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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的第44卷有份清单，记录有清一代发生过的地震，从顺治元年到光绪29年，260年间，地震492次，平均每年一到两次。分布也均匀，从江南到塞北，从康熙到乾隆，每年都有，几乎每个州县都曾经被轮上。
那时，政府和民间已经有了一些救助措施，虽不完善，但对挣扎于死亡之海的生命来说，就是捆成一束的救命稻草。
飞章题报
过去有地动仪，等地震发生了，地震波传过来了，那地动仪会喀吧一声，铜球滚动，从龙嘴里掉进蟾蜍嘴里。哪个方向的蟾蜍衔了铜球，就说明哪个方向发生了地震，大伙据此察看，及时了解，及时赈灾。
到清代，地动仪早失传了，哪儿有地震，震级多大，伤亡怎样，只有靠地方奏报，朝廷才能得知。所以，顺治17年起，清政府就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灾后报告制度。
这套制度规定，一旦发生天灾，县令必须把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破坏程度上报给知府，然后知府上报给道台，道台上报给督抚衙门，督抚汇总之后，给皇帝写奏章。
天灾分急灾和缓灾，像山崩、海啸、地震、洪水，属于急灾；干旱、蝗虫、木冰、雨土，属于缓灾。如果是急灾，地方官可以先赈灾，后上报，或者一边赈灾一边上报，以保证受灾群众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救助。如果是缓灾，则要求督抚衙门分批汇总，每年六月上旬集中上报一次，九月上旬再集中上报一次。若有漏报、缓报、瞒报、误报等情形，上自总督，下至通判，都有可能受到处分，譬如扣工资（罚俸），或者降级。
另外，为保证那些上报天灾的公文在路上不至于耽搁或丢失，清政府要求全国各个驿站像传递军事情报一样传递报灾公文，公文一到，快马传送到下一个驿站，如果拖沓误事，驿使要受到“杖八十”的处分。
官方赈济
清朝的官方赈济主要分两种，一种是直接下发粮食、布匹、银两和药品到灾区，一种是减免灾区的租税和徭役。
那时候，各地建有粮食储备库，常平仓用于平抑物价，京通仓用来发放补贴，社仓、义仓则用来赈济灾民。其中设置最广、储粮最多的，当属常平仓，故此国家实施赈济时，也会从常平仓中调拨粮食。国家从常平仓向灾区调拨粮食时，力图杜绝地方官和其他经手人贪污，上司如有监管不当的责任，也要被革职。
乾隆5年，江苏地震，朝廷赈济大米，成人每天五合，小孩每天三合，持续发放50天。“合”是容量单位，清代每合约有0.1035公升，装满大米，约一两六钱。换言之，当时成人每天能领到八两米，小孩每天能领到半斤米，这点儿米不多，但足以保命。
放赈以粮食为主，个别时候也赈济银两。康熙22年，山西地震，萨穆哈奉命赈灾，就曾申请从宫廷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给山西灾民发钱。从赈济效果来看，银两不如粮食更直接，因为倘若一个省份大面积受灾，则受灾群众即使领到了钱，也很难买到粮食。所以，赈济银两通常只用于一州一县的小区域，且只用于粮食充裕、粮价不高的年份。
民间救助
在整个帝制时代，明、清两朝是民间慈善最发达的阶段，全国各地尤其是江浙等经济发达地区，多有儒生、富商、乡绅甚至官员牵头捐款，设功德箱，建义仓、社仓、育婴堂、保婴局、恤孤会、救生局、清节堂、施棺局等等，用于赈济灾民、收养弃婴、抚育孤儿、资助寡妇、打捞浮尸、帮助贫民完成丧葬大事。
这里试举两例，只说救灾：
乾隆7年，扬州水灾，徽商汪应庚组织当地盐商捐款，他自己一人就捐了纹银六万两。
道光3年，常州旱灾，乡绅杨襄绩组织当地乡民捐款，他拿出全部家产以及千余石粮食，建成一座义仓，让几万人免遭饿死。
(许昕摘自2008年5月19日《北京青年报》，张伟明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