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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年，列宁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经常不能视事。斯大林背着列宁通过了削弱外贸垄断等决议，遭到了列宁的强烈反对。其间发生了因此类事情斯大林大骂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以及列宁给斯大林“绝交信”的事件。这类事件在一定程度上给病体脆弱的列宁以进一步的伤害。
       1923年3月6日深夜7日凌晨，列宁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0日列宁再次中风，这是最严重的一次，导致失语，右半身麻痹，右手右脚不能转动。从此完全脱离了政治生活。3月14日开始发布列宁病情公报。
       列宁凭借着坚强的机体和顽强的意志同疾病搏斗。5月上半月列宁病情略有好转，5月15日被送到乡间别墅哥尔克疗养。在这里，列宁每天做恢复语言的练习，健康状况有所好转。但是6月23日后至7月上半月，病情再次恶化。从7月下旬起又逐步好转，睡眠和胃口恢复正常，情绪很好，开始用左手练习写字功能。他还努力锻炼恢复走路、说话、阅读的能力。先是坐轮椅，后来改由人搀扶着走路，以后不要人扶，只用手杖，自己上下楼。常常到院子和花园散步，到树林采蘑菇，甚至乘爬犁到林中打猎。8月8日，列宁请求给他报纸，从8月10日起列宁每天阅读《真理报》，后来又增加《消息报》和其他报刊。这些报纸列宁先浏览一下，划出要看的材料，然后由克鲁普斯卡娅读给他听。她回忆说：“我按照他的指示给他读电讯、社论、文章。他本人很快就把握报纸的内容，不让放过任何重要的东西。”有时克鲁普斯卡娅怕列宁激动，有意避开一些材料，但列宁常常给她一一指出。
       8月，撤销医生的昼夜值班，9月停止了护士值班。为列宁治病的医生费尔斯特和多博罗加耶夫在9月表示相信．列宁能逐渐恢复语言功能。10月7日县委书记训练班上通报了列宁健康状况：“今年夏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极为严重。这几个月为列宁同志治病的医生和我党中央都很担心。但最近两个月无疑大有好转……列宁同志关心政治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早先已经得到医生的允许，开始读报。列宁同志独立行动和活动能力得到发展，我们希望不久能完全康复。”（《真理报》1923年10月9日）
       1923年10月18—19日，列宁最后一次回莫斯科。对这次莫斯科之行，苏联时期的记载颇为奇怪。起初根本不提列宁曾经回莫斯科一事。后来，虽然提了，但把日期限定在10月19日，并且说一共呆了2—3小时。后来才承认列宁在18—19日回过莫斯科。但所说的行程各不相同。这就使人不得不怀疑这中间隐藏着什么不想让人知道的东西。
       1934年出版的凯尔任采夫的《列宁传》写道：
       10月……有一次他坐车到莫斯科，到克里姆林宫中他的房间里去看了一看。在归途中他又在那正在筹备中的农业展览会停车看了一会。这是列宁最后一次到克里姆林宫了。
       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埃·鲍·根基娜《列宁的国务活动》是这样记述的：
       1923年秋，列宁常常乘汽车出游，而10月18日则从哥尔克来到了莫斯科，来到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在图书室挑走了一些书，10月19日最后一次走过莫斯科的街道，并在返回哥尔克的途中参观了1923年8月就已经开幕的农业展览会。
       而按照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沃尔科戈诺夫《列宁》一书中的描述，行程是这样的：
       10月18日下午到克里姆林宫，在那里服务人员已经在等待他。列宁很费劲地上到自己的住所，好奇地看看自己的东西、周围环境、书籍，不久就躺下休息。第二天来到自己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进入空荡荡的人民委员会会议室，然后到了院子里。从自己的图书室取了一些书之后，列宁表示想游览莫斯科，去了农业展览会。但大雨妨碍了参观。回到克里姆林宫取书，然后乘车回哥尔克。
       《列宁年谱》的说法是：
       18日乘车到莫斯科，回住所，到人民委员会会议室、办公室。19日乘车游览克里姆林宫、莫斯科街道、农业展览会，然后返回克里姆林宫，从图书室取走一些书，然后乘车回哥尔克。
       这次莫斯科之行起初列宁心情非常愉快，进城时列宁脱帽向首都致意。但是后来情绪变了。当时任《工商报》副主编的瓦连廷诺夫从B．H．马良托维奇那里听到一些“小道消息”。后者是通过认识的医生了解列宁莫斯科之行的某些细节的。据瓦连廷诺夫的描述，大致情况为：
       列宁先到会议室，然后回住所，在那里久久地寻找什么他在第三次发病之前写的放在住所的东西。列宁有个习惯，不许任何人碰一碰他保存的任何文件。他在去哥尔克时曾要求秘书福季耶娃锁上办公室桌子抽屉的锁，不要收拾，住宅也同样如此，包括克鲁普斯卡娅在内，谁都不许动他的札记和其他任何文件。他说，只有这样他才能迅速便当地找到所需要的文件。当列宁回到克里姆林宫后发现他所规定的秩序不知被谁破坏了，在他认为可以找到东西的地方却没有他所要的东西。列宁对此非常恼怒，开始嘶哑地说话，出现痉挛。吃惊的克鲁普斯卡娅和乌里扬诺娃把他扶上汽车，送回哥尔克。此后几天他处于重病状态，已恢复的语言功能又失去了，尽管时间不长。
