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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周怀珍
       又到了每天“828”观测和取样的雷打不动的时候了，早晨八点，中午两点，晚上八点，44年间风火山的观测站的几代守山人，从未缺失过一个观察数据。
       那天已是风雪黄昏，夜的黑帐正在从遥远的楚玛尔平原落下，周怀珍穿上皮大衣准备出门，新分来的徒弟孙建民说：“师傅，雪这么大，还是等明天雪停了再去吧。”
       周怀珍摇了摇头，说：“这是风火山观测站第一代人定下的一条铁律，我当时举过手，发过誓，‘828’雷打不动，纵是下刀子也得去。”
       孙建民说：“我陪师傅去。”
       周怀珍说：“外边太冷，你初来乍到，还是我一个人去吧，路熟一会就回来了。”
       掀开厚厚的棉帘子，周怀珍的身影钻入了风雪漫天的绝地里，数据观测点最远的在一公里多远的对面半山坡的路基上，要穿过河谷，再爬上一片山坡，四野茫茫，长驱的漠风吹起雪雾弥漫，他惊叹这天的落雪，将风火山的沟沟壑壑、山山岭岭化成了一片如蒸在笼屉里的白馍。周怀珍朝着莽原走去，一步一步地走入旷野之中，终于找到了几个数据点，照表格所需，抄下了一行行数据，转身再往回走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高一脚浅一脚，四处是雪，不知何处是坑哪里有沟，正往山下走的时候，突然一个跟头，摔进了雪窝里了，一下子被雪埋到了胸部，一点也动弹不得。他想喊，可是这里离观测站房子还有几百米远，雪风又大，谁也不会听见的。自己最终也会凝固和葬身在风火山的冰雪之中吗？
       回望自己留在风火山雪野上的足迹，周怀珍的一生，似乎都是与冻土连在一起的。
       这个出生于甘肃天水的汉子，是50年代中期招入当时的西北干线工程局的一个处（即铁一院的前身），当了一名普通的测量工，所从事的工作就是扛着棱镜拉链子，摆镜子，让一条条开往西部的铁路从自己的脚下走过。随后参加了德令哈到海堰专线的定测。1958年青藏铁路第一次定测，就跟着苏联专家搞地质普查，首次发现了在冰层之下存在着一个永冻层，但是范围有多大，永冻层究竟有多深，谁也不知道，只知道冰层以下三四米就是冻土层。于是他们就在风火山钻孔了，钻了七十多米，仍然是千年冻土层，第四普查队则在唐古拉打了一个200米深的孔。苏联专家早晨开车上山，晚上再回格尔木，一看从孔中取出来的冰块，惊叹道，你们这个冻土，我们俄罗斯大地没有，西伯利亚的冻土是高纬度的，只是季节性，而中国却是高海拔低纬度的。永远的冻土，全世界绝无仅有。
       苏联专家走了，中国人研究冻土的观测站却在风火山上矗立而起。周怀珍刚从铁一院调到铁科院西北研究所，就上了风火山观测站。
       周怀珍与王建国、李建才坐在一辆苏式卡车上，从兰州出发，颠颠簸簸地沿着在慕生忠将军开拓的青藏公路，有路无路的荒漠上走了四天三夜，从梦幻般的青海湖一掠而过，越大柴旦，过盐湖，抵达昆仑山下的最后一座城市，像一个小镇的格尔木市，然后朝着天路上昆仑，往格尔木以南三百公里外的风火山缓缓驶去，从拂晓时分一直走到了夜晚，头痛欲裂，胸闷呕吐，凡此种种下地狱的感觉都经历了，几顶棉帐篷，就开始了风火山守望的日子。第一任是一个叫宋锐的工程师，他一般是开春之后的五月份上来，到了十月份就下去了，将风火山一个漫漫冬季寂寞的日子留给了周怀珍和他的两个同事。
       冬季来到了风火山，日子漫长而又寂寞。风火山观测站两边道班三分之二的人员都轮换下山了，唯有周怀珍他们三个则要守着风火山。从这年的十月一直到来年五月份，不会有人上来，此时的青藏公路上，来往的车辆也就稀少了，除了一两周可以看到总后兵站部的兵车南行外，整个冬天几乎看不到人影。青菜运上来要吃过一个冬天，几天之内就烂完了，吃不到一点青菜，每天就是萝卜干泡饭。有一年冬季，煤烧完了，向道班上去借，道班上的煤也耗尽了，只好扒开积雪，拾牛粪来取暖。而此时风火山的地表温度下降到零下30度，区区一小堆牛粪，只能给屋里带来一丝丝暖意。
       ……
