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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风格的简单生活
       在香港，郎咸平的生活很简单。如果没有特别的安排外出，那就是早上到办公室，中午还是办公室，晚上七八点钟才离开办公室回家。
       每周飞来飞去的郎咸平说自己几乎每周都要回到香港，除了家就是在办公室里面，搜集信息、做研究。这一间办公室大约只有10平方米，墙上面挂着4块世界性学术刊物给他颁发的奖牌。大办公桌上密密麻麻地放满了文件、资料和报刊。
       他在这里，已经反复研习学术研究10年了。
       成了名教授，郎咸平说对他的生活改变不大。除了在外面和大家吃饭，他会抢着请客，叫满满一桌子菜之外，他在家里的饮食很单调。黄豆芽排骨汤，大白菜豆腐汤，加个肉丝加个咸菜。他说年轻时候就喜欢这么吃饭，45岁之后更加喜欢。
       当然，周游各国的郎咸平的生活也不单调的，他会自得其乐，某种意义上他的生活内容甚至很丰富。
       在北京，他也会悄悄约上几个海外的教授朋友或者三五知己，去后海或者其他非常传统的地方，一边看着夕阳一边小酌。
       很多办公室的女孩子们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当郎咸平听到她们说买衣服和哪里吃饭的时候，会觉得无聊。她们会说，郎咸平是个不讲究吃、也不讲究穿的人。其实可能只是看到了他工作起来的一面。
       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懂得穿和吃的人。例如，每次上电视做节目之前，他都会在汽车里面，拿出刚刚洗熨好衣服换上。而在电视台的化妆室，则是这位桀骜不驯的激情学者少有安静的时候，他会一声不吭非常配合化妆师的摆布。
       在香港，他会去尖沙咀各种有特色的酒楼喝茶，吃火锅，见很多三教九流的朋友。由律师到内地的机场服务公司，他的交游绝对广阔，而且他听别人讲起他们领域遇到的事情，也津津有味，完全没有讲课或者接受采访时候的横眉怒目。
       有时候，他也颇为善解人意。有一天，一个台湾朋友，一定要拉他去尖沙咀东部某个台湾酒家吃饭，他也就与我一同赴会。结果，虽然朋友点了很多名菜，他也耐着性子坐了很久，但是宴席散后出来，他偷偷跟我说，这个地方，以后千万不要来，实在太不好吃啦!
       郎咸平常常买一份报纸带到吃饭的地方，坐下之后，边聊天边翻，然后几乎5分钟就翻完了，就把几十版的报纸放在旁边。问他看完了吗，他说我关心的那些信息都看完了。
       曾经，有一个香港新界的出租车司机陈先生是他专门约定的。郎咸平要到市区里面去的时候，就会给陈司机打个电话，让他立即来中文大学的教学楼或者他的宿舍。20分钟后，郎咸平就疾步下楼，飞奔上出租车，说一个目的地，然后陈司机就驱车前往。路上，郎咸平会很有兴致地问他，最近城市之中有什么关心的热点，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很多时候还把和陈司机的对话，写入他在香港《东方日报》上面的财经专栏里面。当然，据我观察，娱乐新闻他倒是彻底没有兴趣的。有一次他看完一个选美比赛的现场回来，也会连连摇头说那些人实在长得不怎么样!
       2003年夏天，他刚刚在尖沙咀东部添置了新物业。离开在沙田的校园，便于更多的社会活动。而他也无限唏嘘地对笔者说，他在香港的这个新家，都是从无到有自己一点点重新建设起来的。不过，他也清楚地表示，未来的时间，他会更多地投入在内地上，因为内地给他很多澎湃的激情。
       郎咸平长期抱怨香港社会缺乏文化底蕴，很多人看问题太浮浅太商业，没有学术研究的氛围。和很多所谓大众化报刊记者打交道的经验，郎咸平也感到啼笑皆非。所以他虽然在香港研究，但是更加愿意在内地进行交流和传播，因为“那里学习的气氛浓，整个社会很有活力，我很看好内地未来的发展，无可限量”。
       情牵内地的幽默中年
       郎咸平的感慨来自于他在内地的学术活动得到的广泛认同。他觉得自己的潜力在这个庞大的空间得到不断的发挥。
       “我喜欢对尽可能多的人传播我的学术观点。”郎咸平对于他经常性的曝光觉得“挺好”。2003年的春节前夕，郎咸平教授专门到深圳，和几位经常联系的媒体朋友谈起他准备上电视做财经评论的节目。当时一位和他交情很深的主编就委婉地表示反对，说这样对你的专业形象不利，容易让人觉得你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啊。郎咸平大笑，这有什么关系，“我是不是专家，有没有水平，不是上不上电视这个形式决定的。别人我不知道，我上了，也是谈我深入研究的结果，不可能沦为什么公共知识分子的。”朋友心有不甘地说，不是那么简单的，老上电视，会影响你的学术研究，变成为评论而评论，到头来会变得失去本来专业的。
       “哈，我除了研究就是评论，我不怕这个东西能够把我改变，我就是要试试。”郎咸平偏不信邪。结果，先是凤凰卫视，然后是上海电视台的第一财经频道，郎咸平找到了一个能够充分发挥他展现学术见解以及演讲天赋的舞台。一年来，他的学术观点比起以往的一年，影响大了许多，尤其在上海地区。郎咸平在上海第一财经的“财经郎闲评”短短的半年内就受到了上海各界的欢迎，而且还受到了外电的极度关注。
       《金融时报》说，上海妇女的三大爱好，Louis Vuitton（路易维登）的皮包，Cartier（卡提亚）的手表和“财经郎闲评”。有记者2月25日陪同郎教授到上海渣打银行办事，目睹了这一幕。当时已经下班了，还没有下班的10余位女性职员一起蜂拥而上，要求郎教授签名拍照，把男同事完全挤在后面。
       关于他的广告不但满档，而且收视率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是全上海各类节目收视率的前三甲。这种成就和影响力令人咋舌。由于外电的连续报道，华盛顿大学的MBA学员透过各种渠道希望能来上海参加他的节目。
       在长江商学院的一次论坛上，一位教授讲的是“中国企业如何做大做强”，而郎咸平讲的是“企业不能做大做强”。主持人事先看了看两个人的题目，和郎咸平商量，能不能改一个题目，郎咸平不假思索地断然拒绝：“不改，坚决不改，就讲这个，要不就不参加了!”
