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一个市委书记的堕落，在于他手中有权。有权，就有权、钱、色的交易，这已经是屡见不鲜了。本文中马德的江湖，又是怎样一番情景呢?读者看了自会明白。
       政坛骄子，平步青云
       1982年12月，是马德在官场上的重大转折。黑龙江省委决定派省委机关的优秀干部充实到基层第一线。经组织部门的反复研究，省委决定将马德派到牡丹江市海林县任副县长。
       那时候，马德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自身修养上，在当地老百姓的心日中，都是有口皆碑的。据知情人讲，他曾拿自己的亲属“开刀”，赢得了老百姓的一片叫好声。那时候，马德从不接受下级和同事的宴请，就连上级奖励他的钱，他都分别捐给灾区群众和失学的儿童们。
       为了进一步发展北大荒农业生产，打破单一种植的格局，马德经常“微服私访”，甚至到农村一扎就是两三天。有时，县里急需找他处理有关事情，都找不到他的踪影。
       马德凭着自己多年在省里工作的关系，广交天下朋友，为海林县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后来，在马德的主持下，全县又对宁古塔旧城遗址、双峰中国雪乡、莲花湖风景区、威虎山国家森林公园等旅游景点，进行了投资改造，极大地发展了以林海雪原为主要特色的旅游事业。之后，他把日光盯在了海林县的食品工业生产体系和森林工业体系上，他和有关部门一起，上项目、跑贷款、筹资金，改造旧设备，引进新技术。
       由于马德政绩突出，1986年3月他晋升为海林县委书记。那时，马德没有居功自傲，更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廉洁自律勤政爱民。在海林县委、县政府机关里，上下下下部夸赞马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为人正直，作风踏实。
       凭着良好的政绩和名声，马德官运亨通，晋升的速度以两年一个台阶上升着。1988年12月，马德升任牡丹江市副市长，主管全市的工业和交通。
       这时的马德踌躇满志，虚怀若谷，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在仕途上大展宏图。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两年之后，马德的仕途生涯遭到了极为惨重的重挫。1990年马德参加竞选牡丹江市市长，却没有获得牡丹江市人大的通过。落选的马德，在尴尬中被调任黑龙江省电子工业局副局长。
       这次落选，毫无疑问对马德是一次惨重的打击，当不了市长不打紧，连副市长的位置也保不住，只能到省里一个无关紧要的局里当个副局长。马德不能不感到委屈。
       马德心里不断地问自己：难道我马德含辛茹苦地拼命工作，想要在前途上有一番造就，竟遭到这番打击么?我为了党而工作，为什么竟有如此下场?
       但马德没有因此颓废，却在重压之下表现出少有的优雅风度。短暂的痛苦之后，他高高兴兴地于1991年5月，出现在黑龙江省电子工业局办公楼里。
       至今没有确切的消息可以解释，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马德“起死回生”。当马德出任省电子工业局副局长还不到18个月，谁也没有想到，1992年11月，马德却“杀了个回马枪”，又回到了牡丹江市任主管经济的副市长。这时，牡丹江市委、市政府机关都在纷纷议论着马德的“二进宫”。
       不管人们怎样猜测和议论，马德的“回马枪”，着实使牡丹江市政坛的一些人有些忐忑不安，甚至有人大有“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
       当时，牡丹江市政界人士，一时都搞不清马德这一步到底有什么意义。从表面上看，都感觉马德这个人的能量特别大。因为马德败走麦城，却能再回来做副市长，的确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而马德的心灵深处，这个期间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他不但看清了官场上“明争暗斗”的残酷，更看透了人与人之间的“世态炎凉”。重返牡丹江的马德不再像以前那样“坚持原则”，而是开门迎客，与当地的政要和部下频频建立起除了工作之外的友谊。
       但是，马德依然坚持着绝不收礼的老习惯。每逢节假日，马德家中的客人越来越多。一些人便用一些小恩小惠，开始向马德发起了“攻击”，他们利用逢年过节向马德请客送礼。可马德还真的不吃那一套，对串门的朋友笑脸相迎，对送礼者统统拒之门外。
       很多人以为马德看不上他们的仨瓜俩枣，就开始发动了“金钱攻势”。尤其是节假日，马德的家几乎每天都有十几个人登门拜访。这些人几乎众口一词，只希望与马德交朋友，不是求他办事。每个人来到马德家，不是送礼品，就是送现金。
       没有办法，马德每天晚上从外面回来都不敢开灯。只要是他家灯一亮，上门送礼的人就排上了队。后来，他和妻子田雅芝就采取了一个办法，每次回家干脆就不开灯。田雅芝想要看电视时，只能闭着灯看。有时，他们俩故意地躲出去，到很晚回家。
       对于马德的行事作风，后来知情人劝马德说：“你们家不食人间烟火么?送上门来的你再不要，那人家可就认为你不信任他了。你这是把送礼的都推到了别的领导那里去了!你再看看其他的领导干部，每天又吃又喝的，你这样干下去，岂不成了光杆司令了么?那你以后的工作怎么干?你还能干长么?你必须吸取竞选市长的经验教训哪!”
