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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埠以后上海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发展，不仅远远超越了周围那些历史悠久、经济和文化素称发达的中小城市，而且很快成为中国以至亚洲最大的城市，还形成了一批以素质高、能力强、影响广为特征的“上海人”（尽管他们的原籍大多并非上海，很多人也不是在上海出生），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人和。具体地说，得益于租界和移民这两大要素。移民更是上海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上海的发展不同于其他城市的重要特点。
       旧上海移民的特点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叶上海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但又具有明显的特点。
       一是数量多，迁入时间集中。开埠之初，包括租界在内的整个上海县的人口不足25万，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只有26名，但到1942年上海市的人口已高达392万，外国侨民更达到15万。至1949年上海解放，全市人口又增加到554万，外国侨民也还有28000人。其中非本地籍人口有471万，占总人口的85％。即使排除临时难民的因素，迁入上海的移民及其后裔也肯定超过400万。这些移民迁入的时间也相当集中，往往是迁出地区的推力（如天灾人祸）与上海的拉力（如民族工商业飞速发展时期或租界畸形繁荣阶段）作用明显的阶段，如太平天国起义、军阀混战、日寇入侵、苏北水灾、20世纪初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等都曾驱使或吸引大批人口迁入上海。
       另一个特点是移民的总体素质较高。迁入上海的移民的主体来自江苏和浙江两省，占移民总数的70％以上，其中又以苏南、浙北为大多数。近代沿海大中城市都吸收了大量移民，有的也是以移民为主，如北方的天津，但就移民的素质而言，迁入上海者无疑是属最高水平。一方面，上海移民的主要来源是苏南和浙北，是自公元10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也是商品化程度比较高的地方，当地民众文化程度较高，生产技能较精，商品经济意识较强，心态比较开放，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事物。而且对上海的移民高潮集中于太平天国战争和抗日战争期间，由于这两次战争对苏南、浙北影响极大，在当时深受破坏的情况下，当地的中上阶层也纷纷迁出，而拥有租界的上海无疑是首选的迁入地，这无疑是将这些外迁人口送往上海的巨大推力。这些人口的素质本身就较高，他们拥有的财产流入上海，很快转化为资本，就连他们在家乡拥有的土地，相当大一部分也易手而用于投资。
       第三个特点是移民的多元性和国际性。迁入上海的移民虽以江浙为主，但来自广东、安徽、湖北、山东的移民也都在10万以上，在洋行、百货、传统商业、铁路、警察等行业中占相当大比例。湖南、江西、福建、河北等省的移民也有相当数量，其他各省及各主要少数民族几乎都有移民。在经常保持着的数万外国侨民中，除英、美、法外，俄、德、意、奥、荷、加、瑞等欧美各国与日本、朝鲜、越南、印度等亚洲各国都有大量移民。其中英美和法国在1942年前拥有自己的租界，日本侨民集中于虹口。“白俄”的迁入相当集中，其上层人物在音乐艺术界有很大影响，犹太难民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大量拥入，形成自己的社区。朝鲜侨民曾建立韩国临时政府，进行抗日斗争。
       而其他地方就没有这样的优势，不是总体素质不高，就是来源过于集中。如天津的人口中移民也占了较大的比例，并有相当大的数量，但其移民的主要来源是河北和山东，河北移民占外来移民总数的79％，山东占14％，合计达93％。众所周知，晚清与民国时的河北和山东的经济文化远非苏南、浙北可比，加上迁出的移民又以中下层为主，其素质自然不会很高。天津也不乏上层移民，但那大多是来自北京的遗老遗少、下野政客、失意军阀或退休官僚移民，他们或者在伺机东山再起，或者沉湎于声色犬马，或者靠积蓄安度晚年，很难迅速将财富变为资本，更少弃政从商。就是广州、香港所吸收的移民，也还不能与上海相比。
       第四个特点是人口有进有出，即每年在大量人口迁入的同时，也有大批人口外迁，有的年份迁出人口甚至接近迁入人口。在迁出的人口中，既有迁入后不适应上海环境或难以生存者，也有已经定居但因种种原因无法或不愿继续留在上海者。无论他们主动或被动，其中大多是“优胜劣汰”的结果。这一过程在实际上提高了上海人口的总体素质，也加剧了上海的竞争程度，提高了竞争能力。
