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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到巴黎学画的，我们在地铁上认识。她在地铁上拉琴，不看人，目光也是不带表情的。巴黎的地铁里，艺人很多的，拿了乐器走进一节车厢，演奏。几首曲子之后，拿着塑料小杯子或是乐器盒子，从车厢头走到尾，也不言语，刚才听了演奏的人中就有的把硬币放在里面，只是那样的人很少。她拉小提琴，没有自娱自乐的笑容，没有表演的低头鞠躬的动作，她提了琴盒走进来，拉琴，演奏之后也不走动着收钱，而是站在原地停一会儿，等到地铁到了下一站，她就提起收好的琴盒，和来的时候一样，走出去。
       偶尔有带着孩子的妈妈要小孩子拿了硬币跑到她面前，放到她的手里。她是不肯用琴盒装钱的，又绝不会在演奏的时候在旁边放一个小杯子。而带着孩子的妈妈也并不总是出现的。这样，她的收入就要比其他人少好多。至少，我看得出来，于她，这样的演奏绝对不是一件快乐的事。在荷兰，街上常常能看到几个孩子组成的小乐团敲敲打打，用目光微笑着向过往的人们问好，那个样子很像国王。
       她提着黑色、古旧的琴盒的姿势，让我觉得是风沙中穿行的不得志的武士。
       她在我常坐的这班地铁上演奏，一般是傍晚时分，我猜测那个时候她刚刚下了艺术学校的课。后来，她给我讲哪里有什么艺术学校，不过是一个蘸了墨汁的语言学校。
       我笑，蘸了墨汁的语言学校?
       就是黑心的语言学校。她也笑了。
       来这里之前没有申请过艺术学校吗?
       那怎么可能得到留学签证?
       只是想来了再慢慢申请，也没有关系的。下了飞机，中介就蒸发了一样。从戴高乐机场就我一个人了。她不看我，只是自顾自地说。
       她只是要说话。对，她说那不是倾吐，是说话。在他乡，和一个契合的、有共同母语的人说话。出了戴高乐机场，就是找住的地方。用在国内磕磕绊绊学会的法语询问，一个人拖着30多公斤重的箱子，背着出来之前每个缝隙都装满东西的双肩书包。在巴黎迷宫一样的地铁里转了无数圈，倒了很多趟才到了巴黎中国人聚集的十三区，找到了一家中国人开的旅馆。安排给她的第一个房间是那种放了很多床铺的。先她住在那里面的有一个长得像汉堡包的美国人——两个半躺在床上聊天的黑人，她进去了又拖着箱子出来了。找到老板说，我加钱。要一个人的房间。你不知道那个晚上我怎么过的。她看了我一眼，目光又深远了起来。我把屋里面的所有的大件——一个木头的大衣柜、一张小方桌、一把椅子，全部抵在门后面。干完所有的一切，我一下子瘫倒在床上，一睡就到了第二天。
       那个时候真以为是在梦里，不很美好的梦，以为梦醒之后就会和爸妈在家里。知道会是想家的，没有想到在这里的第一天就开始。你知道，我不是一个恋家的孩子。那屋子的窗外是紧贴着的另一堵墙，天亮了也不知道。早餐自然没吃，直睡到第二天下午才醒来。醒来还是觉得在梦里。到巴黎的第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她不看我，不看眼前的水杯。干涸的嘴唇翕动着。
       后来和同样来考艺术学校的女孩认识了。和你一样，她在地铁上认识我，邀我去她住的地方看看。那个时候，我像一个惊弓之鸟，对一切都充满了戒心，她是中国人又比我小，而且想到自己每天住旅馆，钱很快就会花完的，于是点了点头。
       那天，我住在她那里。然后，我和她一起合租了那房子。那时，我心里面除了感激还是感激。觉得千山万水的，在这里有了一个姐妹。因为她比我小，平时就很照顾她。
       我每天帮她练琴，我和那个女孩商量好一起要考艺术学校，她说她累的时候，我就说坚持一下，一下就好了。就这样每天挣钱，练琴。
