种，除阐发教理外，主要是介绍西方的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医学、建筑与水利方面的知识。
到康熙时代，西方的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物理、化学、医学、测绘学、建筑技术、水利与火器制作知识，都或多或少，或新或旧地传入中国，其中的某些理论已片段地出现在中国学者的著述中。从龙华民到白晋神父，都曾设想并努力在中国建立科学院，科学不仅影响到中国文人，也影响到中国的皇帝。当教廷在欧洲审判伽利略时，最坚定的教皇卫士耶稣会传教士们正在用伽利略的望远镜赢得中国人的好感。“中同在近代曾是欧洲之外第一个接受西方科学成果的伟大文明古国。”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1978年4月27日在法兰西学院所作的报告第一句话就这样说。
然而，西方科学与技术是否真正、或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固人的思想与生活，影响到中同科技发展的方向呢?
传教士的科技知识不断帮助他们在中同的生活与交往。中国人是因为他们的科技知识容忍或欢迎他们的。从利玛窦时代起，传教士就主动接近中国文人，向他们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从瞿太素开始，徐光启、李之藻、王征、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等中国文人，探究西学，已涉及到许多领域，从天文历法到水利火器。但是，这些洋务派或西学派的先驱影响实在有限。徐光启入京向利玛窦学习“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并与李之藻、王征等人译介西书、督修新法，购买洋炮，有“倘利于国，远近何论焉”的开明态度，到了晚年，不胜感叹：“臣等书虽告成，而愿学者少，有介无和，有传无习，恐他日终成废习耳。”
徐光启是中国近代以前唯一一位懂得西方科技的人。他的纯科学的、非政治的坦诚精神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当时绝大多数中国文人，对传教士的西学无动于衷。即使有借鉴，也难以以纯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与技术问题。尤其是满清入关后强烈的民族屈辱感造成的变态的民族文化自尊，扭曲了客观的科学精神。中国文人不甘心这种“被动”的局面，很快从“会通派”发展到“西学中源说”。孔子问学于剡子，“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老故事又出现了。
明清之际西方科技对中国最有影响的是天文学，因为它关系到历法。帝制时代历法是国家大事，不仅关系到国家社稷，也关系到百姓生计。就朝廷来说，天文是国运的征象，修历与御宇，改历与改制都有同一的关系；就民生而言，中国传统社会以民生为本，历法气象直接关系到农业的丰减，西方传人中国的诸种学科中，似乎只有天文学得到实际的利用。中国尽管有西方科学技术的传人，但既没有普及之广，也没有深刻之精。传教士向中国传播科技，把它当作宗教的工具，而中国皇帝又把它当作政治的工具。康熙学习科学，目的是“断人之是非”。康熙皇帝热衷于科技的消息在西方传得神乎其神，他向传教士学习天文学、数学、地理学、西方医学以及西方文化。天下有道，学在官府。康熙感兴趣的并不是科学本身，而是统治对科学的利用，而且，他的学习也仅限于兴趣。1692年，传教士白晋写信向法王路易十四报告康熙皇帝将要“在宫中建立科学院”。确有其事，不过《
清史稿》中记载这个“科学院”名叫“如意馆”，这个名字令人想起皇帝个人的消遣游艺的地方。难怪中国人常将西方科技称为“奇技淫巧”，西方人知道若想讨中国皇帝喜欢，就送他们一些玩具或钟表。
“科学院”变成“如意馆”，一个皇帝、几个文人，即使有诚意，影响面又能有多大?张诚的日记中说康熙皇帝“告诫我们不要在我们所去的衙门里翻译任何关于我们科学的东西，而只在我们自己家里作。”皇帝的担心是什么?或许是中国民众与官僚对西方科技的抵制与反感。广大官僚与民众在知识上的愚昧与道德上的正统主义，都使西方科技在明清之际的中国难以容身。
汤若望出任新监正，为迎合中国传统，科学的观测报告也加入了迷信内容：“……(四月)初十壬戌，已时候至午时，观见日生晕，围图亦黄色鲜明，良久渐散……谨按观象玩占，占日：……五谷不成，人饥，天下有兵色。”汤若望入狱，大祸临头是因为“天算舛谬”，为荣亲王选择出葬的日子误用“洪范五行”，由此不吉导致荣亲王的生母董鄂贵妃旋即归天，不久顺治皇帝染天花驾崩。汤若望罪恶滔天，以弑君罪被判最残酷野蛮的刑罚——凌迟。
