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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退休生活
       我于2003年从领导岗位退休以后，常常有同志关心地问我：“从繁忙的正作中退下来，您适应吗？您是怎样安排退休生活的呢？”我总是回答：“很适应，我的退休生活很丰富。”
       退休后的生活，对我来说，其实就是换了一张日程表，除了内容不一样，时间的安排仍然是非常紧凑和充实的。简单地说，就是八个字：健身、健脑、读书、写作。不要看就这简单的八个字，内容还是很丰富的。
       我认为，对于我们退休的老人来说，保持身心健康最为重要。人的一生，在职时不论职位高低，不论从事何种工作，都要为党的事业、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勤勤恳恳地工作；退休后，要积极、健康地生活，健康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生活。寿而康是享受，寿而不康是难受。一个人退休后如果生活在病痛之中，那不仅会使自己痛苦，给家人和亲友增加负担，更会给社会增加负担和麻烦。就我个人而言，多活几岁少活几岁并无所谓，但一定要活得身心健康。为此我还专门篆刻了一方“寿而康”的印章。我常开玩笑说，身心健康可以“自己不受罪，家人不受累，减少医药费，有利全社会”。
       如何健身、健脑呢？我选择了游泳、打网球、打桥牌、学习篆刻。游泳是一项很好的健身运动，虽然略显枯燥，但健身效果较好。打网球活动量较大，有一定的竞技性和趣味性，但要注意安全。我不以竞技为目的，打的时间较短，主要是为出汗和活动全身筋骨。桥牌有益于开发智力，对于保持大脑的活动、训练思维能力、培养协作精神很有益处，对年纪大一些的人来说，还可以延缓大脑功能的衰退。篆刻是一门艺术，对手、脑、眼的协调配合有较高的要求，可以达到健脑的目的，还能培养人的审美情趣和艺术素养。
       我71岁开始自学篆刻，最早的篆刻作品是“科教兴国”、“振兴中华”，表达我对“科教兴国”战略的认识。接着，我刻了“好学为乐”、“学海无涯”、“江南老童生”等，以表明自己学习的态度。我所刻的每一方印，都有一篇题记，说明为什么要刻这方印，为什么这样刻，这也可以说是“以石言志”吧!
       我爱读书，但过去读的书和现在读的书不一样；过去是为工作需要而读书，现在是为兴趣而读书。读自己感兴趣的好书可以增长知识，丰富思想，如果错过了没有读，将会留下终生的遗憾。我过去在工作岗位上，由于工作任务重、时间紧，一些有兴趣读的书，没有多少时间读，现在终于可以读了。
       至于写作，想必大家都知道了。我于2003年写了《教育访谈录》，2004年又写了《音乐笔谈》。为什么要写这样两本书？我在书中已经作了交代，简要地说，就是作为一个普通共产党员，想为我所热爱的教育事业发挥一点“余热”。以《音乐笔谈》而言，我是想在广大知织分子和大学生中提倡和推广经典音乐，从而进一步推进美育尤其是艺术教育。
       我现在的生活，可以说是“以书为友，以乐作伴”。
       音乐带给我的思维启示与灵感
       大家可能知道，我在大学是学工商管理的。那时的工商管理与现在的“MBA”不一样，是名副其实的又学工，又学商，又学管理，这是我的专业。我从事汽车工业工作近20年，后来长期做经济工作。由于有长期的工作阅历，我认为自己还有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但我爱好文艺，尤其是音乐，因此，在我的工作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时，灵感、形象思维往往就会出来帮我的忙。音乐等艺术的不确定性与形象性，与我学习工商管理养成的逻辑思维的确定性和抽象性得到了互补。这种不确定性与确定性、形象性与抽象性的互补，对我的工作有很重要的意义。
       我有一个习惯，即当脑子里产生灵感或浮现出鲜明生动的形象时，我一般不会放过，往往会及时地把它写下来，如果时间不允许也要简要地记一下。因为灵感往往朦胧而转瞬即逝，有些像音乐家在进行音乐创作过程中“动机”出现时的眼前一亮，而有些灵感可能是有用的。在人们的工作中，灵感的生产虽然没有艺术创作中那么多，但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我自己就有这么一个例子。
       1995年春，我国西北大旱。有一天晚上，我在家中看电视。我看到有关的报道中，许多田地龟裂，一些地方组织抗旱，使用的办法是：打井，用柴油机带动水泵大水“漫灌”。这时，我突然想到，长期以来我们对“灌溉”有个认识上的误区，就是认为“灌溉就是浇地”。我们应该改变这样一个传统的旧观念，树立“灌溉是浇农作物”的节水灌溉的新观念。以色列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开发了“滴灌”等一系列适合沙化干旱地区使用的节水灌溉设施。过去，我国也大量引进过这些设备，但由于以色列的经济高度发达，他们的农业实际上已经高度工业化和现代化，因此这些对他们有用的设施，对我们多数传统农业地区既不适用，又用不起。尽管如此，我们有的地方仍硬性照搬，用不起就把人家的设备改成“土”的。例如，用不起钢管，就用塑料管甚至竹管来代替，等等。