       那个女孩说她来负责收集资料，后来她瞒着我填了报名表。直到听到其他人无意中说起，我才知道早已经过了报名的时间，要等来年了……那段日子，记得巴黎一直是阴天。
       我连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力气都没有。辗转从其他人口中得知：那一年的巴黎艺术院校严格限制留学生的入学名额。原来如此，现在我已经不怪她了。“森林法则”就是这样，你必须要为自己的生存考虑。
       她低下头，抿了一下嘴唇。可是后来，还是中国人，一家中国餐馆的夫妇帮了我。他们辞退了一个来这里工作了一年的肯尼亚人，雇用了我，我在这里活下来了。
       我趴在桌子上，仰着头听她讲。
       夏天的时候，我去南部的葡萄园挣钱。不是我们国内那种很高的葡萄藤，那里的葡萄藤都很矮，要弯下腰去采摘的。每一天都很辛苦，你不知道，每天晚上收工之后，躺在床上，再也不想起来，腰疼得像是要断掉似的。
       一起工作的一个法国男孩子，每一天都送药过来。因为摘葡萄很辛苦，手臂上总是一道道划痕。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每天我回到住的地方就看到创伤药放在床上。一周之后的傍晚,在葡萄园，我耐心地听他说，他已经按着东方人的方式默默地喜欢我了很久。而不是一开始就告诉我。他说的很久，是指他没有和其他的法国男孩子那么直接第一次见面就说我爱你，而是在一周之后才“通知”我。
       葡萄园里有风吹过，我告诉他只学会了用东方人的方式是不够的。你不知道吗?东方人看起来都很小的。你几岁，18岁，还是19岁？我已经快30岁了，东方的女子，看起来总要比实际年龄小好些。说完这些我径直回寝室。开阔的葡萄园里绿色的小葡萄在傍晚的紫红的晚霞中，让我想念起国内夏天午后妈妈洗给我的紫葡萄。
       我的话他似乎没有听进去，创伤药仍旧是每天按时地出现在我的寝室里。同屋的女孩子只是在我每天走进去的时候冲我眨眨眼睛，她们人都很好。
       像是一个故事的开头。然后呢?
       没有。我离开了葡萄园，一切就结束了。我是来这里学琴的，总有一天要站在法国的音乐厅里演奏的。她说这话的表情，让我想起她在地铁上拉琴，固执地不肯为了多几个硬币而展露笑颜，我了解。
       她很温和地说，法国男人很浪漫，但他们不会对自己的付出无所谓的。他们觉得表达了自己的情感，女孩子不喜欢，就绅士地离开，不会缠。所以很好，至少当今天我提起他的时候，印象中是一个很好很好的男孩子。
       从葡萄园回到巴黎后两周内，我没能来巴黎地铁里拉琴。小提琴手的手臂不应该是有伤痕的。也多亏了那个男孩子的药，我的伤也只用了两周就好了。现在已经看不到疤了。她伸出手臂给我看。
       有些伤痕看不见不等于不存在。好像在巴黎坚持自己梦想的人总是很艰难。
       有的时候我会想家，想西安冒着热气的大碗的羊肉泡馍和回民街的烤肉、柿子饼。我原来一直以为那里不是拉小提琴的地方，坚持要离开。其实很想呐，她又笑了一下。
       仍然每天去坐地铁，不久我就要结束在这里的游学回国。偶尔在巴黎的地铁里仍然可以看到她。她，是看不到我的，因为她只是拉琴，并不看人的。
       秋天的时候，我离开了法国。回到了西安，也是她的家乡，继续我的学业。国庆节的时候，她发了一封E-mail给我，说她被一直要报考的艺术学院录取了。我的喜悦，那样由衷，拉住旁边的同学却不知道怎样和她说。
       于是走出校园。夜晚很静。我走在夜晚的西安。
       不知道远在巴黎的她是否可以听得到。我在这如水的夜里却听到了她的琴声，那琴声穿过晃动着铃铛的大雁塔，抚过月光下的城墙。我想，从此她的笑容应该有了表情吧。她的琴声也应该会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