就在上帝准备让衰老的汤若望在惨烈的殉教事件中获得圣徒美名时，另一件荒唐的事发生了，北京地震，宫内大火，朝野震惊，相信吉时忌日的中国人也相信冤情可以震怒苍天。汤若望被赦免了。在中国，政治可以成就科学也可以毁灭科学，它与各种巫术迷信一样都是统治工具。“历狱”虽以杨光先最终获罪，但
在当时大众的心里，他也可能是抵御妖言邪术，维护中华正统的义士。他的著作与议论得到许多人响应。如果不是皇帝的决断总是对的，我们也可能看到那个时代对杨光先的另一种评价。
杨光先并不是那类只会造谣中伤，罗织陷害的胸无点墨的奸佞小人。他也懂得像启蒙主义者那样写些雄辩的小册子，散布到社会上争取舆论。据说传教士曾出重金收购销毁流传于世的杨光先的《不得已》。杨的文章写得很动人，他质问汤若望，如果你说地球是圆的，那么地球上的人站立，侧面与下方的怎么办?难道像蜾虫爬在墙上那样横立壁行，或倒立悬挂在楼板下?天下之水，高向低流，汤若望先生喜欢奇思怪想，你是否见过海水浮在壁上而不下淌?中国人都立在地球上，西洋在地球的下方，淹没在水中，果真如此，西洋只有鱼鳖，汤若望先生就不是人了。上帝创造世界等于说天外造天，那么，上帝又是谁造的呢?宇宙万物、虚空众生，无始无终。如果说耶稣是天主，那么汉哀帝以前的世界就是无天的世界，如果说亚当是人类的始祖，岂不把中国人都变成西洋人的子孙了……
在中国传播科学，中国人不是好学生，传教士也不是好老师。传教士们并不是真正的科学家，他们也并没有将西方近代科学的真髓传播到中国，他们教授和运用的天文学是第谷体系的，欧洲科学中的最新成果，诸如解析几何、微积分、牛顿力学、林奈的生物分类法和命名法等，并未传入中国。另外，传授科学也不是他们的目的。这些忠心耿耿的传教士从来也不曾混淆手段与目的，传播科技是他们在中国居留的条件，而在中国居留的目的是传教。他们教授科学最直接的想法是讨皇帝与官宦的欢心，把在科学技术上的微小进展都当作传教的砝码。而这样不仅陷害了他们自己，也陷害了中西科技文化的交流。这是一个误会，事情并不像西方人想象的那样容易。中国人能够毫不觉察地放任他们从科学偷渡到荒唐离奇的宗教中去?
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那段脆弱的“蜜月”，充满了相互之间的猜疑、防范、危机与迫害。传教士为传播福音而向中国传播西方科技是无可奈何；中国人为探究西学而容忍传教士伺机宣教也是无可奈何。就科技传播而言，传教士不是好教师，中阳文人或皇帝也不是好学生，他们之间的默契是表面上的、暂时的妥协或误会。他们面临着一个共同的灾难，那就是他们双方最后都不可避免地落入中国的政教神话的陷阱中去。
中国只能有一种权威，皇帝既统治人的身体又统治人的头脑。如果传教士非要在中国的“天子”头上凌驾一个西方的“天主”，那么他们就必须离开中同，这是传教士面临的选择。因为从政治角度讲，天子头上不能再有天主；从文化角度讲，中国天子头上更不可有西夷天主。中国政教传统与基督教的本质矛盾，使基督教在中国只能苟且不能发展。苟且尚能生存，发展将导致覆灭。金尼阁为利玛窦的传教方法辩解：“……应该把中国传教团和其他传教团区别开来判断。这里的要点是，中国人认识到我们丝毫不搞什么革命性的东西，也不指望任何物质利益，只是前来传布唯一圣教，那和帝国的利益丝毫没有抵触：一旦确定了这一点之后，辛勤孕育的婴儿就一朝诞生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不抛弃任何人的同时，我们有意避免追求数字，然而在短短几年之内，他们却达到了五千之众。我们害怕群众的聚集，以免在一夜之间使多年的成果丧失殆尽。我们采用的办法就是使自己依靠官员正犹如依靠上帝一样，为的是以后——用他们自己的说法——人民也追随他们的榜样。这就是何以我们深信，这里的基督教将会随着圣教及其使者们之获得信任而取得进展，又将会随着不合时宜的热情使得人数膨胀而倒退。”
传教士们只能借传播科学传播宗教，然而，即使是科学，也面临着类似的命运：只有一种权威的国家里一切都是工具，科学也一样。朝廷里政权将它当作御用工具，可留可去；文人探究西学，皮毛尚可，追溯到本原，就有可能动摇儒家正统与夷夏之防的信念，就只能证明西学源出中国，西学中源的理论一旦出现，探求西学也最终成为尊夏攘夷的意识形态工具。
在中国传教，的确不易。“对一个只怕皇帝、只爱钱财，对于一切永恒的主题无动于衷、漠不关心的民族宣扬教义必须不厌其烦。如果你不具备某种柔和、某种温厚、某种坚韧不拔的品质，你每时每刻都会觉得难以忍受。”沙守信神父写信对他的同伴说：“在这里传教比世界其他千百个传教区都要困难得多。”“最主要的障碍之一是中国人在弱小民族之列，仍惟我独尊看不起任何其他民族。他们固执于自己的国家、风俗、习惯、至理名言，他们不相信中国以外还有其他值得注意的东西。我们向他们指出他们崇拜偶像是荒谬的，我们使他们承认基督教是伟大的、神圣的、颠扑不破的。好像他们要投入基督教的怀抱了，其实远远还没有完呢，他们冷淡地对我们说：“我们的经书中没有提到过你们的基督教，这是外国的宗教，如果中国以外真有这样的好东西，我们的圣人学者们还会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