       我始终认为，水资源不仅是关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更是关系可持续生存的问题。节约水资源，有效利用水资源，应该贯穿于我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农业生产方面，我们应当接受以色列的节水灌溉的理念，那就是农作物生长只需要一定量的水，多余的水不仅是浪费，而且对农作物和土壤也不利。至于用什么方法进行灌溉，应考虑到我国农业发展水平、作物种类、耕作制度、地形、土质等与以色列有很大区别，不应完全照搬以色列的具体设施。我国最迫切的问题，是要改变大水漫灌这种既浪费大量的水，又因开渠挖沟浪费大量土地的落后做法，尽量采用各种可移动灌溉设备，对农作物进行定点洒灌，实施具有我国特色的节水灌溉。
       那么，具体该采用什么样的措施呢？我与汽车打了半辈子的交道，也在“五七干校”干过三年多农活，对这方面还有些知识和经验。我的脑海中就出现了一个念头，能否用行走机械搞出一种“行走式节水灌溉”？想到这种灌溉方式的好处，我便再也无法入睡。由于想得很多，形象思维就发挥作用了，尽管我没有学过绘画，但还是自己画出了示意图，并写下它的用法。事后，经过专家们的认可和完善，这种灌溉方式终于在实际生产中逐步得到了应用和推广，并且已经初见成效。这种灌溉方式最后就定名为“行走式节水灌溉”。2004年吉林大旱，干旱面积达2300万亩，其中严重干旱面积1500万亩。全省推广使用行走式节水灌溉设备2万多台套（此前已在使用的有10万台套）。和人工漫灌相比，每亩节约种子1公斤，每亩节约水费4元。全省直接受益1000万亩，粮食增产35万吨，产生经济效益2.8亿元。
       我的音乐爱好在“申奥”、“申博”中帮了忙
       2001年7月，中央派我和刘淇同志带队去莫斯科为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在这期间，有一次我们在我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宴请俄罗斯政要和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等。事先了解到卢日科夫市长是个音乐爱好者，我们的大使便在宴会上请来了俄罗斯的音乐家助兴。当乐队演奏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首乐曲时，卢日科夫问：“你在莫斯科学习过，会不会唱这首歌？”我回答说：“会。”我是1956年在莫斯科学会的，可能是中国最早学会唱这首歌的人之一，到现在四段俄文歌词还记得很清楚。他风趣地说：现在，即使在俄罗斯，能记住四段歌词的人也很少了，就连专业的歌唱家，一般也只唱两三段，我们俩可能是全世界唯一会唱这四段歌词的人了。他还建议：“让我们一起为大家唱一曲吧!”我们俩一起用俄文唱完这首歌以后，大家又唱了《莫斯科—北京》等歌曲，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在这种友好的氛围下，我向卢日科夫市长提出，希望他能支持我们的申办工作，为我们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他很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也确实为我们“申奥”成功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至今，我仍对这位市长为保证我们“申奥”活动顺利进行所做的努力心怀感激。
       当卢日科夫市长知道我们“申奥”成功的消息后，立即给我们的驻俄大使打来电话，一是表示热烈祝贺，同时请大使向我提出，希望我能够支持莫斯科市申办2010年的世界博览会。当时，我已知道我国的上海市也要求申办2010年世界博览会，只是中央尚未做出最后决定。于是，我只能请大使转达我对他的谢意，并策略地回应：如果届时中国没有城市申办，我一定支持莫斯科申办。2002年底，我们又一次相逢于摩纳哥的蒙特卡罗，我和吴仪、陈良宇同志带队为上海市申办2010年世界博览会，卢日科夫则来为莫斯科市申办。真是狭路相逢啊!但那时恰逢俄罗斯不幸发生了人质事件，卢日科夫也感到莫斯科市申办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了，于是，他向我表示，预祝中国申办2010年世界博览会成功。
       凑巧的是，在那次为上海申办世界博览会的蒙特卡罗会议上，我还与我的另一位老朋友——波兰副总理不期而遇。我与这位副总理之所以成为朋友，也与音乐爱好与交流有着密切的关系。1996年我访问波兰时，他负责接待我。他和我一样，都是肖邦音乐的爱好者。我们之间的会晤、会谈，除了国务外，就是音乐，特别是肖邦及肖邦的音乐。有关肖邦的话题，也增进了我们之间的友谊。在我访波时，他曾特地选择在肖邦演出过的一个古堡为我举行了欢迎晚宴，还请波兰钢琴家在肖邦用过的钢琴上为我们弹奏了肖邦的钢琴曲。但在蒙特卡罗——这个世博会的申办现场，我们成了竞争对手。我原本想采取“回避”的办法，以免尴尬。没想到，一到那里，这位波兰副总理就主动要求会见我这个老朋友。起初，我还为面对这位老朋友要谈些什么而犯愁，见面后却发现，除了叙旧外，其实他主要是向我传递一个信息：如果波兰提前出局，他这一票就投给中国。这位副总理还是波兰著名的经济学家，退出政坛后，有时还来中国进行学术交流和讲学，并被我国西南财经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现在，我们虽都已退出了国家领导岗位，但他到北京来了还是要求见我，这不仅是因为我们都曾做过副总理，都是学经济的，还因为我们都是音乐爱好者，特别是肖邦音乐的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