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子看电视，他对形形色色的剧中人弄不太清，因此他采用一种简单的标准—“是好人，还是坏人?”大人只要说“是好人”、“是坏人”，小孩就心满意足了，大人也觉得省事。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有点儿头脑的大人，就知道“好人”、“坏人”可没那么简单。
孔夫子是研究这个问题的人，他把人做了分类：有圣人、有仁人、有中人、有上智、有下愚，等等，但他研究得显然不仔细。直到班固在《
汉书》里做了“古今人表”，把人分成九类。
班固在“古今人表”前面说：
“可与为善，不可与为恶，是谓上智。”
“可与为恶，不可与为善，是谓下愚。”
“可与为善，可与为恶，是谓中人。”
班固从这三大类中，“以列九等之序”，分出九类，从善恶问题中，判定好人坏人的程度。形式上固然比“二分法”仔细，但他仔细的标准，却是荒谬的：例如伏羲、唐尧、虞舜是先生级的，就变成上上圣人类；而女娲、女皇、娥皇是太太级的，就变成上中仁人类，这是哪一门子的标准?比干是上中仁人类，而关龙逄是上下智人类，这又是哪一门子的标准?周武王的两个儿子是中上类，而周公的七个儿子是中中类，这又是哪一门子的标准?……
班固的“古今人表”虽然荒谬，但从这两千年前的中国人的意识形态里，我们仍可过滤出不少“中国式好人”的检定标准，这种检定标准是：
第一，道德标准—道统中的圣人是上上的好人，与圣人冲突的，不被谅解，所以老子、墨子、告子都贬到中上类。“非圣无张”是坏人干的事，一个人只要口口声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打着这种招牌，就被目为好人。
第二，愚忠标准—愚忠被目为好人，所以箕子、比干、关龙逄、伯夷、叔齐、屈原、豫让等都晋入前四类。
第三，孝子标准—孝子被目为好人，由虞舜以上上圣人领头，延伸为“求忠臣于孝子之门”。
第四，大臣标准—大臣被目为好人，延伸为大官被目为好人，可以“作之师”，可以颁奖“好人好事”。
第五，美女标准—跟美女有瓜葛的，不被目为好人。连带美女也一视同仁。
这五种标准，都是有问题的：试看道统标准下，出了多少大奸巨恶?愚忠标准下，出了多少鹰犬走狗?孝子标准下，出了多少公孙弘式的坏蛋?大臣标准下，出了多少扶同为恶的权奸?美女标准下，出了多少被歪曲的中华儿女？
“中国式好人”标准，常常出不来好人而出来伪君子，出来坏人和乡愿。因为，真正的好人往往是不合乎道统标准的(像李贽)，不合乎愚忠标准的(像晏子)，不合乎孝子标准的(像匡章)，不合乎大臣标准的(像陶潜)，不合乎美女标准的(像文天祥)。李贽特立独行，七十多岁，在牢里自杀殉道，谁比得了这个“坏人”?晏子不死君难，临大节而不可夺，谁比得了这个“坏人”?匡章全国说他不孝，孟子说他是天下大贤，谁比得了这个“坏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看不起做官的，不肯做坏政府下的公务员，谁比得了这个“坏人”?文天祥生活奢侈，又好美女，在生死关头，从容就义，谁比得了这个“坏人”?
古往今来，中国人的“平均公民”并不是很够水准的，原因就在好人的标准出了问题。
真正的好人，必须是大智大仁大勇的、狂狷的、特立独行的，“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的、“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真正的好人绝不是伪善的、乡愿的、八面玲珑的、整天讨好人的，真正的好人绝不投靠在强梁的一方，真正的好人绝不向社会降格取媚，真正的好人绝不在乎被斗臭斗倒、被下狱、被栽诬。真正的好人是大丈夫。
（符郁摘自《昨日以前的星光》，
北方文艺出版社，由旭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