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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故乡之行
       父亲的沉默是从辞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时开始的。
       1987年1月16日，当人们从父亲突然辞职引起的震惊中反应过来后，许多老朋友、老同事、老部下纷纷打电话、捎口信，想到家里来看望他。可他让家人一一婉言谢绝了，他是怕连累了人家。十几个月里，他足不出户，终日不语，默默翻阅了自己从1977年再度复出以来的全部讲话、文章和批示，反思自己十年间在领导岗位上的功过是非，然后开始再次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那些日子，父亲除了读书思考，总是长久地沉默着，独对晨曦和落日。
       看着他沉默不语的时间太久了，我担心他会闷出病来，就怂恿孩子们去找他玩一种叫做“宾构（Bingo）”的小游戏，以分散他的注意力。可是玩着玩着，他又会走神儿，重新陷入沉思。有时我们陪他打牌，打着打着，他会突然把牌一推，说：“没意思!”然后转身走开。
       父亲原本是个思维敏捷活跃、生性热情开朗的人，沉默不是他的性格。然而，此时这却成了一种无奈的必需，一种对个性的顽强抵抗，一种无可选择的存在方式。我知道，作为辞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沉默就是他对党的忠诚，对大局的顾全，对安定团结的贡献。
       通过父亲坚定的沉默，我才深深地体会到，政治家常常是孤独的，有时甚至是很痛苦的。他不能向人们说明事实，也无法向自己的亲人倾诉。他必须用纪律和意志关闭自己的心扉，有时甚至不得不把自己整个封闭起来。
       我常想，父亲这一代人，可能是由于年轻时生活环境恶劣和长期紧张的工作，很多人虽然活了一辈子，却只会工作，不会生活。
       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关于如何转移注意力的小块文章，如获至宝，回家和父亲闲聊时说：你几年前建议离退休干部休息后，写写回忆录、练练书法或绘画，还可以学点儿养生之道。没想到这些居然和报纸上科普文章宣传的观点很接近，只是科普文章中介绍的内容更广泛一点儿。看到父亲还在听，我就装着随意地接着说，报纸上讲了四点：发泄；倾诉；换环境，如外出一段时间；或学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像什么写诗啦，绘画啦。
       不知道父亲是否受了这篇短文的影响，有段时间他竟学着做起诗词来。
       父亲曾写了一首词《戏赠（于）光远同志调寄渔家傲》，幽默诙谐地调侃了教条主义：
       科学真理真难求，
       你添醋来我加油，
       论战也带核弹头。
       核弹头，
       你算学术第几流？
       是非面前争自由，
       你骑马来我骑牛，
       酸甜苦涩任去留。
       任去留，
       浊酒一杯信天游。
       父亲对于修建三峡大坝一直是心存疑虑的。1985年，当父亲看到李锐寄给人民日报社不同意修建三峡大坝的文章时，因为某种原因，不得不做出不要发表的批示。几年后，父亲借巫山神女之口，做诗表达了他对修建三峡大坝的真实想法——
       妾本禹王女，含冤侍楚王。
       泪是巫山雨，愁比江水长。
       愁应随波去，泪须飘远洋。
       乞君莫作断流想，流断永使妾哀伤。
       父亲就像一匹圈在会计司胡同里的伏枥老马，静默到1988年秋天，心里忽然漫涌起对故乡的深深思念，几次说起特别想回湖南老家看看。这对父亲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
       期待已久的湖南之旅，终于在这年11月成行。
       11日，火车到达长沙站，湖南省委的领导们没等父亲走下车厢就迎了上去，热情地欢迎他“到湖南检查指导工作”。
       父亲摆摆手，明确地说：“我这次来湖南只是休息。”
       在长沙停留了一夜，父亲便驱车西行，离开长沙去了著名的国家级森林公园张家界，住进森林局宾馆。傍晚，父亲习惯地外出散步，被正在这个宾馆开森林工作会议的人们发现，他们很快地都站在宾馆的庭院等候。看到他散步回来，人群里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还有人兴奋地喊道：“请耀邦同志和我们合影留念!”