       陪同列宁去莫斯科的玛·乌里扬诺娃对大夫（据说是克拉梅尔）说，在寻找所需要的东西以前，列宁一直很好，东西没有找到才开始激动、气愤，然后突然宣布，他的东西被盗了。他开始抽搐，完全失去了讲话的能力。
       几天以后，克鲁普斯卡娅把大夫叫去，以很不满意的口气说，乌里扬诺娃告诉他的事情不准确：
       弗拉基米尔有病，他会以某种歪曲的形式想象某些现象。在这种状态下，他的话不能信。我不希望传出似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什么文件、手稿、书信被盗的流言。这种流言只会带来很大的不愉快，制造完全不必要的谈资和怀疑。请把玛丽亚·伊里尼施娜告诉您的一切都忘了。她本人也请您这样做，因此不必同她谈此事。（见瓦连廷诺夫《新经济政策和列宁死后的党内危机》斯坦福1971年版，第62—63页）
       这是一段已无从核查的轶闻。瓦连廷诺夫的记述是否纯属无稽之谈呢？瓦连廷诺夫提供的莫斯科之行的顺序比较符合后来公布的材料，可见他听说的情况并非空穴来风。列宁文件泄密是当时确实发生过的事实。1922年12月23日起列宁口授了一批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这些信列宁明确交代是绝密的，不得交给任何人看，当然也包括政治局委员。然而，这些信到12月底，已经被一部分政治局委员看到了。关心列宁文件的人在列宁离开克里姆林宫之后是否会去光顾列宁的办公室，很难说。
       有一个事实是，在1923年10月下旬，列宁已开始好转的病情又恶化了。1924年以后在列宁研究院工作的弗·戈·索凌1927年1月在《真理报》上写道：“这次行程之后好几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陷入沉思和痛苦之中。”20世纪50年代末出版的《列宁传》承认，“1923年10月下半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病情……又有恶化的症状”。（《列宁传》，三联书店1960年版下册，第640页）可以看出，莫斯科之行确实恶化了列宁的健康，或者说，莫斯科之行结束后列宁的病情急剧恶化了。
       在1923年底，还有一件事更使列宁激动不安，这就是当时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等党内多数派围绕“新方针”发生的争论。《列宁年谱》记载，不早于11月7日至12月，列宁浏览报纸，请克鲁普斯卡娅给他读关于党的建设的争论的基本文件。1924年1月俄共（布）召开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会议总结了“新方针”的争论，谴责托洛茨基主义为“小资产阶级倾向”，是“对列宁主义的修正”。会议还决定公布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决议的第7条，此条规定对搞派别活动的中央委员可以降为候补委员直至开除出党。1月17—18日列宁浏览报纸，看发表在《真理报》的关于俄共代表会议的报道，由克鲁普斯卡娅读给他听。19—20日她给列宁读发表在《真理报》上的代表会议决议。克鲁普斯卡娅后来回忆说：
       星期六（1月19日）看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激动不安起来，我告诉他，决议是一致通过的。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们是在谈论决议中度过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得非常仔细，有时还提问题。（《列宁年谱》，第622页）
       20日列宁感到身体不适，没有吃早饭，也没有出去散步，说眼睛有病。21日下午5点半，病情急剧恶化，呼吸断断续续，逐渐失去知觉。6点50分逝世。
       从列宁的突然逝世，我们可以看到与莫斯科之行类似的时间和逻辑关系。党内争论和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就争论做出的决定，显然使列宁深感不安。第一，争论涉及党内民主和反对官僚主义，这都是列宁发病前后所关心的问题。第二，被戴上“反列宁主义”罪名的托洛茨基恰恰是列宁在病中一再求助的人，是列宁甚至同意与之结成“反官僚主义集团”的人。第三，关于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决议的第7条，列宁当时曾经表示，让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有权开除中央委员，这是任何民主制和任何集中制都不容许的。这只是一种极端措施，希望不要运用，提议不予公布。（《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88、97页）在列宁缺席的情况下，公布这一条，极有被滥用的可能。这样看来，列宁在读报过程中“激动不安起来”，克鲁普斯卡娅要向列宁解释“决议是一致通过的”（她不可能说得更清楚了），就不足为奇了。但是，解释显然不足以使列宁平静下来，此后病情急剧恶化而终于与世长辞，人们不难感觉到其中的内在逻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