       一席话，真的使马德心灵上有了一定的震动。事后，他对妻子田雅芝说：“以后再来人送东西，或者送钱，你就先收下吧!”
       案发后，马德妻子田雅芝在交代案情时，如此回忆说：“我们不收，就等于把人家推出去了那么，马德的‘政权’就无法巩固了。”
       马德的内心里不是不爱钱，而是更爱他的官，他不希望因为贪污受贿而影响了自己的仕途，所以担任副市长以前的马德一直保持着廉洁自律。但是，因为拒贿而孤立了自己，在官场上也是大忌讳，所以，马德开始慢慢接受了“礼尚往来”的“朋友之谊”，对于部下送来的烟酒糖茶，也就半推半就地收下了。
       马德当然不会想到会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而且因受贿把自己整成了“名人”。
       主政绥化，大权独揽
       1996年6月18日，绥化行署一位副专员在去陕西省西安市参加全国小集镇建设会议的旅游途中，不幸遇难，以身殉职。经过组织部门的推荐马德继任绥化行署专员，一跃成为正厅级高官。
       初来绥化的马德，他的政治野心和贪婪野心，并没有完全暴露出来。因为他没有忘记在牡丹江市竞选市长时的“灰色时光”，为此，他必须做好三个方面的准备：一是要和当时的绥化地委书记赵洪彦搞好关系；二是平衡和处理好上下、左右关系；三是必须要有自己的“内线”网络和“铁杆”亲信。就目前形势来看，马德既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能等闲视之。
       马德首先要与时任绥化地委书记的赵洪彦搞好关系，在绥化这个地盘上，只有地委书记赵洪彦才是真正的老大，行署专员马德在老二的位置上，必须做出“孝忠”老大的姿态来。这是马德的官场哲学。
       马德除了工作上经常向赵洪
       彦请示汇报以外，他瞄准每个节日敲开赵洪彦家门。1997年春节刚过去还不到3天，马德就来到了赵洪彦家。
       两个人除了礼节性的客套之外，马德便对赵洪彦套起了“近乎”：“赵书记，虽然说你是我的书记，我是你的部下，但咱俩更是老乡呢!我是真心实意地想得到你在工作上对我的帮助，可我毕竟是身单力薄啊!”
       赵洪彦用手捋了捋他那花白的银发，说：“马专员，你这些话说得我特别的爱听!克山和克东两个县连着，咱们俩都是饮那一方水，吃的是那一方粮而长大的。在这一点上，你马专员尽管放心，我赵洪彦决不能袖手旁观，我一定竭尽全力支持你!”
       马德试探着说：“赵书记，春节刚过，我马德没什么准备，特意备下了点小钱，算是我给赵书记拜个晚年吧!”
       马德说完，就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随手递给了赵洪彦。这时，赵洪彦大为惊奇，他慌忙地将这一信封又推了回去。马德一看，这赵洪彦是真的不收，还是故意推辞呢?马德伸出手来，一下子将赵洪彦的胳膊挡了回去，说道：“赵书记，你就不要这样了!如果你连我马德的面子都不给，那你我今后的工作怎么合作啊?怎么配合啊?我看，你就别把你看成是我的书记了，你把你当作是我的老大哥吧!今天，全当作兄弟孝敬哥哥，这总算可以了吧?!”