       父亲无奈，以他惯有的随和笑着走进他们的行列，任凭快门咔嚓咔嚓响个不停。
       第二天沿金鞭溪游览时，他又被人认了出来，数千游人挤在路边鼓掌欢迎他，走不了几步就有人围上来，跟他握手合影。就这样，一路走一路照，仅是在从金鞭溪到索溪峪的数公里山道上，他与游人合影就有三四十次。
       这热烈的群众场面使得警卫人员有些紧张，父亲却说：“别担心，在人民群众中间是最安全的。”
       从张家界回到长沙以后，父亲就很少露面了，他担心这种热烈的场面再次出现。父亲静静地住在过去毛泽东到长沙时住的省委九所六号楼，每天上午多是看书、看报、看文件，下午不是约请一些湖南的老同志来聊聊往事，就是跟一帮年轻人打两圈桥牌。
       11月20日晚，父亲独自坐在餐桌前，有滋有味儿地吃着一碗自己用小勺加了些辣椒油的清淡面条。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父亲吃得那样津津有味，露出了由衷的笑容。
       他们后来才知道，那天是父亲73岁生日。可是我们谁也没有料到，那竟是他过的最后一个生日，而且是又一次单独度过的——尽管此时他已经不用再为国家的事情操劳，不必再远离家人到“老少边穷”地区视察了。
       直到12月7日，父亲才去了趟岳阳，登临岳阳楼，参观麻纺厂。
       游君山的那天是9日，天色阴沉，冬意肃杀，八百里洞庭风急浪紧。父亲披着一身寒气上了君山，仍是游人争相与他握手合影的热烈情景。
       这时，有一对夫妇从游客中走出来，提出要单独和父亲谈几句话。
       父亲说：“你就当着大家的面讲吧。”
       那位女同志说：“我要向您提点儿意见。现在党风很不好，群众还提不得意见，不知道您了解不了解，我可是看着是您才说这个话的。我是党员，但是共产党腐败了，没希望了，我要退党。”
       父亲正视着这对夫妇，停顿了一下，严肃地说：“党章规定，个人有退党的自由。但我们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有希望的。”
       与他们分手后，父亲的心情很不好，当天就赶回了长沙。旅途劳累，加上受了风寒，第二天父亲便觉得头晕不适，可他不愿惊动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医生。直到第三天晚饭后他感到有些支撑不住了，才对秘书说：“我有点不舒服，还有点头痛和咳嗽。”
       随行的医生闻讯赶到，立即给父亲体检。当时他体温38℃，咽部轻度充血，两肺有少量哮鸣音，肺底有少许湿音，血压和心音都正常。这些症状和体征虽然都不很严重，但可证明有明显的肺部感染。医生给他服了一片复方阿司匹林和两片螺旋霉素。
       两个多小时后，父亲的病情急转直下，体温高达40度，而且持续不退；血压从120／70毫米汞柱直降到80／50毫米汞柱；心跳快，心律不齐，并出现了频繁的期前收缩。从湖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赶来的专家们初步诊断：感染性休克、心房纤颤，建议住院治疗。这个诊断对于老年人来说是很重的，处理不好，可以致命。
       然而，父亲坚持说：“不要紧，我的病不重，过两天就会好，不要麻烦太多的人。”
       大伙儿拗不过他，一直守候在现场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熊清泉和省委秘书长沈瑞庭商量了一下，决定组织医疗小组，就地治疗。
       这一晚，负责医疗的医护人员通宵未眠，整夜看护在父亲身边。凌晨过后，父亲的心房纤颤渐渐消失，血压开始回升。12日下午，体温降至正常。
       此前，父亲每年偶染感冒一两次，都是因为烟吸得太凶、工作太累造成的。除两肺以外，他全身器官从来没有出现过严重病变，所以母亲听说他病了，开始并不以为然，认为就是普通的感冒。我了解到真实病情，却不敢对母亲直说，心里很着急，可又不便因私事放下手上的工作，只好一再催促母亲赶快去看看。
       母亲一贯以工作为重，坚持要做完年底的工作总结再动身。她平素最痛恨浪费国家财产，因此也没有乘坐中央专门安排的飞机。
       等到母亲从北京买了飞机票赶到湖南时，已是父亲生病的第五天了。这时父亲的身体已在恢复，并不断有人来看望他。有些老同志因身体原因行动不便，也都托人捎信来，说大家都很想念耀邦同志。
       父亲感叹道，“我这辈子有两个没有想到：一个是没有想到被放在这么高的位置上；一个是没有想到在我退下来以后，还有这么个好名声。”
