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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8月24日，是我的父亲老舍先生乘鹤西去的37周年忌日。不论山川如何巨变，岁月如何流逝，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都始终栩栩如生地镌刻在我的心中。
       父亲郑重其事地叫我：“舒乙，你好”
       父亲原名叫舒庆春，1899年2月3日出生于北京一个满族贫民家庭。1918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毕业后，任过小学校长和中学教员。1924年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做汉语讲师，并从事小说创作。1930年回国后任济南齐鲁大学、青岛山东大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下赴汉口和重庆，并被选为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兼总务部主任。1946年3月，父亲接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并写作。1949年12月12日，他从美国返京，担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父亲一生写了约计八百万字的作品，并曾因创作优秀话剧《龙须沟》而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
       我的母亲胡青原名玉贞，1905年出生于北京一个满族普通人家，少女时期就喜爱美术和文学。1931年，她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并在同年7月，与相知相恋一年多的父亲喜结良缘，开始了他们历经磨难而又丰富多彩的人生之路。母亲早年先后在济南、青岛及重庆等地任教。1951年拜齐白石为师并深得其真传。她1958年起出任北京画院画师，为一级美术师。
       父母一共生育了4个儿女。我的姐姐舒济，大妹妹舒雨，小妹妹舒立，如今都事业有成。
       我幼年受到母亲的影响爱画画儿，父亲特别支持。每当家里有客人来，他都会对我说：“小乙，把你的画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吧。”他既给我表现的机会，又鼓励我发展正当的特长和兴趣。这样，我也喜欢到我家附近的小山坡上，煞有介事地做出认真写生的样子。这时候，父亲只要有空，就会兴致勃勃地踱过来，同我一起坐在草地上，拿过铅笔左描右画说：“来，爸爸教你怎么画……”父亲本来不会画画，但因为他是师范出身，会教，有一套一套的理论，也让我受益匪浅。
       我们几个小孩子兴起了集邮热，便到处收捡信封。父亲知道之后，不仅帮助我们一起搜集，而且还经常给我们详细讲解外国邮票上的英文意思，使我们从邮票中获得了很多知识。另外，他对我喜欢唱歌、刻图章及积极参与学生会的社会活动，都很欣赏赞同。
       1946年3月，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父亲与曹禺先生赴美讲学。当时，家里最高兴的一件事，莫过于收到父亲从大洋彼岸寄回来的信件和礼物了。1949年底，父亲应周总理的邀请回到北京，用100匹白布买下了东城丰富胡同19号一个小院儿，准备全家团圆。
       1950年初夏，我们从重庆坐火车去首都。那时我已是一个15岁的半大小子了。父亲焦急地站在月台上迎接我们，他一看见我走下车厢扶梯，突然微笑着把手伸了过来，并操着那一口地道悦耳的京片子说道：“舒乙，你好!”父亲这种郑重其事的举动，可把我吓了一大跳。原来，从小到大，还从来没有人跟我握手寒暄过呢。一直以来，母亲及周围的大人们总是叫我“小乙”的小名，从来也没有人说“舒乙怎么怎么样”。可是，万万想不到自己的父亲久别重逢的第一面，却给了我如此耳目一新的“突然袭击”!他实际上是在传递一种信息，也是他的一种主张：自己的子侄辈，只要达到了一定年龄，大家都是平等的，都是一样的。
       进入新家中，院子里的各种菊花姹紫嫣红。我们姐弟几个兴致勃勃地参观各个房间，发觉父亲按照自己的兴趣和风格，把这里装点成了一个文人之家。
       父亲非常喜爱这个家，他自己亲自动手布置陈设，每天仔细打扫，还用花木精心装点。在他和母亲的苦心经营下，这静谧宽敞的小院仅菊花就有几百盆之多。
       父亲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作家，写作是他的职业与生命。有时候，我们兄妹几个一在家中忘乎所以地疯吵疯闹，母亲就会赶过来摇手制止说：“喂，你们爸爸正在动脑筋写作呢，可不能大声吵闹打搅了他！”我向妹妹伸了伸舌头，赶快连连点头：“妈妈，我们知道了……”兄妹几人一哄而散。
       “不用把成绩看得太重，只要及格就行”