       最后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并与前几项特点直接有关，即移民迁入和定居的条件。迁入移民素质再高、数量再多，如果没有一个适宜的环境，也不可能发挥其作用。
       移民的定居条件首先有一个土客关系，即原有人口与新迁入的移民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土（著）强客（移民）弱。移民的作用不易发挥，虽然对土著不无影响，但最终大多为土著所同化。客强土弱则相反，土客相当则冲突碰撞激烈，但最终可能形成土客交融的局面。上海开埠前只是一个普通的沿海县级城镇，即使在本地，也没有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优势。加上开埠后的上海主要是在上海县城外的租界上发展起来的，当地人口虽不能算空白，也是数量有限的农村土著，与大量拥入的移民的数量和质量相比，实在微不足道。就是到了租界与华界连成一片和租界取消后，本地人口在总人口中也只占很少的比例。而天津的本地人口要占总人口的40％，加上移民是逐渐迁入的，所以在相当长的年代中土著占有明显优势，移民的作用不易发挥。而且在上海的外来移民中，苏南、浙北籍虽占很大比例，却还有江浙其他地方、安徽、广东、山东、湖北等多种来源，没有哪一个原籍的移民占有绝对或压倒性的优势。这种多源性无疑有利于移民之间的良性竞争和相互制约。
       实际统治着租界的外国当局在中外移民之间不可能保持公正，所以外国移民往往能凭借他们的特殊身份获得各方面的特权。但租界当局为了自身的利益，同时出于对本国制度的自信，将西方的制度和管理模式引入上海，客观上为迁入上海的移民创造了比较规范和公正的竞争环境，使移民能够进行良性竞争，各自的优势和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和发展。所以最终能在上海定居和延续的，都是移民中的较强者。即使是底层贫民或一般的体力劳动者，也是在体力、适应能力、竞争意识等方面相对的强者。例如以往每当苏北大水后，就会有大批难民拥入上海。灾害过后难民大多会返回故乡，但总有一些人留了下来，成为上海的工人、店员、警察，无论如何他们比返回的人有更高的素质。
       不过，最重要的条件还是迁入地本身的发展。一个飞速发展、前途光明的地方，不仅已经迁入和定居的移民不会外流，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作用，还能吸引新的移民源源不断迁入。开埠后的上海正是这样一个地方，并且在旧中国的特殊条件下长盛不衰，胜过中国任何其他地方。如同时期的香港，尽管已是英国的殖民地，完全按照英国的模式进行管理，但无论是本身的区位、腹地和对中国的影响，都不能望上海的项背。
       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上海人口迁移的状况
       从1949年至改革开放这30年间，上海人口迁移的形势完全逆转，在数量上是出大于入，在质量上也是出高入低。在一段短时间内，由于经济和文化方面都还有老本可吃，加上经济运行的惯性作用和文化上的滞后效应，后果还不甚明显。时间稍长就难以掩盖，只是由于人们已逐渐习惯了计划经济和“计划文化”，对上海文化的衰落熟视无睹，或者已无可奈何而已。而今虽事过境迁，这30年的消极影响依然不时可见。尽管已有改革开放以来的努力，特别是近年来的大力引进，上海在人才与人口素质方面的优势尚难与极盛时期同日而语。
       迁出上海的人口中，最先一批集中在1949年前后，主要是随着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崩溃和上海的解放而迁出，少量是台湾光复后前往接管的，其余波持续到50年代前期。其中有国民党的党军政警人员及其家属、社会名流、企业家、行政和专业人士，迁往台湾、港澳及国外。他们成为五六十年代台湾、港澳各界的精英和中坚，直到90年代还有明显的影响。如香港回归前竞选首任行政长官的三位候选人董建华、吴光正、杨铁梁，以及陈方安生、范徐丽泰等，都有迁自上海的渊源，以至有人戏言上海话有望成为香港上层的通用语言。在金融、工商、新闻、演艺各界中更不乏其人，台湾也有类似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后，原来在上海的一批党政领导和民主党派上层人士、各界知名人士陆续北迁。随着设置在北京的各种机构及其职权不断扩大，原来在上海的全国性机构几乎全部迁往北京。上海作为华东地区中心的地位，在行政大区撤销后也不复存在。在民主党派、学术、科技、教育、文艺、新闻、出版等各界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人物中，继续留在上海的屈指可数。