       身体康复后，父亲专门把医护人员请来合影留念，并将母亲带去的水果分送给大家。父亲感谢大家说：“我每年都要感冒一两次，每次发烧都要一两天。这次发烧一天就退了，是你们精心治疗和护理的结果。湖南的医疗水平很高，感谢在座的各位。”
       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此番心律失常，竟铸成了他生命中最危险的隐患。
       当时我在中华医学会工作，接受了组织派我赴美进修的安排，正在北京忙着交接工作。刚过完1989年元旦没几天，父亲的警卫秘书就打电话给我，谈到父亲多次问起满妹现在忙些什么，是不是很快就要出国了。
       我知道父亲一定是想我了，便撂下手头已经办得差不多的工作，向单位请了几天年假赶往长沙，想在临行前再陪父亲聊聊天，散散步。
       跟父母一起住了三天，我对父亲说：“爸爸，我得回北京了。出国前医学会要召开全国第二十次会员代表大会，我负责大会文件和会务组织；另外，也还有些工作要交代。”
       没想到父亲居然一反常态，执意不让我走，竟说：“开会的人多得很，不缺你一个嘛!”转而问我，“你去过广西没有？”
       我怔怔地回答：“80年代初去过一次。”
       父亲笑了：“噢，那还是好几年前的事了，现在广西变化大得很，一起去看看嘛！”
       其实，我又何尝不想多陪陪他呢!于是我和父亲商量，到南宁的当天下午我就走。
       父亲一愣，诧异地问：“这么急？”他停了一下，又说，“好嘛，好嘛，要走就走吧!”
       在火车上幸福地和父母晃荡了一天，到南宁已经是次日中午。看着大家安顿好都住下后，就到了向他们告别的时间。
       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那天父亲穿着深驼色的中山装，外面披了一件藏青色的呢子夹大衣。他和母亲一起出来送我，走在母亲和一群工作人员的前面。我俩并排走着，他右手指间夹着香烟，无语地一直把我送到宾馆外院的汽车旁。一路上他都在微笑着，可眼神儿里却漾出我从未见过的伤感。就在这一刹那，我似乎感应到了某种无法诠释的人体信息，体内随之旋起一股黑色的悸动。在这股无形的力量推动下，我不由自主地转过身搂住了父亲的脖子，当着那么多认识和不认识的工作人员的面就哭了起来，泪水像溪水般不停地流出。
       父亲静静地搂着我，一只手轻轻地拍着我的背，任时间分分秒秒地流逝，一句话也没说。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克制住自己，哽咽着，不知为什么突然冒出了一句话：“爸爸……你，你可一定……一定要等着我回来啊!……”
       父亲慈爱地说：“当然嘛，当然嘛!”
       他看着我泪流满面地上了车，直到汽车开出很远，还在向我挥动着手臂。
       突然间，我发现父亲苍老了许多，慈祥的脸上似乎有一丝抹不去的惆怅，单薄的身躯显得那样凄凉，流逝的岁月无情地蚕食了父亲那生动的表情和不倦的身影。随着汽车渐渐远去，我极力在视野里寻找着他，可离别竟是那样迅速。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想办法尽快买一台摄像机，记录下日常生活中真实、热情和充满活力的父亲。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心愿，竟没有在父亲在世时实现。
       回到北京，我仍无法摆脱那种被称作心灵感应的阴影，它使即将在我面前展现的未知的西方世界变得兴味索然。出国前几天，我絮絮叨叨地挨个儿找工作人员以及有关的医护人员谈话，向他们介绍父亲的生活习惯、性格脾气和身体状况，拜托他们替我好好照料父亲。我甚至还特意叮嘱母亲和兄嫂们，要他们注意留心父亲的身体和起居，千万千万别大意……
       至今我们还无法解释第六感，也无法破译这种人体信息，它实在太神秘，神秘得连它的存在都变得可疑。但我确确实实地感知到了，而且相信，我那位在老家当了一辈子农民的伯伯胡耀福也感觉到了。
       在我去长沙之前的一个月，伯伯拎着一个装满父亲爱吃的红南瓜和干茄子皮、干苦瓜条、干刀豆条的尿素袋，从浏阳赶到长沙看望父亲。他怕给接待部门添麻烦，在九所住了五天就走了。
       临别时，我那浑身泥土般朴实的伯伯肯定也是感应到了某种信息，像怕失去什么似的突然拽住父亲的胳膊，一任老泪纵横。他们兄弟俩这辈子多次聚合离散，从来没有这样动过感情。父亲一时也很难过，声音有些哽咽地劝道：“哥哥，不要这样，有什么话慢慢说。”
       伯伯眼泪汪汪地望着父亲，难过地说：“我们都是七十好几的人喽，老啦，恐怕难得再见面了哇!”