       随着年岁的增长，对父亲的感情和理解也与日俱增。他每天都在写，都在工作，从未有过节假日。即使是在举国欢庆、万家团圆的除夕之夜，他也不忍就此搁笔，总是想方设法做些与创作相关的事情。譬如，常常制做一些谜语，让我们来猜。这样既活跃了家庭气氛，又保持了他自己创作的连续性。
       在几个姐妹之中，数小妹妹舒立跟父亲一起生活的时间最长，也最受父亲的宠爱。本来，母亲早有规定，为了保证父亲安静的写作环境，任何子女的同学都不准带到家里来玩。可是，一到了小妹逐渐长大，母亲就慢慢开禁了。当小妹的同学来家串门时，父亲不仅非常欢迎，还爱与小姑娘们开玩笑。
       我们姐弟几个在家中的自由度非常之大，父亲从来不虎着脸管教我们，连我们学习成绩好啊坏的他都不管。小妹妹上中学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回到家中大哭鼻子。父亲觉得十分奇怪，连忙盯着舒立轻声细语地问：“咦，你怎么了?”妹妹撅着嘴抽泣说：“爸爸，我的数学只考了60分!”父亲的眉毛扬了起来：“60分?60分也很高嘛!你比爸爸好嘛，我小时候的数学还净不及格呢!”妹妹半信半疑地说：“真的吗?我可不相信!再说了，我如果老是考60分的话，将来考不上大学该怎么办?”父亲乐呵呵地说：“考不上大学，你就待在家中好了，我来教你英文!”回忆父亲的教育思想，按照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也是极其超前的。
       我1953年6月北京二中毕业后，顺利通过了留学苏联的考试，父亲对此非常高兴。我被国家派往苏联列宁格勒基洛夫林业工程大学学习林业化学工艺专业，1959年学成回国。在我异域深造的5年里，父亲3次到苏联开会，都曾专程到列宁格勒去看我。
       父亲特别尊重我们的兴趣，从不干涉我们选择专业，当我们姐弟4人先后上大学的时候，尽管没有一人选择文科专业去继承父亲的衣钵，父亲非但没有丝毫的懊丧和遗憾，反而显得非常高兴，十分支持我们。
       父亲对我们子女的婚事，同样采取了理解、超然的态度，充分尊重孩子们的自由选择。在我举行婚礼的当天，他兴高采烈地请了两桌客，招待亲家和少数老朋友。饭后，大家都起哄请他表演节目，他十分风趣地说：“各位，我如今当了公公，就不再好意思当众唱戏，因为那不太‘雅观’。干脆，咱们改说故事，行吗?”父亲绘声绘色的喜庆故事，乐得众人前仰后合。
       “舒乙，你带了几根皮带”
       虽然父亲把我当成朋友对待，还常常和我讨论一些严肃的问题，我反而常常强烈地感觉到，在他心里我永远都是他的小孩子。只是作为一个男人、一个老人，他表达关心的方式极其可乐。有一次，我已经是将近而立之年的国家干部了，因为要去东北出差，临行前特意向父亲告别。他很关切地问我车票带了吗，我说带好了。想不到这时他又说：“咳，你还是拿给我瞧瞧吧!”那时候的车票是小小的硬卡片，我非常费劲地从内衣口袋中掏出车票，他接过去仔细看了看，知道确实有车票，他才放下心了。更加想不到的是，父亲又出乎意外地问：“舒乙，你带了几根皮带?”我大惑不解地答：“什么几根皮带?只有一根呀!”他摇了摇头说：“不成，我看应该要两根!”我还是不懂，追问道：“爸，干吗要两根皮带呀?”他摇一摇头又说：“不成，我看应该要两根!”他一边起身找出一根皮带，一边神情严肃地解释说：“嘿，你们年轻人考虑问题不那么周全。我问你，万一那根断了呢，那非抓瞎不可。来吧，快把我这根也拿上!”“哎哟，爸，您可真逗……”我感到好笑地转身跑掉了。后来，想起父亲询问的这两个奇怪问题，让我整整笑了一路。总而言之，深厚的父爱表达得竟是如此奇怪独特，真让我回味无穷感慨不已!
       我永远也难以忘怀，1966年8月23日下午，刚强不屈的父亲被人从北京市文联办公室拉出去，遭到了残酷的污辱和毒打。直到8月24日凌晨两点，母亲才能把父亲接回家里，含泪为他清理了伤口。父亲当时一再对母亲说：“我没有说过违心的话，我相信，毛主席、周总理是理解我的，人民是理解我的。”接着，父亲莫名其妙地问母亲：“家里还有多少钱?够孩子们养家口吗?”
       8月24日一早，父亲劝母亲去忙自己的事。母亲前脚刚走，父亲也出了门。
       当我闻讯由单位赶回家的时候，家里已大乱，因为父亲不知去向。几小时之后，总理秘书处打电话给母亲，说周总理已经接到紧急报告，正在设法寻找老舍先生。到了8月25日下午，我才得到通知到德胜门西边豁口外太平湖去处理后事。父亲头朝西，脚朝东，仰天而躺。他没戴眼镜，眼睛是浮肿的。他的头上、手臂上都是已经凝固的大块血斑，还有一大片的青紫色的淤血。他，真是遍体鳞伤。
       我坐下来，一边看守死去的父亲，一边等待母亲的到来。那一夜，我不知道在椅子上坐了多久。天下起雨来，是蒙蒙细雨，我一动没动。顺着我的脸流下来的是雨水，还是泪水，我分辨不清。
       父亲离开我们37年，可我真正懂得父亲，是在他去世之后的日子。我看了他的全部著作，采访了他的很多朋友。1978年起，我继承父亲的衣钵，开始从事业余写作，1984年调入中国现代文学馆。现在已出版了《我的风筝》、《小绿棍》、《梦和泪》等12本著作。目前我作为老舍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的推广者，拥有作家、文学评论家、现代文学馆馆长、老舍文化研究家等等头衔，事实上，这些我都不在意，我最珍惜的，是父亲给我留下的一些文字财富。
       我会继承父亲遗志，继续走文学创作之路。父亲，您安息吧!