       黄昏将逝。而今天掉入雪窝时周怀珍却孤立无援了。他有点后悔，当时应该叫徒弟孙建民跟着自己一块上来的。现在茫茫雪原，孑然一身，如果碰上雪狼，那真的就葬身狼腹了。
       周怀珍觉得意识在一点点的流失，谢天谢地雪风将他冻醒了，唯有自救，方可活命。他摘下了手套，将身边的雪一点一点地扒开，为自己挪开身子开出一条雪道，可是此时的风火山气温已经骤降至了零下30℃了，赤手扒雪，不啻是将手让锋利的锐器割下，开始手冻得发红，发胀，后来则麻木了，等半个小时后，周怀珍为自己扒出一条生之路时，他双手的指关节，全都冻僵了。回到宿舍，没用任何医疗设施，等过了几天到沱沱河兵站要药时，指头已畸形，恢复无望了。
       来年的五月，铁科院西北研究所的科技人员上来了，这时周怀珍他们三个人可以轮流换下去休几天假，到兰州的家里处理点事情。
       妻子是一个能干的女人，看到守山的丈夫回来了，像一个野人，连说话都不利落了，冻掉了第一骨指的秃手，泪水哗地出来。做了满满一桌菜，到街上买了老白干，要给丈夫接风。这时在风火山从不流泪的周怀珍热泪纵横，抱愧地说：“对不起啊，嫁了我这个守山郎，真的做了牛郎织女了，孩子你拉扯着，就连买米买煤的事情，我都帮不上啊。”
       一看丈夫落泪了，周怀珍的老伴倒不哭了，她给自己斟满了一杯酒说：“孩子他爹，我不知道你在风火山上做什么，但是能在那荒无人烟的地方守着二十多年，你是个真男人。我这辈子嫁给你，无愧也无怨。”
       “谢谢!”一个普通家庭妇女的话，却让周怀珍动情动容。在家小住了几天，他又上山，此去又是经年才返。
       一个老人与一座寒山。周怀珍守到六十岁的时候下山了，前后加在一起，他在风火山上守了22年，而他的徒弟孙建民则守了26年。
       徒弟孙建民
       孙建民是1978年被师傅周怀珍带上山的，那年他刚好23岁。
       一个人守着一座冷山，身后默默地跟着一条黑狗，蛰居在风火山上，远眺日出日落，风起风静，雪落雪晴，日复一日抄着各种观测数据，数着自己每天的日子，一数就是二十七载，比他的师傅周怀珍还多呆了五年，人生已近知天命之年，大半辈子的岁月，都埋在了风火山的冻土里边去了，有关一个男子的青春期的躁动、情感、婚姻、家庭，乃至性，是如何在冷山之上从容应对的，不能不引起了我无尽的遐想。
       见到孙建民时，黄昏将至，风火山乌云笼罩，天空好像要飞雪了。
       “看看你和职工住的地方？”我突兀提出了一个要求。
       孙建民苦涩一笑，说：“我可是二十七年没有在风火山洗过澡，那味道你受不了。”
       “男人嘛，味道就该特殊一点，才与众不同，那才叫男人。”我揶揄道。
       “哦!”孙建民转身回望了我一眼，有点讶然。
       不过，走进孙建民的房间，我所有心理准备都在一瞬间坍塌，一股难以抑止想呕的异味迎面扑来，既有刚进藏包时浓烈的膻味，还有很久不通风房间腐蚀味混杂其间，再加上身上衣服久不洗濯的油腻，一个刚踏进去的人，哪怕多呆几分钟都会被窒息。
       偌大房间空空如也，有个氧气瓶摆在床前，房间里除了睡觉的床，几乎没有别的东西，桌子、床头柜、沙发、衣柜等等，统统与家的温馨有关的东西，似乎都与风火山无缘，可是孙建民却将观测站视为家，在这里呆了二十七年。
       退出他的房间，我们找了一个小会议室坐了下来。我单刀直入进入采访，询问我第一个问题让他有点突然，当初为何当了风火山的逃兵，跑回兰州呆了三个月，并不想再来了。
       孙建民愣了一下，回答却大出我所料：“想女人!”
       看着我惊讶的神情，他突然有点痛快的感觉，然后话题委婉一转，说：“作家，决非我故弄玄虚。我说的是大实话，那年我都快三十了，在风火山上守了八年了，一个八年抗战啊，还光棍一条。再呆下去，恐怕要在风火山上做和尚了，所以我不告而别，搭着青藏兵站部的军车，先逃到格尔木，然后再逃往兰州，我当时连头都不回一下，发誓不想回风火山，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了，毕竟我将一个男人最美好的青春都掷在这座山上了。”
       “后来怎么又上来了？”我反问道。
       “感动!”