       父亲握着他的手，一再地说：“再见不难嘛。你想见我，随时可以去北京!”
       伯伯却伤心地说不出话，只是摇头，一路抹着眼泪走出父亲的视野，如同我黯然神伤地飞向了大洋彼岸，却把一颗心沉甸甸地坠在了中国。
       跨越太平洋的焦虑
       我在1989年3月3日抵达美国西北部的海滨城市西雅图，如约到健康和医疗服务中心（Health & Hospital Services，后改名为Peace Health）进修。
       根据中华医学会与这家中心的交流协议，医学会每年派出一名从事管理的女性，到那里进行为期一年的培训，学习医院和医疗管理。
       我是学会派出的第二名进修人员，住在拥有这家医疗服务中心的教会的集体宿舍里，和一群大多是退休的修女们生活在一起。
       这所美国天主教会的慈善机构宿舍，坐落在风光旖旎的西雅图湖畔。那在微风中荡漾的蓝宝石色湖水，碧草间缀满五彩缤纷花朵的林间小路，蹑步轻行的现代修女，余晖晚照的湖边木椅……一切一切都浸透着滤尽尘世俗念的宗教式的静谧。
       然而，它这犹如世纪般漫长的宁静，很快就被我打破了。
       那是当地时间4月7日晚上，我忽然心绪烦乱，坐在宿舍里读不下书，跑到起居室看不进电视和报纸；走进地下室的琴房，将一首首钢琴曲弹得杂乱无章；转到湖边散步，又感觉浑身倦怠……整个晚上都坐卧不安，神不守舍，惶惶然似不可终日。
       当我漫无目的地走进餐厅坐下喝茶时，一位嬷嬷像云朵似的轻飘过来。她好像发现了我的失态，用圣母般温柔的细声问道：“亲爱的，最近家里来信了吗？”
       这再平常不过的问候和轻柔的话语，不知道是怎么搞的，竟像一道开启了的闸门，使我一下子泪如雨下，止不住地哭了起来。
       坐在其他桌旁喝茶的修女们见状，纷纷走过来劝我。可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泪雨涟涟地居然哭了一个多小时，才神情恍惚地回到自己住的房间。进屋还没坐下，电话就响了。
       我爱人操着尽可能平静的语调从太平洋彼岸告诉我：“爸爸病了，现住在北京医院。”
       我马上截住他的话，急切地问：“是心脏病吗？是不是需要我马上回去？”
       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现在平稳多了，妈妈说，要你相信组织上会安排好父亲的医疗，好好学习，不要急着回来。”
       或许是怕我再追问下去，他匆匆挂断了电话。我手里拿着忙音鸣叫的听筒，站着发呆，直到隔壁一位嬷嬷的挂钟敲了11响，我才从木然中清醒过来，放下电话，急匆匆提笔给家里写信。
       我趴在台灯下一口气写了四五张纸，直到夜深人静。我提醒家里人要严格遵守医嘱，谢绝任何探视，并根据学过的知识以及对父亲的了解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注意事项，以保证配合治疗，早日痊愈。
       那晚我几乎一夜没睡，不断猜测着在父亲身上可能发生的疾病及相应的治疗措施；也特别想回家，好守护在父亲身边，尽一尽女儿的孝心。可是我刚到美国五个星期，兜里总共只有在国内兑换的几十美元和才领到的第一个月的生活费，根本买不起机票；同时，也怕因私事回国耽误了公务而无法向组织和母亲交代。我只得勉强按住回家的念头，在心里默默地为父亲早日康复祈祷。
       第二天一早家信发出后，我的情绪竟突然如这幽静的修道院般平静下来，直至14日黄昏。
       那是西雅图一个景色秀丽的日暮时分，为了缓解一天学习的紧张，我像往常一样，饭后沿着湖畔散步。可是走着走着，那似曾相识的烦躁不安，竟鬼使神差地又出现了。我两腿酸软，顺势坐在草地上，泪水泉涌般夺眶而出。初春的料峭寒意，使无声的泪水像冰雪似的冷却着我的心；人也像被冻住了似的呆坐在落日的黄昏里，直到夜幕降临。
       好容易平静下来，刚回到宿舍，我爱人的电话又来了。他急火火地说：“妈妈要你马上赶回来!”
