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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只砸一颗钉子
       东方广场，是华人首富李 嘉诚投资的亚洲最大建筑群。谁都不知道，东方广场竟始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女子之手。是她将长安街上的10万平方米土地卖给了李嘉诚先生。她叫周凯旋。
       20世纪90年代初，董建华还是董氏集团董事长。当时，周凯旋是董氏集团投资的一家公司的董事，负责大陆投资项目。
       1992年，董建华下属的一家公司准备投资位于北京王府井边缘、北京饭店后面的一块地产。周凯旋给董建华分析道：“王府井的地皮炒得很热，最好的一块地已经被吃掉，我们只能在边缘地带陪末座，这个游戏最好不玩。”
       她的意见没有得到重视。因为她是房地产的外行，甚至不知道“容积率”是何物。
       接着，周凯旋找到董建华的表妹，说：“我们在北京找一块有投资价值的地皮，如果董先生不做我们就自己做。”
       1992年8月，两个年轻女子采用一种最直接的方式开始了她们的第一次生意——她们在长安街上走来走去，寻找目标。最后将目光锁定在儿童影院那幢小楼上。两个人准备将它重新装修一下，开个店。
       一个爽快的女经理接待了她们。周凯旋开门见山，说自己想买这幢小楼。此等大事，女经理岂敢做主，立即通知了当时的东城区文化局局长陈平。
       周凯旋和陈平谈得非常投机，陈平最终被说服，去请示当时的主管副区长刘晓晨。刘晓晨因为这两个神秘女子太年轻，担心上当。周凯旋这才道出董建华的背景。双方开始进入实质性谈判。
       很快，陈平就告诉她们一个坏消息：整个东长安街以及王府井地区，都属于统一规划，要开发儿童影院，必须连带周边1万平方米的面积一起开发。
       周凯旋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可是，细心的周凯旋马上发现这里的交通有问题——由于周围的几块地尚无人购买，本来应该与邻近开发商共担的道路建设费，就需要独自承担了。
       周凯旋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计划——把周围那几块地一并吃下，由1万平方米扩大到10万平方米！
       毫无地产经验的她日后说：“财富只降临在有胆识又谨慎的人身上。”
       在新计划用地上，许多单位都是有背景的国家机关，而周凯旋只有孤身一家家上门拜访。很快地，她就找到了谈判的秘诀：见面就问对方想要什么。如果对方没有钱，又不愿意冒风险，就不采取分成的办法——对方不用出资，而开发商每年给他们一笔稳定收入作为回报。这样双方往往一拍即合。
       1993年秋天，周凯旋在北京王府井饭店第一次见到李嘉诚，她事先准备了厚厚一摞材料，决心说服他做这个项目。两个人坐下后，李嘉诚就问：“你做这个项目是否有丰富的经验？”周凯旋直言相告：没有。
       没想到，事情竟然谈妥了！前后只用了5分钟，李嘉诚答应了周凯旋提出的2.5%的佣金，由她负责拆迁以及完成全套手续。
       接着，周凯旋和东城区研究出了拆迁的策略：10天搬完拿A级拆迁费；20天搬完降一级拿B级拆迁费；30天搬完再降一级拿C级拆迁费。
       结果短短6个月，东方广场所征用土地就全部腾空，地面建筑物夷为平地。
       关于东方广场的最大争议是盖多高的楼。天安门仅38米，人民大会堂最高不过40米，东方广场如果按最初的85米高设计，将使那些“政治象征变得矮小”，这引起了专家们的强烈反对。
       周凯旋向李嘉诚建议道：“北京人很珍惜自己的天空，这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一种规矩。不能用香港的思维去考虑北京的问题。”
       最终，东方广场的建筑高度为68米。
       不知情的人都认为周凯旋搬动了多少高官，动用了多大的政治背景，最骇人的传言是，东方广场与“陈希同、王宝森事件”有牵连。其实，周凯旋拿下所有的审批手续，只是按照规定程序一级一级上报。
       拆迁完成之后，有人猜测周凯旋有可能参与东方广场的权力高层，可是她撤出了。
       1996年1月，周凯旋将手续齐备的10万平方米“熟地”交给了东方广场的项目公司，拿到了4亿港币的佣金，一半提现，一半则转为东方广场股权，作为长线投资。
       “很多人费尽心机急于赚钱，做很多事，赚的只是零碎钱。我集中精力只做一件大事。”
       1996年的秋天，完成东方广场使命的周凯旋到日本度假，在填写入境单“入境目的”一栏时，她写的是“什么也不干”，使得日本的边境官员瞪大了眼睛。
       什么都不做是人生最大的奢侈。那一次，我就想奢侈一回。
       （王澜摘自《中国妇女》
       200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