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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在老家一所学校教过一届学生，当班主任。班上有个学生外号叫光老大，人长得齐老师的头了，不读书，爱捣乱，与社会的“二流子”也有联系，成天不是给女同学递纸头，就是给男同学剃光头，搞得班上乌烟瘴气。
       刚开始，我也给他开小灶补课，单独喊到办公室做“思想政治工作”，他却横竖不进“油盐”；后来去他家“告状”，家长说得更气人：“我奈何不了他，全交给老师了，你们要把他教育过来。”再后来，我失去了耐心，对他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怒目相向。
       有次上课，光老大冷不防越过几张课桌，扇了一位同学一个耳光。我怒不可遏了，走过去揪住他的衣领，狠劲地往办公室里拖，我那只手还痒痒的，准备给他扇个耳光，但我忍住了。而他更觉得是一种奇耻大辱，扬言要喊人来修理我，但他好像也忍住了。此后我们两人视若仇敌，我把他晾在一边，他也没把我放在眼里，想上课就上，不想上来都不来了。
       我们学校没有自来水，煮饭洗澡，要到两里外的村井去挑。那天，我打球崴了脚，偏偏缸里滴水不剩。在走廊上，我看到了光老大，忙喊了一声。他抬起头，茫然地看着我：“你喊我？”我笑着说：“我不能喊你吗？”光老大不做声，站在那里不动。我说：“请你帮个忙，我脚崴了，给我去挑担水来。”光老大挑了满满当当一担水来了，脸上汗珠直淌，却是一脸的笑。我不经意地在他额头上拂了一下，拂去了一些汗珠，光老大不做声，到教室里读书去了。
       次日，他主动上门给我来挑水。我脚好了，不要他挑水了，他还争着去挑。甚至在农忙假、暑假里，我在家里割麦打禾挖红薯，他也不请自到，很“哥们儿”。我的话他很听，上课不再吵，与社会上的“二流子”也断了关系；更出乎意料的是，后来他考上了高中，还考上了大学。直到现在，还时不时给我发个信息，打个电话，逢年过节，也来看望我这个老师。
       有一次，我问他，我曾对他好过，也对他凶过，“威逼利诱”都不见效，怎么一下子就转过来了呢？他说，就是那次喊他挑水，“那时，我的感觉是，老师需要我帮忙，我心里涌起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我明白了，能给别人帮助，是他当时最需要的一种自信、一种责任感，这让他感觉自己是有用的，触动了他内心善的一面。我不经意的要求，给了他一个向上的台阶——原来，在他心里一直是渴望做好孩子的。
       （李永毅摘自2006年6月16日《扬子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