       当时正是晚上9点多钟，后来我换算了一下西雅图与北京的时差，那会儿正是父亲的心脏猝然停止跳动的时候。
       如同千万只蜂蝇同时振动起它们的翅膀，我的脑子里顿时嗡声一片。刚来美国六个星期，母亲很清楚我的经济窘况，这次如果不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以她那惯常的克己奉公的思维方式是绝不会让我回国的。
       我冷静下来，猛地从床上跳起，挨个儿给我在美国的朋友们打电话，看谁能借钱帮我买张机票，同时打听西雅图最早飞往北京的航班。电话打了一大圈，最后总算有位公派常驻当地的西安来的朋友，答应用他的信用卡帮我买回京的机票。谢天谢地，我总算能回北京了!等我收拾好行李躺下时，天已经蒙蒙亮了。
       接下来是长达17个小时的漫漫航程，也是我人生旅途中最难熬的一段路途。
       还没有到香港，飞机就晚点了。我没能赶上本应即刻飞往北京的航班，只好先飞广州，再转乘第二天广州至北京的头班飞机。
       从广州白云机场到小岛宾馆的路上，我不时分别询问来接我的人：“我爸爸是不是已经不在了？”“告诉我，他还活着吗？”
       但是不管问到谁，他们竟是众口一词地回答：“你别着急，到北京就知道了。”
       父亲还在吗？
       就在这时，汽车上的收音机传来一阵哀乐，接着我听到了父亲逝世的讣告。尽管一路上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可是听到讣告时，我仍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播音员的声音使我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无声的泪水似乎洗掉了所有的一切。
       回到北京，我才搞清父亲从发病到病逝的全过程。
       3月下旬，父亲从南宁返京参加六届人大五次会议。许多人都知道了他在湖南生病的事，而且注意到他很消瘦。
       因得知一些本已脱贫的地区近期又有吃不上饭的情况，父亲心情一直不好。他常常郁郁寡欢地几天都不说什么话，不是闷着头看书，就是默默无言地在走廊里散步；每顿饭都只是随便扒上几口，算是对人们劝他注意身体的无声回答。
       4月7日晚父亲有些不舒服，中央政治局的会议通知送来时，母亲劝他不要去了，大家也都希望他在家休息。可是父亲还是拔出笔来，一声不响地在会议通知单“到会”一栏里打了个勾。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讨论和通过《关于发展和改革中国教育的决定》做准备。这篇《决定》是由国家教育委员会起草的。因为前不久邓小平在接见乌干达总统时谈到“中国的最大失误在教育”，而且在此以前，他也曾多次谈到过类似的意见。
       4月8日上午差15分钟9点，母亲看着父亲出门向开会地点国务院怀仁堂走去，心里隐隐有些不安。但她怎么也没有想到，父亲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8日这天，参加会议的除了政治局委员以外，教委还来了几位领导。父亲9点差5分钟进入会场时，所有与会人员已到齐。父亲走到后排坐在副总理田纪云和国防部长秦基伟中间。
       父亲坐定，会议随即开始。首先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主任陈进玉通读《决定》草案。
       没过多久，父亲就觉得胸闷、心慌、头昏、腿软，但他坚持着。草案40分钟读完，教委主任李铁映首先发言。
       这时，父亲突然感到胸痛难忍，呼吸困难。他知道自己撑不住了，一边站起来，一边向主持会议的赵紫阳举手说：“紫阳同志，我请个假……”
       坐在他对面的政治局委员们都看到他面色苍白，有人问：“耀邦同志，是不是不舒服？”
       父亲身子摇晃着说：“是呀!可能不行了。也许是心脏的毛病……”
       坐在父亲旁边的秦基伟和闻讯赶进来的服务员刚扶住父亲，父亲就不由自主地跌坐下来。
       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忙说：“耀邦同志，别动!”同时吩咐，“马上找医生来，快叫救护车!”
