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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戏剧家陈白尘1966年9月被关进“牛棚”，历时七个年头。每逢夜深人静时，他便偷偷地写下最简单的日记，以记录这个“伟大”的时代。
一九六七年
一月七日星期六
晨被派去文联大楼打扫。整个大楼污秽不堪，厕所积水数寸，坑道不通，粪便遍地。通道上都是稻草铺，房间内更是狼藉满地。一一扫清，运往后院，上下五层楼共26次，腿软如棉。至1时许始返宿舍，下午不能动弹了。
一月十日星期二
文联大楼贴出了打倒刘白羽、张光年、张天翼的大标语，路人注目。
上午继续劈木柴，下午又去大楼打扫。李葆华被缚在卡车上游行，运动初期的这一方式又出现了，不解。街上大字报极多，有打倒陶铸、李先念等等，来不及读。且闻南京有大流血事件，想到妻子儿女安全，极为焦虑。
一月廿四日星期二
去颐和园邵窝殿搬家具，送到和平里已12时半。同行者侯金镜坚邀去其家午餐，因想看看胡海珠，遂随去。胡面色甚好，但两腿不能行。听说她在“文革”初期服“滴滴畏”自杀而遇救，腿病即由于此。闲谈中胡对诸多人被斗深感不满，她说，冼宁的一篇《小黑点的故事》能算什么毒草？也要打成黑帮。胡母煮挂面饷客，但如惊弓之鸟，不时在窗口下瞰，怕有人进来撞见我。金镜虽力言无关，但食后即匆匆告去。
四月四日星期二
近来读了刘少奇过去的一些言论，回忆自己在某些时期或多或少有共鸣之处，足证自己在当时虽自居进步分子，而思想上确实存在极多非马列以至反马列的东西，这是值得深思的。但是当人们把我当作“刘少奇的走狗、爪牙”等等来口诛笔伐时，我是不能不反感的。解放以前，在国统区连刘的名字都不知道；解放后更无接触，何至竟成“走狗”？
六月十一日星期日
终日在街上踽踽独行，浏览大字报。从中略知某些人反对总理的阴谋，这真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国动荡不宁，在中央指挥若定者，总理一人而已。此等阴谋其实也是“清君侧”的故伎，假若得逞，是不堪设想的!
又由“六六通知”中，看出抄家之风、武斗之风还是未见减少。闻三军演出时大武斗，重伤者甚多，这是对革命的犯罪!许多好青年在武斗中丧生，是谁之过欤？思之苦闷难解。
一九六八年
二月八日星期四
专案组今日才正式与我见面，说是受中央委托来全面审查我的历史的，从此我的“政治地位”该发生变化了，这应该是件大好事。在审干时，我的历史作过结论，但“文化大革命”以来，又是这个帽子，又是那个帽子，连自己也难以相信自己是个什么人了。中央派人来审查，总该有个水落石出吧。
从上午起即去专案组交代自己的历史，共谈了七个小时，以年代为序，未作任何准备，也未允许作任何准备。因为最近写过材料，故能流畅地报出几十年来的流水账。谈话时令我坐中间椅上，三面靠墙各有一写字台，台前各坐一人。其一即青年大汉，姓朱；其二即陪我答复上海来外调孙瑜问题者，苍白寡瘦，闻姓王；另一人未见过。我虽背诵如流，却为许多毫无关系的枝节问题所打断，而且纠缠不清。如1926年我在上海参加了国民党的“左”派组织，这原是一件寻常事，但是却在我的职务问题上追问不休。我当时是上海文专那个区分部的负责人，记得是叫“常务干事”，但一定要我说是“支部书记”。其实国民党从来不称“支部”，更无“书记”之称。坚持这一事实，就搞了半个多小时，真浪费时间!而王姓者却冷笑曰：“你不要欺负我们年轻，以为什么都不懂!”真是哭笑不得!对这样的审查方法，未免心存疑虑，但又不能不告诫自己,必须忍耐才是。
二月廿七日星期二
依农历，今日是我花甲初度，家中妻儿一定还要稍事庆祝的，而我则苦于赶写材料，几不能支，颇为悲愤!因决定今日无论如何将其完毕。上午写四千字，下午未去参加学习，欲一鼓作气完成，但2时许又来外调，记录而去。4时继续赶写，至5时半基本完成，大大松了一口气。
下班时，约天翼同行，至春元楼购酒大饮，吃饺子两大盘，聊以自祝。天翼不知何故也，可谓自得其乐了。夜，大酣睡。
三月廿日星期三
专案组在401室召我谈话，问二问题：1．我于抗战胜利后由重庆回上海的经过，特别是坐的什么船，问得很具体。在这问题上不知有什么可疑之处。2．上海解放前夕，因形势紧张我曾由吴天介绍去一位业余木刻爱好者的家中躲避，姓陈，但忘其名，也追问不已。从所掌握到的材料上来看，审查者是明白的，被审查者则犹如在暗中摸索；从被审查者一生的历史来说，被审查者是明白的，而审查者则是在暗中摸索。被审查者不应与审查者对立，应该如实提供材料；而审查者也不应主观地与被审查者对立，才能澄清事实，而且免于浪费劳力。现在专案组在某些不必要的问题上钻牛角尖，令人心焦。但我又如何提醒他们而且获得信任呢？
专案组又令写解放前的著作目录，其实早就写过了。
四月一日星期一
专案组召去问话。见我胸佩主席像章，王迪若喝令取下。我收入衣袋里，竟复令交出，没收。悲愤难忍!热爱毛主席的权利也可以剥夺的么？
五月十一日星期六
葛洛在会上又宣布新律例：对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事实不许追问，问者等于自己炮打，等于现行反革命。如有发现，可以写材料，但也不许借交代为名，再重复炮打的事实或言论。又，我等如要核对事实，必须通过专案组，不能私自接触。