       “为何感动？”
       “过了一些日子，周怀珍师傅从风火山上找来了。见面就向我道歉，说：“对不起啊建民，我这个师傅不合格，只会将你当作风火山的一头牦牛使，对你的个人问题关心不够。找对象的事情，我发动大家都来给你做红娘。”孙建民似乎沉落到了一段早已经褪色的往事，说道。
       我禁不住捧腹笑道：“周师傅也够爽的了。”
       孙建民感激地说：“他那个热情劲，整个就是我们西北人的古道热肠，恨不得将自己的心都掏给你，还嫌不够。把单位上的老老少少都发动起来了，只一句，帮我的徒弟找对象。”
       “对象找到了吗？”我好奇地问道。
       “找对象又不是到市场上买东西，看中了就能成交的。”孙建民的目光投向了风火山的窗外。
       “那你为何还是跟着师傅上山了？”急于想得到一种答案。
       “师傅带我去看了两个人。”孙建民已经平静得多了，说，“那两个人的事情，让我最懂得了什么是风火山人。”
       那个夏天兰州城的血色黄昏，师傅带着徒弟相了一个又一个对象，一看小伙子一表人才，工作又是铁路上的，但再问常年在风火山上守山，对方的家庭和女子就不干了，悻悻而归。两个人从外边走到了铁科院西北研究所的大门口，师傅指了指蹲在门口修自行车的一个人，问：“孙建民，你知道他是谁吗？”
       孙建民摇了摇头，说：“不知道，我只听别人说他是哑巴。”
       师傅的语气很平静：“他是我们风火山上张子安的儿子，老张与我在风火山守山观测冻土有好几十年了。”
       “师傅，你说修自行车的哑巴是张子安的儿子？”孙建民反倒惊诧万状了。
       “是啊，”师傅说得非常肯定，“你听别人讲过他儿子是如何哑巴的吗？”
       孙建民摇了摇头，说：“我一参加工作就跟着师傅上山了，与张老铁人在一起，他从不摆家里的龙门阵。”
       一说起门口这个哑巴，师傅的心情一点也轻松不起来了。他说：“那是一个很遥远的故事，当年我与张子安，就是被称为张铁人的在风火山收集观测数据，大伙最盼望的事就是送东西的车子上来了，四五个月来一趟，不但有米有菜有肉，最重要的是每个男人心情快要崩溃时，有一封家书，一封慰藉心灵的家书。张子安老家在四川，媳妇是乡下的，他先收到的是一封信上说一岁的儿子病得好厉害，身子烧得像个火球一样，哪样办法都想尽了，就退不下烧来，让他请假早点回来，带到县城或者地区的医院看看。信很短，尽是错别字，猜着读。意思明白了，再后则是两封十万火急的电报，一封说儿子病情危险，命在旦夕。再一封说儿子死了。老张读着读着便坐倒在地上，眼泪就落下来了，伤心欲绝，男儿有泪不轻弹，一旦伤心，就像风火山的棕熊失去爱子一样地悲嚎。未接到家书的人开始好失落，一看张铁人这样，庆幸自己没有收到信。
       “到了夏天，勘测和科研的大队伍上山了，张子安有个把月的假，回老家去看看妻子和爹娘，刚跨进家门，只见一个咿咿哑哑的孩子在叫，妻子出来了，他问这是谁家的孩子，妻子说我们的儿子啊，张铁人问我们的儿子不是死了吗，怎么变出一个小哑巴了。妻子抹着眼泪说：‘子安啊，你咋搞的，给你写信拍电报，就没有一点音信，孩子在我怀里死了，我就找来了一个木盆，把他放了进去，抬到家门前的这条江里了，他爸爸就守在江的源头，喝的都是同一条江水，生不能父子相聚，魂总可以顺江而上吧，找他的父亲去吧。刚顺水飘出不远，婆婆于心不忍，扑到江水中一把抓回来了木盆，将小孙子抱回去，放在竹床上，也许命不该绝，第二天早晨居然活过来了，但却成了一个哑巴。’
       “‘儿子!爸爸对不住你。’张子安将儿子搂在怀里，亲了一个遍，吓得小哑巴哇哇乱叫。哑巴没有上过学，长成少年时，张子安将他们母子接到了兰州，让他跟着修自行车的老板当伙计，干了许多年，现在自己谋生讨口饭吃。
       “你知道吗，有一年大雪将风火山的门口冻住了，怎么也推不开，快到了八点钟正式观测时间，张子安抱着仪器，穿着棉大衣从窗子里滚了出来，他说，哪怕天上下刀子都要观测啊。”
       张子安离自己那么近，孙建民没有想到他的故事居然绕过风火山的高天流云长江大河一样，让他震撼不已。
       走进了西北研究所的家属院，周师傅说：“建民啊，我还想再带你去看一个人，一个小女孩。”
       谁家的小女儿？孙建民茫然不解，师傅真是与众不同，像翻阅一本风火山的历史话本一样，带着他一页一页地走进人的情感世界。
       周怀珍告诉他是风火山上的第三任站长朱良恩的女儿啊，人家老朱可是文化人啊，南京的大学毕业后，从江南支边到了大西北，后来当上风火山第三任观测站站长。有个春节就在山上与我们一起过的，把一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妻子和六七岁的小女孩扔到了家里，那小姑娘啊，又照顾母亲，收拾家务，做饭给妈妈吃，还得去上学。到了春节的时候，妻子的病犯了，女儿实在没有办法，写了一封信，恳求爸爸下山来帮帮她，她实在应付不了母亲的病情。
       信捎到了风火山，朱良恩一句话不说，低头抽了一个晚上的闷烟。第二天照样主持和分配工作。
       到了夏天，朱良恩临时回去开会，到学校去接女儿，给女儿买了好多好吃的。女儿把东西扔在马路上，背过身去朝着大路往前走，不理爸爸。朱良恩追了上去，一个劲向女儿道歉。女儿哭了，说爸爸：“我和妈妈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
       “我在风火山上啊!”朱良恩回答说。
       “那你为什么不下来呀？”女儿不解地问道。
       朱良恩回答说：“我带班，怎么能下来啊!”
