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ace="15" vspace="5" align="left">
本书为中国台湾学者汪荣祖以英文原版的《追寻失落的圆明园》，并被全美研究图书馆权威期刊《选择》评为2001年度“各学科最佳学术著作”之一。本文历数圆明园屡遭劫难，并何以成就如今之破败的残景的历史背景，值得一读。
圆明园如果没有在1900年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期间遭受到第二度焚掠的话，已经局部修复的部分应该可以保存下来。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一起于1900年的8月5日逃走，再一次让北京落入外国入侵者的手里。1900年的入侵者甚至比1860年的人数更多而且更为凶残。他们又一次展开抢掠和纵火，范围更广，持续更久。
抢掠的地点包括有钱人和满洲贵族的家，掠夺者不仅仅是军队，外交人员与传教士亦参与其中。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在抢掠现场看到，那些掠夺者的争抢场面只能用暴动来形容。
非常多的中国俘虏遭到残暴的虐待和无情的枪杀。对于这种极端暴行所作的报道和见证，让当时一位美国作家感觉是“这些中国人遭受的对待就像罗马暴君尼禄在位时期的基督徒”。值得注意的是，大约在入侵的一年前，这八个列强全都加入了1899年的海牙公约，明文禁止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战时抢夺和恣意杀戮。
新建成的颐和园跟残破的圆明园都遭到了摧残。八国联军轻易地夺取并占领了北京，机动性强的德国骑兵为追赶董福祥的败军而深入内蒙。在返回之后，这些德国兵、英国和意大利的军队驻扎在北京的西北，他们劫掠包括圆明园在内的所有宫苑。当冬天来临时，他们就从圆明园里取出木门和窗框来燃烧取暖。自19世纪70年代完成的所有修复工程因而全都消失殆尽。跟1860年的浩劫一样，入侵者为了分赃而成立了一个奖金委员会，并在英国的使馆举行拍卖会。
当这些外国军队终于撤离时，本地的无赖、窃贼和地痞流氓利用无政府状态，大肆抢劫任何他们认为值钱的东西，甚至那些被认为是保护所有宫苑的满洲旗民也参与抢劫。例如1900年9月17日，超过一百个旗民不理会圆明园守卫的警告，手持斧头和铁锹闯入长春园内环形的“海岳开襟”。他们虽然破坏了通往岛上的桥梁，但还是被守卫击退，并且大部分人被杀死。不过一个星期后，十六个旗民又趁着园里湖水结冰时回来，随意洗劫圆明园：拉倒建筑物、用马车运走可以使用的木材，以及砍掉园内巨大的松树和柏树来卖钱。事实上，这种恣意的破坏让圆明园内的殿堂楼阁完全消失，那些被偷来的木材，从柱子到窗框全都拿到附近的清河镇，堆积成一座“小山”，等着变卖。即使从园内拿走的小小木片和树枝都可以在市集上找到，并被人当做木柴来使用。结果，园里的建筑物特别是木构建筑和树木就此消失了。1900年对圆明园灾难性的破坏，并不下于1860年的那把大火。
在义和团运动发生后，圆明园的命运也成了定局。第二次致命的打击排除了修复的希望，让这座宫苑沦为一个历史遗迹而已。动乱之后的巨额赔款进一步加重了清廷的财务压力，例如在1904年，内务府减少了在圆明园里的守卫和太监人数。尽管圆明园到了1909年的时候仍然有16718人之多，但他们大部分是以前园户的成员，包括了妇女和孩童，而对圆明园来说，他们是破坏者而非保护者。
清朝的衰败和灭亡更让歹徒有机可乘，进一步来毁坏圆明园。在1911年的初秋，湖南省议会主席谭延闾已经无法再看到王闾运于1870年时曾经观看过的景物，他所能看到的就只有野草和凌乱的石块。唯一留存下来的建筑物是在长春园北端半倒的欧式巴洛克建筑，之所以尚能够辨识出来，主要是因为西洋建筑坚固的石料和大理石的地基。
中国从君主政体转变成共和制度，并未影响到圆明园的地位。末代的满洲统治者宣统皇帝（溥仪）获准拥有他在紫禁城里的宫室，并保留包括宫苑在内所有财产的拥有权，此乃1912年达成退位协议的一部分。圆明园继续由逊清的内务府监管，但问题是动荡不稳的民国政府很少会履行诺言。没有防卫能力的皇室很容易沦为腐败政客和粗暴军阀的牺牲品；不少清室的陵墓就被炸开盗宝。即使圆明园已经残破不堪，却因为其名声而成为许多贪心人的目标。
初期的北洋政府当局公然向紫禁城内落魄的清朝宫廷索求圆明园内引人注目的物件。在1915年，为了装饰在北京繁华商业区新翻修完成的正阳门，内务部总长要求内务府批准，从圆明园西北角落附近的安逸堂里，搬走两只石麒麟。在同一年，北京的军方将领要取圆明园内的假山假石。不管多么不情愿，内务府总是没办法拒绝这些索求。在这种情势之下所提出来的要求，迫使清朝宫廷只好慷慨地答应，是毫不让人感到意外的。至少有一次内务府在溥仪的同意之下，不仅爽快地答应民国政府的要求，而且自愿帮助民国政府从圆明园挑选并运送51块太湖石。