       赵紫阳大声问在座的人：“谁带了急救盒？”
       坐在父亲对面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连忙往口袋里摸，回答说：“我有。来北京前医生给了我一个盒子，可是我不会用。”
       有人接过药盒，把一片硝酸甘油放到父亲口里，嘱咐他吞下。
       坐在父亲后面参加汇报的教委秘书长朱育理对身旁的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小声说：“这药吃下去可能要很长时间才能起效！”
       阎明复着急地说：“那你赶快上啊!”
       朱育理三步并作两步走到父亲右边，接过药盒，拿了一支亚硝酸异戊酯吸入剂捏碎，迅速捧到父亲面前，对已经不能说话、双目紧闭的父亲说：“耀邦同志，快吸气，大口吸气!”
       大约过了两三分钟，父亲的脸色开始恢复，并深吸了一口气。他勉强睁开眼睛，艰难地说：“我……想吐……”
       朱育理手疾眼快，转身拿起桌上的一条毛巾，往自己手上一摊，说：“来，就吐在我手上。”
       他话还没有说完，父亲就再也控制不住，吐出了两大口。
       这两大口呕吐物，干得出奇。朱育理捧着没有怎么湿的毛巾，愣了：耀邦同志的早饭怎么吃得这么急，这么马虎!
       他随即解开父亲那天穿着的半旧咖啡色中山装和开衫毛衣、毛背心，以及洗得已经很软很薄的白衬衫。
       大约十多分钟，中南海的医务人员赶来了，就地组织抢救。他们搬来一把可以放平的扶手椅，将父亲平放在上面，问清了刚刚使用过的药品，存下了使用过的药盒……
       又过了十几分钟，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也赶来了，迅速加入了紧张的抢救。
       随后，政治局扩大会议改到中央书记处办公的勤政殿继续进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留在怀仁堂指挥抢救。
       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到当天上午11点30分。会议结束前，温家宝来到会场，向与会人员报告对父亲的抢救和诊断：心脏下壁和后壁大面积梗塞，病情危重。医生建议，待病情稍有缓解，转到医院继续治疗。
       下午3点多钟，父亲病情基本平稳，即被转入北京医院，同时通知了家属。
       经过全面检查，父亲的磷酸肌酸激酶为正常人的十多倍，这表示预后不良；病人烦躁不安，膀胱充盈却无尿排出，这说明病情需要进一步控制。
       北京协和医院、北京阜外医院和北京医院有关大夫会诊的意见是：
       1． 成立特护小组，继续抢救治疗。
       2． 严密观察病情，继续输氧、输液、止痛，立即导尿。
       3． 谢绝一切探视，绝对卧床休息。
       会诊的医生们走后，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担负起了父亲的抢救和治疗工作。
       历史的巧合竟是如此奇妙，父亲被安排在当年周恩来总理临终住院治疗的同一间病房里。不同的是，父亲住进时北京医院正在修建住院大楼，父亲住的病房就在新建大楼的旁边，挖好了的地基终日夯声不断。
       第二天上午父亲苏醒过来，透过窗户又看见了暖融融的阳光。但严重的胸闷、胸痛和导尿失败，使他烦躁不安。
       星期一一早，著名外科专家、北京医院名誉院长吴蔚然教授，像往常一样参加病房大交班。他习惯地问：“这个周末有什么重要病人和危重病人吗？”当他得知父亲的病房紧挨着24小时打夯的大楼地基时，果断地决定：“马上停止打地基!”并严肃地说，“不要说有这么危重的病人在抢救，就是身强力壮的正常人，也经受不了这样24小时不间断的噪音和震动!”