       你还别说，马德的一席话还真把赵洪彦说服了，这时的赵洪彦也不再推辞了，他轻轻地将书桌拉开把信封放进去，转过头来笑着对马德说：“谢谢你!真不好意思让你破费了!”
       马德接过话茬儿，认真地说：“赵书记你放心，政府这一头我一定按照你的指示去办，决不会有半点差错!”
       这次送礼，马德到底送了多少钱，谁也不知道。不过，从那时起，马德逢年过节都到赵洪彦家去探望。直到马德案发以后，人们才知道赵洪彦与马德的关系。2000年4月，赵洪彦回到了哈尔滨，任黑龙江省人事厅厅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2002年5月，任黑龙江省人事厅党委书记。
       自从马德给赵洪彦送完礼以后，他和赵洪彦的关系的确比刚来绥化时接近了许多。攻克了赵洪彦这一座“碉堡”以后，马德对自己周围的部、办、局领导，开始实施了“一边打压，一边团结”的手法。不到一年的时间，马德身旁就有了十几个“铁哥们儿”和“亲信”。
       这些“铁哥们儿”和“亲信”的任务是，密切注视着地委书记赵洪彦的动静，密切关注着来自省里的各种信息。不管是大道的，还是小道的，统统地汇聚到马德的办公桌上，任马德去挑选和选择。这些人真的发挥了作用，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刺探了两个消息：一个是赵洪彦可能要升调到省里的重要部门工作，另一个是绥化行政公署可能要撤地设市。
       这两个消息，对于马德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事。明摆着，赵洪彦一调走，绥化这一地盘那就是马德的了。到那时，马德真正地成为绥化政坛的“老大”了，真正地成为“封疆大吏”了。到那时，马德要风有风，要雨有雨!
       可是，马德一连等待了一年多时间，却接到黑龙江省委通知，绥化行署专员马德到中央党校学习，为期一年。一向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的马德专员的家，顿时是“门前冷落鞍马稀”了。
       很快一年过去了，2000年马德从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风风光光地回到了绥化地区。此时，赵洪彦调任黑龙江省人事厅厅长，马德不但没有调走，反而升任绥化地委书记。与此同时，绥化地区还要撤地改市。这一改市，马德的权力可就大了。
       一听到马德主政绥化的消息，马德属下们突然回过味来，就像苍蝇见血一样，又一次铺天盖地涌进了马德家门。这时马德的家，又恢复了过去的“热闹”。溜须拍马的，点头哈腰的，没事愣是能整出事的，来来往往地穿梭在马德的办公室或者家里，毫不疲倦地忙碌着。
       可是，现在想与马德交朋友、套近乎，那可是不好使了!
       卖官鬻爵，变本加厉
       客观地说，马德是一个有着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在领导岗位上工作了20多年，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而努力工作过。可马德的变质，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一些官场痼疾的影响和世界观的改变。他本应正直的心，随着权势的增长在不断地扭曲和腐烂。
       当马德的思想开始滑坡时，“苍蝇”也就叮上了他这个“有缝的鸡蛋”。也就因为“拿了人家的手短”，他便千方百计地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行贿者提供更多的方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德的买官卖官，就是从与三个行贿者的交往中开始的。
       就在马德中央党校学习的一年间，正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一个名叫申佰臣的经理，悄悄地来到了马德的家中，给“孤独”中的田雅芝以百般的“照顾”，并当了马德的干儿子。
       从这以后，申佰臣的正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如同吹气球一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跻身于绥化市几大建筑企业之中。可以不夸张地说，申佰臣在绥化地盘上几乎是呼风唤雨!