随着总统袁世凯（1859—1916）去世，政局变得更坏。伴随而来的社会动荡让圆明园的保护工作更为困难，事实上这座荒芜的园林成为盗贼唾手可得的猎物。溥仪从太监总管王和喜那里接到有盗贼闯入圆明园的报告，他除了寻求北京政府的帮助就没有其他办法了。警察捉到至少三个盗贼，他们承认在圆明园里偷走了数百块石材。可是，过了没多久那些警察甚至士兵自己都变成了盗贼。在1919年秋天的一个日子里，数十名士兵放任地在文源阁遗址上运走数十辆马车的太湖石。清室向北京的步军统领衙门提出强烈的抗议，但毫无用处。
在1919年，驻扎在西苑的边防军炮三营高副官在圆明园内犯下掠夺的罪行，而此一违法的行径激怒了溥仪，他即向陆军部抗议。据报道，这名高副官和十几人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圆明园，并用大车三辆拉运砖块。溥仪重申圆明园完全是他的私人财产并得到政府当局所给予的保护，可是当卫兵变成盗贼之后，合法的保护也变得毫无意义。因此，民国政府的朝野人士不断地侵犯圆明园的完整。最让人难以忍受的事件发生在1921年，有两营属于十六师的军人殴打婉言拦阻他们的园内仆役，强行进入圆明园犯下掠夺的罪行，他们拆毁舍卫城的城墙，搬走许多太湖石，花了整整两天时间来掠夺。事实上，没有一个人敢拦阻他们，这些军人在离开圆明园的时候，还对二十名无助的太监出言不逊。
民国政府的文职单位同样对圆明园施以贪婪的目光。在1921年，北京龙泉孤儿院逼迫溥仪将圆明园的西墙砖块和园内的湖石捐赠给他们，作为扩充院址的建筑材料，并且辩称这些废弃的物料应该用在公益上。在1922年，燕京大学的传教士管理者为了在校内建筑莫根园，要求在邻近的圆明园拉运大量的石材。这两项用途也许还可以说是用作公益，但其他人就只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在同一年的稍后，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想从圆明园的遗址“借用”一些建材给他自己使用。这位警察总监不是唯一一个提出这样的要求的具有影响力的官员，例如萧委员和万委员就到圆明园押运载满六十多辆大车的太湖石，不理会皇室驻守圆明园总管王和喜的抗议。
为了尽力防止无休止的从圆明园夺走物料的行为，三位内务府大臣绍英、耆寿和宝熙于1922年9月向北京的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强调禁止从圆明园遗址夺走任何一物的重要性。王总司令承诺会给圆明园遗址做最好的保护。但讽刺的是王怀庆总司令自己就曾经派出数百个工人手持尖锄、斧头和铲子潜入圆明园，拆下环绕舍卫城的坚固围墙，拆除“鸿慈永祜”的大墙，以及拆毁巴洛克式建筑的砖墙，以便用这些石材兴建王怀庆自己在茅湖之畔的达园，历三年而后成。
在1923年的春天，从内务府发出的信函指出，甚至连环绕圆明园外围的北大墙和西大墙都被偷拆。不久之后，东北军阀张作霖于1924年控制了北京，他从圆明园搬走了大量汉白玉，运到辽宁去建造自己的墓地。与此同时，一名富裕的德国军火商从圆明园搬走不同种类的建材，来建造他的翠华花园。其结果是使圆明园内的城墙处于迅速消失中。
hspace="15" vspace="5" align="left">
城墙被拆掉之后，人们就打园里土地的主意。当清华大学于1923年开始新的学年时，校长曹云祥正式要求清室提供邻近清华校园圆明园遗址的部分地皮，以扩充大学的用地。这位校长相信把圆明园的土地给予清华大学，将是保存古迹的最好方法。曹云祥校长虽然希望以现金购买土地，但由于经费不足而让他无法这样做，所以他建议特别对满洲籍的学生提供大约26万元的奖学金作为对清室的补偿。这项建议看来颇具吸引力，因为当时并没有一个满洲籍的学生进入这一所崇高的学府。不过，溥仪把这项建议束之案头，不做明确的回应，因为他不愿意出让任何一寸土地，他了解到一旦这样做的话，圆明园的遗址就将会永远地消失无踪。
圆明园的整体性虽然暂时得到维持，但在1924年的一整年中，园内的物料仍然不断地被人搬走。最值得注意的是，北洋政府的秘书长王兰亭直截了当地向内务府通报，要求从圆明园内的假山运走一百车的山石去建造他的私人庭园，而清室无力阻止这些损失。然后在同一年年底之前，有一连骑兵在没有知会溥仪的内务府的情况下，就驻扎在圆明园的遗址里。掌管燕京大学的外国牧师们，在1925年踏进邻近校园的圆明园，把安佑宫的石柱和工艺品搬运到燕京大学的校园内。当清室要求警察详细询问这些牧师，所得到的答复居然是，这些石柱放在校内保存会更安全。在北京市内的中山公园董事会，也认为把那些倾圮石块留在园内，并不安全，所以他们建议溥仪把残余的石料运到他们的公园内，做妥善的保存。类似的要求，陆续不断；但这位前清逊帝并不认为，另觅新址是处理圆明园遗物的最好办法。