       前面的教授讲如何做大做强，后面郎咸平紧跟着完全否定，他的口才与激情完全盖过了对方，而郎咸平相信，在内地，他提出的问题真正能够得到重视，他才能放心将自己的学术心得与社会分享。
       一般来说，看他的言论文章，常有人以为郎咸平是书呆子，是不识时务的教师爷，其实，只要接触过他，就知道这位能够在香港挑战十大投资银行和富豪家族者断非浪得虚名。能够因为公事，弄得大财团下不了台，私下找他商量和解，在香港和国际上也不是很多的。
       郎教授曾有一段长时间在深圳办公。吃饭的时候，郎教授最能够发挥眼观六路的特长，最多有1 ／ 10的注意力会放在饮食上，如果你说了他特别感兴趣的专题，他两只眼睛盯住你，而手在下意识地将很细的牙签放在嘴中将它撕成一条条细末，而当你话一停，他会立刻把你的话接住，而且上一秒钟刚刚说完股市应该如何如何的理论问题，下一秒钟就会突然以极快的频率叫：小姐，怎么菜还不上来，如果3分钟还不上来，全部都退掉。结果，有一次上菜真的是慢了，于是老郎很干脆地坚持退掉迟来的5个菜，而且连部长来说项都不行。在座就有一位证券公司老总来劝酒楼部长，“哈哈，是你们先不对就没办法啦，这位先生较真起来谁都不给面子，你们和他再罗嗦也没有用的啦。”
       还好，除了一本正经地皓首穷经之外，日常生活里面他是一个充满幽默感的人。例如郎教授的大儿子有三怕，最怕和他爸爸一起出去吃饭，因为郎教授经常不给面子当众批评菜肴和服务人员；二怕问他爸爸财务学的问题，因为郎教授经常不给面子地骂他笨；三怕带自己女朋友给爸爸看，因为郎教授经常不给面子说她丑。
       北大EMBA第一届金融班学生，曾经问讲台上神情严肃的郎教授，如果不是做学者，你最想从事的职业是什么，刚刚还在深入分析企业管理得失的郎教授就冲口而出——歌星!实际上，平时郎教授偶尔也会在唱卡拉OK时候一显身手，他有三首最拿手的台语歌，分别是《海海人生》、《车站》和《爱拼才会赢》。
       有记者专门问过郎教授是否喜欢旅行，思维活跃的郎教授的回答让人忍俊不禁。他说，如果国际金融机构邀请他去演讲的地方挺好的话他才会顺便旅游，否则他绝不会为旅游而旅游。根据记者了解，去年10月份经济合作组织（OECD）邀请郎教授到印度做专题演讲，根据郎教授的说法，他实在不想去该“荒凉之地”而最后取消该演讲。郎教授告诉记者，他曾接受了奥地利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的邀请，针对“大欧洲经济潜力的成功之路”做个专题演讲。郎教授说他所以愿意接受邀请是因为家人想去维也纳shopping。但最后还是因为国内事务太过繁忙而取消了该演讲。
       教授理财非强项：郎咸平的金钱观
       生活中的郎咸平像学术上一样简明扼要。他从来不避讳谈钱。他在企业的讲课都是明确要收费的，而且是“税后”。价钱现在流传是4万元一场。有报刊找他约稿的时候，即使是再熟悉的，他还是张口就问：“你们一个字稿酬多少钱？”他谈钱的理由有一个到处跟人说的开玩笑版本，那就是“我要养家糊口。我这样耍嘴皮子、爬格子挣钱是很辛苦的”。而他私下跟我有一个严肃版本，“要一定的稿酬是为了维护学术尊严。太便宜甚至白送给别人的文章，别人很可能不会尊重，处理起来也会不够重视的。”
       郎咸平身上也有精明的商人气。他倒是不羞于讨价还价。让宾馆服务生送瓶矿泉水，声明要“免费的那种”，“没办法，现在还是原始积累阶段。”别人请他讲课，他也是：“说清楚，要钱的，但我一样该骂公司的时候还会骂。”最后再加一句“收费是指税后价格”。
       不过，虽然郎咸平摆明车马谈价钱的架势，但是他言利的做法有时候还是不乏知识分子气有趣的一面。