       当申佰臣得知绥化地区要筹建绥化广播电视大厦工程时，还没等他去找他“干爸”时，马德已将电话打到了，他的手机里，告诉他这个消息，并嘱咐他如何运作。
       马德亲自打电话，让地区建委主任“重点考虑”申佰臣。马德开口要干工程，别人是抢不走的。绥化广播电视大厦的承建任务就选定了正达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申佰臣如愿以偿，但是他不会忘恩，他拉上了田雅芝一起运作这个工程。2001年初，绥化广播电视大厦工程完毕以后，申佰臣分给了田雅芝200万人民币，这是马德受贿数目中最大的一笔款项。而申佰臣在这次工程项目中所所获得的利润是多少，到目前仍是一个谜。
       除马德的干儿子申佰臣之外，马德的堕落是从10万元“红包”开始的。
       随着马德对自身要求的放松，一些穿针引线的掮客出现了。在对马德的起诉书中，牡丹江制药厂厂长苗胜国是最早向马德行贿的人。早在1992年11月至1996年11月，马德担任牡丹江市副市长期间，苗胜国就曾因牡丹江制药厂向银行贷款，以及向黑龙江省粮食局借生产原料等事项，得到了马德的特殊帮助，由此和马德建立了非同一般的关系。由于这种关系，苗胜日渐渐地从一个行贿者转变成一个“中介人”。
       1998年春节前，苗胜国从牡丹江赶到绥化，一是给马德全家拜年，二是送上了10万元答谢金，感谢马德在牡丹江期间对制药厂的帮助。但是，一个坚决不收，一个坚决要给，两个昔日的朋友僵持在马德家的客厅里。
       马德左右为难时，他的妻子田雅芝从里屋走出来解了围：“我看，你老马收下吧!要不，苗老弟的面子往哪搁?”
       说完，田雅芝从苗胜国手里接过这个大信封。随后，马德和苗胜国重新坐在沙发上，闲聊了一会儿，苗胜国就起身离开了马家。
       送走了苗胜国，马德十分生气
       地说：“咱们不能收人家的钱!这样做，那是犯错误的!”
       田雅芝手一挥，说：“你别一本正经啦!当官不打送礼的。人家不是行贿，他是答谢你的，不是行贿!”
       田雅芝说完，就将信封里的人民币，一叠、一叠地码好，一数竟是10万元！
       10万元，对于当时的马德来说，确实是一个大数字。马德的头皮不时地一阵阵发麻，他嘴里不停地叨念着：“10万哪!”
       这10万元让马德在惊悸中度过了很长时间。马德明白，这10万元不是花花绿绿的纸片，而是一张张送自己下地狱的催命符!是一副冰凉锃亮的手铐!
       田雅芝见丈夫心有余悸，给马德出了一个折中的主意：“这10万元你我先不动它，存到银行里去。观察几个月，或者半年。这期间，如果没有什么风吹草动，那就真正归到咱们手里。如果有什么风浪，干脆就物归原主。你看怎么样?”
       马德一听是个好主意，他怀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足足提防了半年之多。当然，这半年多周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从这以后，他的胆子渐渐地大了起来。
       时间到了1998年末，哈尔滨市某集团董事长肖某，准备在绥化地区筹办种羊场。肖某为了得到马德的关照，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牡丹江市的苗胜国。苗胜国让肖某准备了30万元，一起来到绥化市找到了马德。很快，马德带着他们来到青冈县，找到了这个县的领导，肖某的草原羊场也就顺利地开张了。
       种羊场开张之后，肖某又想将自己的企业申报成全省的“龙头企业”，其目的就是在贷款、税收等方面享受国家的优惠待遇。于是，肖某再次找到了苗胜国，求其再为他帮忙。这一次他凑足了60万元，然后按照田雅芝提供的一个储蓄账号汇了过去。
       从那以后，马德试探性地分别以不等的额度，收受了三次礼金，周围还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由此，马德的胆子由猫变成了老虎。
       马德大彻大悟后，开始付诸行动。其中最方便得手的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开始批发“顶戴花翎”。马德的卖官可谓极具特色，那就是丈夫卖官，妻子收钱。
       为了稳妥起见，马德先从小官小职上“小试牛刀”。获得成功后，马德开始批发“顶戴花翎”。之后，在绥化市的部、委、办、局里，在绥化市各县、区里，一些知情人渐渐地知道了一个公开的秘密：找马德批发“顶戴花翎”，必须送礼！
       2000年绥化地区“撤地建市”。马德顺利升任首任绥化市市委书记，这样，整个绥化市人事权力就牢牢地掌控在马德手里。据当地政府人士称，在人事任免、推荐过程中，名义上需要通过市委常委会，但往往就是马德一锤定音。在绥化，任何重要位置的变动都要经过马德拍板同意，就在这些过程中，马德将权钱转化的效用发挥到了极限。据此前纪检部门的通报，马德受贿礼金物品折合人民币2385万元。有人统计，马德任市委书记期间，平均每个月受贿108万元，每天受贿3．56万元人民币。