但是溥仪的想法并未被尊重，一些具有指标性的遗物仍然被移走。好几尊外表优美的青铜兽和山石于较早时就被挪移到颐和园里；在万春园入口的新宫门有不少厢房、影壁墙、拱门和石狮子，被前清的贝勒卖给一个慈善机构作为中学的校舍；来自兰亭的石柱及一些青铜雕像、太湖石和石雕栏杆被移至中山公园；有些来自圆明园的山石被挪至南京的中山陵；卖给燕京大学的物品包括一对以汉白玉雕成的石麒麟、一座喷泉平台、几块石帘、一座石桥、许多欧式建筑的雕刻品和三根附有雕饰的壮丽华表，这些都是来自“鸿慈永祜”。北京图书馆于1930年从圆明园拿走好些物品，最引人注目的是从“鸿慈永祜”取走一对有雕饰的柱子，从长春园的大东门取走两只石狮子，以及在文源阁里取得两块石碑。
大量笨重的物料被挪走之外，被前清太监、旗民和当地居民所偷窃的许多小东西，更是难以计算。在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居民，几乎每天都目击有人从圆明园运走石雕、青铜铭文、太湖石、砖块、瓦片，和其他各种大量的建材。难怪英国作家丹比于20世纪30年代观察到，“在北京许多简陋的石匠店铺里，可以买到精美的、刻在石头或大理石上的双花环、花朵和外国主题的雕像，这些石雕取自欧式建筑的宫殿，一两块钱就可以买到”。
自此之后，人为的抢掠、火灾和气候的侵袭，使圆明园沦为不见人烟的荒野。在1931年的3月里，中国建筑协会为了唤醒大众保存历史文物的意识，趁纪念伟大的宋代建筑师李明仲（诫）逝世821周年的机会，主持圆明园的历史与遗址公开展览会，向民众展示地图、模型、手册、山石、碑文、文件、诗作和书籍等物品。这场展览会虽然引起极大的注意和吸引大批的民众参观，但是在当时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之下，历史文物的保存真是知易行难。
hspace="15" vspace="5" align="left">
接着战争爆发了，华东于1937年至1945年之间遭到日军占领后，北京（当时叫北平）附近的饥饿农民、前清太监和前清的满洲旗民，来到圆明园的旧址上挖地，想把圆明园变成农场。结果是山丘被夷为平地，湖泽被填为耕地或作为鱼池。圆明园遗址首次遭遇到从地表消失的威胁。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之后，没有立即致力于保护圆明园的遗址，中国科学院甚至想在遗址上建设一个大型的种植场。这个构思尽管没有落实，但稻田和农舍都已经存在多年，似乎会无限期地留在这里。政府直至20世纪50年代后期才通过征收方式，取得遗址大部分的土地权，但要另外安置众多的农户，是一件相当艰巨的任务。从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让情况更为恶化；在这期间，有更多的农民占用或使用圆明园的土地。圆明园再次遭遇到毁灭性的威胁。园里更多的山丘被夷平，湖泽被填平；大量茅舍在园里兴建，道路随意在园里铺设。
从1966年至1976年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狂潮，一再给予圆明园遗址更多的破坏。在这段动乱的日子里，有大约800米的破墙被拆除，1000棵树被砍掉，至少有528车的石料被运走。尤有甚者，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们在事后承认，当时他们在红卫兵的命令之下到圆明园遗址务农。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圆明园遗址上遍布稻田、工厂、学校、射击场和牧场。有一座名为“正觉寺”的喇嘛庙虽然严重失修，但却奇迹般地留存到“文化大革命”之后。这座寺庙最初是由乾隆皇帝于18世纪建造，由喇嘛住的宿舍和几个用来摆放佛像的馆阁所组成。此寺逃过1860年的大火；在1900年被义和团占住，随后在1901年被德国兵占据。这些占领者把寺内的门窗拆掉，用作燃料。具有影响力的民国政客颜惠庆于1910年代，遣散喇嘛，拆去佛像，把这座庙宇作为他的别墅的一部分。正觉寺周围许多漂亮的古木柏树被卖给清华大学作为建造宿舍之用。60年代以后的二十年之间，海淀机械修理厂不断砍掉庙宇周围的松柏树，来修造厂房和生活区。
“文化大革命”于1976年结束时，历史文物的保存最终回归到议程上，成立了一个特别办公室来管理圆明园遗址。中国政府于1980年8月，宣布把圆明园列为国家“重点古迹”，由政府来保护。圆明园遗址所遭受的无穷无尽破坏，终于可以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