       结束了近两天两夜施工现场的嘈杂，父亲终于有了一个安静的治疗环境。导尿也在这天上午完成了。
       当天下午，父亲的病情开始好转，烦躁减轻，并能进流食和卧床大、小便了。在医生的一再叮嘱下，父亲不再要求下床，一直老老实实地躺在病床上。
       住院第三天，医生同意了病人的要求，输液管被拔出来，输液停止了。
       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人纷纷到医院探视。赵紫阳、李鹏、杨尚昆、彭真、宋任穷等，分别来到病房探视，邓小平和王震派秘书到医院看望，陈云、徐向前、聂荣臻多次打电话了解父亲的病情。
       父亲在病床上接到了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从上海打来的慰问电话，听了原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写给他的慰问信。
       4月15日，父亲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发病的第七天。即将度过危险期的父亲，这天清晨醒来心情特别好，笑着问秘书李汉平：“外面情况怎么样啊？”看到秘书不说话，父亲又打趣地说，“不要对我封锁消息嘛。”
       父亲看到即将下夜班来查房的医护人员，又提起要下床活动的要求。医护人员认真地说：第一个七天虽然快过去了，但危险期还远没有过去，还要注意，最好不要下床。父亲有些不高兴地说：“你们怎么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呢？”
       看见父亲情况不错，家里人帮他在床上洗了脸、漱了口，还喂他喝了些西瓜汁。父亲静静地斜倚在床上，等着吃早饭，等着母亲来看他。这些天他一直被困在床上，也没有吃过什么东西，又饿又乏。
       几分钟后，守护在父亲身边的三哥德华，发现心电监护仪上绿莹莹的心电图波形突然急促地跳动起来，心率从每分钟60次一直往上升，70、80、90……三哥慌忙叫来值班医生。医生看了看心电监护仪，不经意地说：“没事儿，以前也有过这种现象。”
       三哥不敢相信，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护仪。果然，当每分钟达到110次时，心率开始逐渐减慢，一分钟后恢复到60次。可还没等三哥和紧张得也凑过来察看的李秘书松口气，峰谷状的心电波形作了一个短暂的停顿，忽然耀眼地一闪，便冰雪消融般地坍塌下来，化作一条碧绿晶莹的水平线，向无极的空间延伸而去。与此同时，只听见躺在床上的父亲痛苦地大叫一声：“啊!——”他那只被李秘书握着的手突然松脱，头部猝然转向一侧。
       等医护人员赶来急救时，一切都已经无济于事了，父亲再也没有醒来。
       母亲和所有在京的家人都赶到了医院，但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挤满病房门口的机器和平静安详的父亲……
       三哥简直蒙了，他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几分钟之前他还在为父亲安然度过死亡威胁的第六天窃喜，为即将度过的最危险的第一个七天庆幸，还在想象着父亲病后的第一次下床活动，筹划着回家后的休养。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大面积心肌梗塞竟会凶险如虎地突然猛扑过来，一瞬间就扼杀了一个生气勃勃的生命!
       事后，一些好心人从往事中梳理出许多前因和征兆，并设列了一连串的“倘若”和“如果”，以论证这颗充满活力的心本不该过早地停止跳动。但这一切都已毫无意义，死亡只面对眼泪和悲伤，拒绝任何假设。
       极度悲痛的三哥用残余的最后一丝清醒，记下了这个黑色的时刻——1989年4月15日早上7时53分。
       17日上午，我乘坐的中国民航飞机终于在北京首都机场降落了。当我赶到北京医院时，父亲已在那阴森冰冷的太平间里独自躺了整整两天。一看到他那安详苍白的遗容，我又一次被自己的泪水淹没了。
       父亲就这样匆匆地走了，带走了他的坦诚和清白，却没能带走活着的人们的无尽哀痛和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