       某次，珠三角地区的一家民营企业专门求见郎咸平教授，我也在场，目击了活生生的一幕。年轻的企业创始人非常热切，希望郎教授能够成为他们公司的高参，许以优厚酬劳，好让他们能够尽快做大，最好能够有什么快速完成积累的财技传授。郎教授则正色道，你最好放弃这个做大的念头，因为这样你们会死得很快!至于财技，我也不会，我只知道怎么揭露那些侵害中小股东的做法!虽然其后双方还是客气地谈论了一阵子。但是这个公司最后再也没有找郎教授了。
       一方面，他在自己的劳动报酬方面光明正大地要价，而对于一些交易他却毫不犹豫地拒绝。
       郎咸平在研究中保持了自己一贯的独立风格，他说自己从来不与企业的管理层接触，他通过公开的数据与自己的调查进行分析。在研究德隆时，他的助手跑到各个省市，“能找的都找了，到各地工商局查找，资料有这么一大摞。”郎咸平说着，比划了一个一米高的厚度。他在做德隆与TCL的分析研究时，就有人找到他，希望他不要写那些文章，但郎咸平果断拒绝。“如果他们公开的数据是假的，他怎么可能在见到你时给你说真话呢？我就是要保证我的研究的独立性，我不想受任何人的影响。”
       郎咸平经常提到的，就是他爸爸是完全没有把做生意的智慧遗传给他。1949年国军败退青岛，他的父亲是国民党陆军上尉军官，别的军官都带着一箱箱黄金白银，他的爸爸却带着一箱青岛啤酒，“我爸爸另外身上带着3块大洋和我妈妈就上路了。那时我妈妈还怀着我哥哥，坐在船上，波涛汹涌，我爸爸花了2块大洋给我妈妈买了一个床位让她睡。到台湾的基隆下船，一下船第一次看到香蕉，因为以前没见过香蕉，又花了一块大洋买了一串香蕉，从此身无分文。”
       他还常常提到他父亲的另外一件趣事。
       1983年，已经为人父的郎咸平一边做记者，一边申请留学。而他当时寄发了7所美国大学研究生院的入学申请，“我的运气不好，只有一所学校回应：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而且没有奖学金。年轻的我当时也慌了神：看来老师说得没错，我是没有什么前途了。惟一一家接受我的学校，竟然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学校，不知道有多烂的学校!真的，不是说笑，我到了沃顿才知道这所学校原来大名鼎鼎。现在国内对沃顿是妇孺皆知，沃顿的名声如同洪钟巨鼎，令人仰止。不过80年代初的台湾，消息闭塞，很少人知道沃顿。”
       当然，紧张之处还在后面。“1983年的台湾和现在的内地经济水平相仿，当时我们家有两幢房子，其中一幢我妈妈把它卖了2万美元，准备给我出国交学费用的。可是我爸爸还想拿去做生意，他跟我妈妈讲，你放心，我下个月就还你，我发誓还你，还好我妈妈长了心眼没借给他。如果借给他的话，到现在我还得再等着那笔钱出国呢。”
       记得以前在美国的时候，一般的教授大约10万美元年薪，税后实际到手的只是55000美元，折算成每一个月就是美金不到5000元，房租2000美元，汽车400美元，如果还要出去旅游的话，开销就更大了。那时候，年轻教授最怕的事情，就是学生找上门来请教问题，因为谈完了教学，到了吃饭时间，出于面子关系，就得请学生吃饭，吃完了就心疼。我因为教学多，还算好一点。
       这么多年来，郎咸平既不炒股票也不买基金，对这些投资一概敬而远之，宁愿把钱存银行。
       2004年德隆事件爆发后，郎咸平深刻地感受到，“这个社会对我有着相当的期许，我现在是身不由己，2003年以前，我告诉自己，我必需保持实质上的独立，但现在很难了。我强烈地感受到媒体和股民已经开始要求我保持实质以及名目上的客观和独立。2004年德隆事件爆发后，企业家对我的预测能力感到十分震惊，因此这两个月虽然有上百家的公司要求我担任独立董事或顾问，但我现在已经不可能再担任任何职位了，这就是为了符合这个社会对我的期许。”
       说到这里，郎咸平边大笑边说，“现在完全的客观和独立带给我的最大问题是私房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