       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的中纪通[2003]2号《通报》中指出，马德的所作所为是典型的吏治腐败，带坏了班子，影响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损害了党的领导干部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加剧了当地不正之风的滋生蔓延，致使送礼行贿、买官之风愈演愈烈，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严重地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搞改革、干事业、求发展的积极性。
       随着绥化市上上下下“顶戴花翎”一涨再涨，紧俏的“顶戴花翎”，已经涨价到令人闻所未闻、目瞪口呆的地步了。某县一个副县长想当县委副书记，先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30万元送给田雅芝。其后趁马德治病住院期间，送上了价值达10万元的两尊小金佛。这样，张某才登上了县委副书记的宝座。
       张某当上县委副书记以后，心里总有一种“不平衡”之感。为了还上亲属、朋友的30万元“亏空”，张某千方百计地利用自己负责党群工作的便利，到处寻找资金的“增长点”。他效仿马德，在暗地里批发“顶戴花翎”。人们万万没有想到，就在2002年4月初，他继续批发“顶戴花翎”时，他的“官位”也就当到头了。
       马德和妻子一起，毫无顾忌地根据不同县市(区)、不同部委办局的一、二把手疯狂地批发“顶戴花翎”。以少则几十万元，多则上百万的不等价位，进行大肆敛财。据马德交代，“在当了市委书记后，收钱收礼达到了顶峰。经过反省回忆，我对我能收受这么多贿赂感到吃惊，收到了这个份上，头脑已被金钱冲昏。其结果是我被审查，害了家庭，葬送了自己的前途，走上了犯罪。”
       马德将现有的、紧俏的“花翎”批发干净以后，对保职的“花翎”，义进行了煞费苦心的研究。除对保职的“花翎”加码批发以外，他更换了“打法”，那就是保职的“花翎”拖延批。
       那些保职的“花翎”是前一届领导班子遗留下的，有的职务居高不下，有的职务不高而有实权。对这样的“官员”们，那就拖延时间，拖得时间越长，这批发的“价码”就越高。这样，才能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
       绥化市某局局长是一名女干部，她在其位已有三四年的光景了。近年来，女局长要钱有钱，要权有权，要房有房，要车有车。就在女局长“春光无限”的时候，她的“官位”却出现了“摇摇欲坠”的危险信号。她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听到市组织部门准备调整各市、县、局一、二把手，其中这位女局长也“在劫难逃”。
       女局长煞费苦心，最终悟出了一个真理：要想保住官位，必须送礼!可又一想，根据她和马德的平日关系，她与马德全家私交甚好，难道还需要送大礼么?她琢磨来琢磨去，立时与田雅芝取得了联系，电话中以15万元的价码达成了“保官”协议。
       在近六年的时间里，马德凭着花样翻新的手段，不仅敛聚了巨额金钱，而且还收受了500多件高档西服，500多双高档皮鞋，20多台高档照像、摄像设备，10多件高档裘皮大衣，数台电脑、几十套高档手饰、古董字面等财物……十几名办案人员在他家清点赃物就用了7天。
       办案人员还在马德家发现了几百个用来装钱的信封，信封上大多有送钱人的单位。有的信封里还剩下二、三百元钱没有拿干净，光这些信封里剩下的钱，合起来就有上万元!在马德家里，沙发底下、床单下面随手都能摸出钱来。他们家有一个大冰柜，里面的熊掌就有好几只。
       到这时候，马德彻底地变了，由一个清正廉洁的好干部，变成了什么饭都敢吃，什么钱都敢拿，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乐都敢找，什么人都敢交的贪官了。马德不但把卖官当成是他敛财的一个重要途径，而且还把正常的工作也当成敛财的手段。
       腐败之路，是死亡之路
       2000年4月5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公安分局的公安人员到
       东海龙宫洗浴广场执行公务时，遭到了对方工作人员的袭警。在检察院立案侦查此案时，却意外揪出了黑龙江省农行副行长丁某和为贷款向其行贿的苗胜国。由此，又牵出了时任绥化市委书记的马德。