       从解放初的参军、参干（大多是随解放军南下当干部），到以后的支援边疆，内迁大小三线，上海输出了大批大专院校毕业生、科技人员、工程技术人员、行政管理人员、教师、医护人员、演员、技师、熟练工人和职员。如现在位居全国重点的西安交通大学就是从上海交通大学迁去的，复旦大学的农学教授成为东北农业大学的骨干。在东北、西北、西南和南方的不少地方都有上海移民及其后代。为了满足上海移民的需要，当时还将越剧团迁往西安和兰州。这类移民的总数累计超过100万。
       从“三反”、“五反”、思想改造、“镇反肃反”、“整风反右”、反“右倾”、“四清”，到“文化大革命”，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有一些人因被判刑，送劳动教养，开除公职，精简，下放及种种强制手段而迁出上海。还有一些人是被动员，或者是“自愿”离开上海的。这些人中有一部分得以迁回，但大多已年老力衰，或者脱离专业已久，在同类人中处于劣势。
       在此期间，上海的大中专毕业生大量分配往外地。到上世纪60年代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时，“根正苗红”就成了留在上海的主要标准，专业知识和业务水平反而成了陪衬，甚至根本不加考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支援边疆，一开始限于失学在家、或不能考入高一级学校的“社会青年”，以后出现了放弃上大学而去新疆、退学下乡的典型，到“文革”期间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后，“上山下乡”就成了中学毕业生的唯一出路。100多万上山下乡的知青虽然大部分已经返回上海，但除少数人及时深造弥补，得以进入社会的中上层外，大多数人既无文化，又在身体或心理上受过损伤。这不仅使他们本人缺乏竞争和生存能力，也使上海在45—55岁的年龄层出现人才断层。
       由于水平高、名气大、地位高、政治要求严的大学基本都不在上海，最优秀的高中毕业生一般都以北京等地的大学为报考目标，或者被保送留学苏联，上哈尔滨军事工业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张家口军事外语学院等一类学校，或者在爱国热情下报考军事、通讯、地质、勘察、航空、航海一类院校，他们返回上海的比例很低。
       在此期间迁入上海的人口，不仅数量有限，素质上也不能与迁出者相比。
       最先迁入上海的是解放后的接管人员，即主要来自山东和苏北解放区的干部和军人，其中一部分就此定居于上海。他们中不乏政治、文化、管理水平都高的优秀干部，但总的说来，文化和管理水平不高。由于他们在政治和社会地位处于强势，又大权在握，加上长期“左”的政策，造成外行领导内行，文化高的服从文化低的这样一种“劣化”趋势。其中的上层人士及其家属形成封闭的社区，与社会隔离，以至第二三代人还不会说上海话，不了解上海文化。
       以后陆续迁入的有：由中央或外地调入的干部或专业人员，由外地来的转业退伍军人，由外地院校分配来的毕业生，考入上海院校毕业后留上海工作的，从外地招收的职工及其家属，极少数由海外归来的定居者、留学生、华侨和侨属，驻军及军事院校，干部和职工在外地的家属。
       这些迁入者中当然也有一些人的素质不低，或者是杰出人才，但他们的政治地位决定了他们的才能不可能得到自由发挥，而只能根据党的政策执行任务。如果他们执行不力，自己也难免成为阶级敌人。加上上海长期被渲染为“冒险家的乐园”，南京路则充满“资产阶级的香风毒雾”，迁入上海的劳动人民或出身好的青年不得不随时警惕，防止“一年土，两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那种“忘本变修”的结局。知识分子和出身不好的人必须加倍努力地接受改造，夹紧尾巴做人。而且他们一般不了解原来的上海文化的真实情况，更谈不上继承和发展了。
       上海的外国侨民最多时曾达15万，1949年也还数以万计，但此后只出不进，白俄、犹太人纷纷离境，剩下的老外侨陆续死亡。据说最后一位外侨已在上世纪80年代初去世，延续一个多世纪的上海外侨群体就此绝迹。曾经在上海的发展和上海文化的形成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外侨，在此期间没有起过什么作用，不仅是由于他们数量的减少，更在于他们的地位已发生根本的变化，留下的人虽还受到保护，但因中国与他们的母国之间不正常的关系而处于微妙的地位，他们在上海的作用早已微不足道了。在此期间上海也有一些流动的外国人，如外交官、游客、专家、商务人员、海员，有的是常驻人员，但似乎没有外国人选择在上海定居，更没有能形成新的外侨群体或社区。“文革”期间，来上海的外国人已越来越少，所以每每有“外宾”出现，市民们不是被组织起来热烈欢迎，就会自动围观。直到70年代末，不围观外宾还是政府对市民的经常性要求之一。
       （本文节选自《创造人和——新时期上海的移民战略》，题目由编者另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