       妻子的病时而好时而坏，时而清醒时而错乱。朱良恩回到兰州时，恰好她的病相对稳定了，她指着丈夫对女儿说：“我写信，你爸爸不下来，女儿自己写，恳求你爸爸，他也没有下来啊，风火山的男人都这样，生活在魔山上，都成了六亲不认的风火魔王了。”
       朱良恩只有苦笑，他无法给妻子与女儿作出解释……
       ……
       “我怎么在山上没有听过这些故事啊？”孙建民遽然问道。
       “风火山的男人啊，都是一群爷们，爷们自然有爷们的侠骨柔情，谁会说这些婆婆妈妈的事情。你没有看过朱良恩凡在办公室里提起这段事情，就一句不吭啊。那是一种男人心痛，痛彻肺腑啊。”周师傅一句话将男人情感世界托了出来。
       暮色中的兰州城万家灯火渐渐亮了起来，孙建民望着家属楼前而却步，说：“师傅我不上去了，我回去收拾一下东西，明天就跟你上风火山去。”
       “你相对象的事情还没有着落啊。”周怀珍感叹地说。
       “以后再说吧!”孙建民觉得与张子安、朱良恩比，他那点儿女情长终身大事，实在不值得一提。
       孙建民跟着周怀珍上山了，从此再没有下来了，一守就是二十一年。
       坚守到第二年大队伍上山来了，可以暂时替换周怀珍几个下山了。周师傅带着孙建民他们下山回兰州休假，到格尔木城里要住旅社，由于将近十个月没有洗过一次澡，头发披在肩上，长长的，浑身一股难闻的膻味，熏得人都有点呆不住了。他们三个人在山上，一年就是四立方水，从纳赤台拉过来，二百多公里的路程，水比油还金贵，根本舍不得用来洗澡。服务员一看他们的打扮，便将工作证扔出来了，说不给你们住。
       “为啥？”周怀珍有点茫然不解。
       “你们像座山雕，不能住我们这里。”
       周怀珍苦涩一笑，连忙将旅社的经理找来了，说明情况之后，得到老板允诺，才找到了暂时栖身之处。
       “那年下山，你的婚姻大事终于瓜熟蒂落了。”我仍然关心的是孙建民的婚姻。
       他摇了摇头，说：“连旅馆里的服务员都将我们看作座山雕，哪个姑娘会嫁我。”
       我沉默，不知该问什么好，但是我仍然想知道孙建民的婚姻大事。
       或许他早已经窥透了我的心思，说，他的第一次婚姻很失败。一直到了31岁时才结婚，那段婚姻对他来说既是一种幸福更是一种痛楚，有点不堪回首。他从未对前妻说过一个不，毕竟婚前婚后，两个人呆在一起的时间屈指可数，反倒感激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前妻所给予他的幸福时光，但是分多聚少，尤其是有了家有了孩子之后，全部的家务都压在一个女人身上，一年在一起的时间不到一个月，换成哪个女人都难以坚守得住的。因此，当妻子向他提出离婚的时候，他一点也不觉得突然了。
       心痛了好久时间之后，孙建民才有了自己的第二次婚姻。
       “你的第二次婚姻幸福吗？”
       “幸福这个词多奢侈。记得你们有位作家说过婚姻就像穿鞋子，合不合适，夹不夹脚，个中滋味，只有自己知道。”孙建民的回答一下子变得像个风火山上的哲学家和诗人。
       我已经明白了孙建民的意思了。
       2000年6月，孙永福副部长上山来到风火山视察，看了风火山观测站四十年间留下来的1200万冻土数据，感叹地说：“风火山观测站对青藏铁路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