五月十五日星期三
上午专案组召我去问被捕后第二次审讯情况，并且正名，这叫“提审”。王先借毛主席语录警告我：敌人是不会仁慈的。然后则问：“在第二次审讯时，你既然未出卖过组织和同志，敌人又怎会饶过你？难道敌人会对你仁慈么？”逼我回答。这显然是个圈套，要我承认是撒谎或者是反毛泽东思想。我只能叙述事实，却不能满足要求，于是逼令中午立即写出书面材料，不让休息。
3时半写完材料交去，再作第二次“提审”。问在镇江监狱中的罪行，又逼令当晚写书面材料。写材料至12时半，方毕。这可能是“疲劳轰炸”的战术了。
五月十六日星期四
上午交出材料，立刻又作第三次“提审”，问镇江监狱中的问题。下午作第四次“提审”，问在反省院中的罪行。都是重复过去的交代，自然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于是连在监狱中读报纸也认为是罪行，我坚决否认。便又问：“你读的什么报？”答曰《申报》。则问：“《申报》是什么阶级的人办的？”这自然是资产阶级办的报纸。但当时怎么可能读到党的报刊？就连《新华日报》也还没有创刊呢!专案组于是又问：“你读了资产阶级报纸上的反动新闻，而且代为传播，这是什么罪行？”这叫我如何回答!
幸而这次“提审”没有指定再写材料，但办公室中的日志和指定的劳动都无法完成，由别人代劳了。
五月十七日星期五
9时，作第五次“提审”，问在反省院中的最后一段历史。侯聚元批评说：“还是不老实，还有重大问题没有交代!”我坚持说绝对没有。于是指令再从参加革命时起作详细交代，直至出狱为止，并限于明日下班之前交出。侯问道：“这可是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在这次的交代中要保证绝无隐瞒，你敢打上手模脚印么？”我决然说：“敢!”
材料都是已写过的，这不过是企图在两次交代的差距中找毛病罢了。前次的底稿虽然已被收去，但心中实在，也就无所畏惧。下午开始写，到下班时约得三千字。
九月十一日星期三
上午宣布13日去顺义良种场劳动，可能是一个月，先定十天。能去的都去。胡德培强调劳动态度问题，说在劳动中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是处理时给出路的重要依据之一。杨九江宣布纪律，不许乱说乱动，不许谈吃谈喝，不许戴手套劳动等等。为作下乡的准备，明天休息一天。
4时向专案组请示去劳动问题，回答说等通知。5时40分再去，说再等十分钟。最后侯聚元终于来通知：“可以去。”劳动也成了权利。
十月廿九日星期二
昨日请假看病未准，今日果然又“提审”，是第三个“战役”开始了。上下午共四个多小时，“提审”形式有了变化：三张写字台围我而放，三人都面我而坐，俨然小型法庭。只是王迪若早走了，代替他的是另一矮小的湖南人。另有二女同志作记录。所问的是出反省院以后到抗战之前这一时期的社会关系，主要目的在问与敌人什么机关、什么人物有过来往。是由叛徒而怀疑为特务了。形势虽紧张，心中倒坦然了。出反省院后，我未按规定去县党部报到，也未按规定与伪院通信汇报，却潜居于上海法租界，并在《还乡杂记》一文中骂了伪院，这都是他们认为不可理解的，因而是假的。甚至以为那篇文章是国民党的“苦肉计”，故意让我写出作为蒙蔽进步文化界的。所以他们说：“你是个叛徒，怎么敢骂反省院？”又说：“你骂了国民党，国民党怎能饶过你？”我说，那时是住在上海法帝国主义的租界里的。于是又问：“帝国主义与国民党难道不是互相勾结的？”这真是无法说得明白了。以形式逻辑推理，自然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
最后给我的结论是“不老实”，我力辩没有不老实之处，朱祖雄拍案而起，大声喝问：“你会见过马树模么？”马与我同案，我承认在马路上碰见过她。于是又喝问：“你在汇报中为什么不交代？”这便是论断我为“不老实”的“证据”，亦即尚有重大隐瞒处了，勒令写出书面交代。
一九六九年
八月八日星期日
侯金镜同志今晨突然逝世，令人悲痛难已!昨日他随菜班来大田劳动，返连以后孙德海还要他为菜地担水，连续挑水十担。夜10时，心脏病猝发，不及抢救，延至凌晨溘然长逝。孙这个“积极分子”是间接的杀人犯!侯是有名的病号，即使不给照顾，也不能如此折磨人啊。侯在鸭班时，即因时时发病，感到危险，我才建议排长调他回去，加以照顾的。不期侯回到菜班即顶替了我原来的位置，而且加重了劳动量，与我之初衷完全相反。“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我无意中作了帮凶，思念及此，更于悲痛中增加无限悔恨!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对目睹的许多现象极为不满，曾言：“如果国内产生马列主义小组，我要参加!”（大意）为此，一度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如今已临近解放他了，又折磨致死，一个相当好的党的干部遭到如此下场，是一大悲剧!全连中可以谈谈的几个人，冯牧走了，金镜死了，我则更加孤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