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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女儿在大陆许多地方演讲，要争取我们公民的权利。她要维护我们公民应有的标准和权利：邻居吵了我们，我们要跟邻居计较；邻居的狗叫了，我们要检举他的狗在叫。我跟她说：你这样做法，要准备付出代价。我特别告诉她，要她注意有一个叫Nadar的美国人。
       这是什么人？是个神经病。美国哈佛大学毕业以后，他不吃不喝，过最苦的日子，去揭发美国汽车公司的黑暗。很多汽车是不安全的，可是生产者欺骗消费者，他们掩饰这个黑暗，他就很耐心地去一样一样揭发，一样一样检举。汽车公司派人收买他，买不动；派流氓威胁他，他也不怕，软硬都不吃。他自己每天只睡4个小时，过着像苦行僧一般的生活，就这么一个怪物。后来，在美国造成很大一个风气，汽车公司道歉，他成了一个保护消费者权利的英雄人物，可是他付出了很大代价。
       大家都说我在中国的台湾地区是凶悍的人，我喜欢打官司。打官司便宜，花一块钱，买一个打官司用的告事状，有固定的格式，一天就告一群人。用法律的手段，帮助我争取我应该有的权利——不守法律，我们就逼着他守法律。法律本身是睡觉的，你要使它醒过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准。我就专门干这行了。
       我争执的对象大部分都是政府，我恨这个政府，所以告他们。这里面最有趣的一点，就是在这个地区有一个法律，后来他们公布了叫做《国家赔偿法》，意思就是说国家做什么事情做错了，包括政府的公务员做了什么错事伤害了你，你有权利向政府要求赔偿。我有96本书被查禁，我是古今中外被查禁书最多的一个人。
       当时国民党政府查禁我的书用的法律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戒严地区。国民党在台湾搞戒严，是全世界历史上戒严时间最长的。蒋经国在临死以前，为了表示他自由民主，就把这个戒严解除了。在“解严”前半个月，趁着我母亲在国外探亲的时候，我印了一批禁书藏在我母亲在台中一中宿舍的家里。台中市政府联合了台中地区的警备总司令部，找来锁匠，打开我母亲家里的门，冲进去把箱子打开，把我的禁书没收了。
       没收了以后呢，我立刻就去告。这个官司打得啊，一会儿他们有罪，一会儿他们无罪，打了五年半，最后官司打赢了。他们赔我的钱。我是刁民。大家懂我这个强盗哲学吗？我们过去讲“民不聊生”，现在是“官不聊生”。“刁民”不是乱闹的，我们是很细腻的，很合法的，用你的规则出你的洋相，并且绝对没完没了。
       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政府不守法，查禁我的书，我就要跟你算账。其实后来我后悔了，我为什么只把3万多本书放在我妈妈在台中的家里，为什么不多放一点啊？多放一点赔得更多啊。这书要卖都卖不了这么多钱。因为没有折扣，每本书都按照定价来赔我钱。他们说：“你要钱吗？”我说：“我不要钱，我要书。”他们还不出来，被烧掉了，又不能现印，印的话又要被我告——哎，你盗印我的书，你是海盗，政府就是海盗。他们没有办法，才按照法律赔我的钱。
       所以，我的女儿在北京也好，在华盛顿也罢，只要向这个社会争取你合法的权利，就要准备付出代价。我过去打过很多官司，现在不景气，官司比较少，只剩下13个了。为什么我这样刁？我并不想打官司，我要在意大利，就搞个黑手党，你惹了我了，我把你做掉，这多痛快啊。可是，这不是正规的路。我们要求我们的国家进步，就要主张法制，相信法律。
       我这样做就是要告诉大家怎么用合法的方法来争取权利。我不需要革命，我也不需要叛乱，我用他们的规则出尽了他们的洋相，花这钱我花得好爽好爽。
       （范一摘自《李敖有话说》，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