       在检方密切监视下，2001年黑龙江省农业银行主管信贷工作的副行长丁某企图以出国考察为名躲避风头，但丁某还没有来得及登上飞机就被“采取措施”了。随即，一场牵涉面广、影响巨大的反腐风暴，就在黑龙江这片土地上拉开了帷幕。
       丁某和苗胜国被采取措施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马德那里。听后他为之一惊，脑袋胀得如同面盆一般大。之后，马德夫妇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转移赃款。田雅芝给儿子打电话，让儿子在银行里开一个账户。
       从那以后，马德和田雅芝不定期地往儿子的账户上汇款。有时，马德和田稚芝赴京时，将现金带到北京存到儿子的账户里。也有的时候，马德在北京，有的官员追来送钱时，他就转手交给了儿子，存到银行账户里。
       2002年春，马德买官卖官案东窗事发后，办案人员从马德儿子的账户里发现人民币1763万元，美元31．9万元，港币12．78万元。
       事发前，田雅芝用儿子的照片办了一个名为“宋伟”的假身份证，让儿子用假身份证开了一个户头，欲将所有的钱款转存。可马德儿子来到银行准备转移钱款时，银行业务人员告诉他：因为这是定期存款转存，每一笔最高数额只能转存9万元。
       马德儿子只好一笔一笔地向外转移着钱款，共花了100多次手续，才把这笔巨款转存完毕。当检察官立案侦查马德案时，账户中每9万元一笔的转存记录，密密麻麻打印下来，整整用了5个存折才打印完毕。
       在马德案发以后，中纪委办案人员同时将他的儿子实行了“双规”。“双规”期间，办案人员反复向他交代了党的政策，并苦口婆心地劝慰他要与父母划清界限。
       可是，马德的儿子干脆一声不吭，一句话也不说。一个星期过去了，办案人员与马德儿子见面时，发现他两眼红红的，一脸憔悴的样子，忙问：“怎么?你没有睡好觉?那就这样吧，今天你好好地再休息一下，明天再谈!”
       还没等办案人员走出隔离室时，马德的儿子两眼流着泪水说：“我交代!我全都交代!你们能宽大处理我么?”
       办案人员点了点头，说：“党的政策一贯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只要你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彻底坦白交代，我们一定能宽大处理你的!”
       马德儿子一听这些话，他手掐着纸巾，不停地擦拭着泪水，他痛哭起来：“爸啊!妈啊!你们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呀!”
       说完，马德的儿子趴在桌子上又是一阵号啕大哭。哭了一会儿，他站起来，将手坐的纸巾狠狠地摔在了桌子上，哭喊道：“哪里是几百万，是两千多万元呐!我这么一说，这不是要了我父母的命啊!”
       田雅芝被“双规”后，她企图顽抗到底，拒不交代与马德买官卖官的犯罪事实。办案人员将她儿子已全部交代的事实和盘托出时，田雅芝顿时浑身就软了下来。她哀求办案人员：“我求求你们，放过我的儿子吧!所有的行贿、受贿，与我儿子尤关，都是我和马德干的!我求求你们，一定要放过我的儿子，一定要保住我儿子的命啊!我求求你们了!”
       2002年4月1日，是马德在绥化市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当天，就在绥化市直机关会堂举行了会议，选举绥化市出席黑龙江省第九次党代会代表，56名当选的代表按姓名笔画排序，马德位列第二。然后由马德做了重要讲话，会上，马德还在强调：“要把讲政治放在第一位，严守政治纪律。”
       当天下午4时30分，马德宣布会议闭幕。走出会场后，马德即在绥化的政治生活中消失了。当天下午，他按照自己的工作日程安排，马上驱车前往齐齐哈尔市参加省委召开的重大会议。
       地算不如人算，人算不如天算。马德英雄途穷，末路苍苍……当马德的轿车行驶到某公路收费站时，迎面站着两排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
       一位中纪委工作人员手持着一张盖有“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大印的文件，大声地宣读了对马德“双规”的决定。马德的政治生命从此也就结束了!
       马德在狱中痛苦万分，悔恨地存交代中写道：“如果我能对自己的问题想得多一点，经常自律、自省、自警，就不会有今天呐!”
       此时此刻的马德，早已是泪流满面。面对着法律的审判，他表情郑重地说道：“腐败之路，是死亡之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